希望感與復原力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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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recovery)，是因為其具備有樂觀的解釋風格(Feiring, Taska, & Lewis, 2002)。Toner與Heaven(2005)研究對於與同儕相關事件採取悲觀解釋風格的 兒童，進行長期縱貫性追蹤調查，發現這些具備悲觀解釋風格的兒童兩年 後可能有較高程度的孤單和沮喪感。Schulman與Seligman(1994)也同樣指出 悲觀解釋風格者，有較多的沮喪、較差的生理健康及較低的成就，且以悲 觀角度看事情的人比較常使用醫療及心理健康照護系統。

樂觀解釋風格與較佳的復原力相關，即使遭遇負面回饋亦能預期較佳 表現(Seligman, Nolen-Hoeksema, Thornton, & Thornton, 1990)。Panak與 Garber(1992)也發現悲觀解釋風格與同儕拒絕，以及與逐漸增加的沮喪感有 顯著互動關係。Stevens與Prinstein(2005)也同樣發現同儕影響的效果，朋友 的沮喪傾向能預測之後階段的青少年解釋風格類型。綜合上述，解釋風格 對個人的孤單與沮喪感等情緒調適確實有影響，亦即解釋風格和復原力的 關係具有正相關。因此可知，樂觀解釋風格應可作為個體內在保護因子，

能有效提昇個體復原力；相反的，悲觀解釋風格則應可視為個體內在危險 因子，會影響個體復原力的效能。

第四節 希望感與復原力之關係

壹、希望感的測量

Snyder與Feldman(2000)指出除了應該提升個體的希望感之外，也應該 強化提升整體互惠的希望感(communal hope)，才能對整體社會更有助益。

Arndt(2004)強調希望感的跨文化觀點，嘗試以Snyder的希望感理論應用在 以「個體」(individualistic)和「群體」(collectivistic-interdependent)或「群體 中心」(group-centered)兩種不同文化脈絡之下，對於希望感構念的內涵及 意義進行質性研究，歸納出獨立自我觀的希望感（意志思維、徑路思維），

以及相互依賴觀的希望感（家庭、社區）。因此學校教育人員不但應注意 學生的整體希望感，也應該關注特殊領域及特殊目標之希望感，因為只有 考量整體的希望感才能理解個體複雜的希望感信念模式（薛秀宜，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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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感的測量向度有兩大類，其一為「特性(trait)」，其二為「狀態 (state)」(Snyder et a., 1991, 1996)。當測量特性時，假設人的意志思維和徑 路思維是相當固定的，當測量狀態時，則假設希望感程度其實會隨不同環 境狀況而變動。因此，測量希望感的評量範疇可區分為著重焦點於視希望 感為個體普遍特質(domain-general)的「希望感特質論」，以及著重焦點於 視希望感為領域特定(domain-specific)的「希望感狀態論」兩大領域。

在希望感特質論方面，希望感被視為人們整體性的評量自己是否有能 力想出辦法，並可以順著這些方法達到目標的信念，往往只代表人們概括 性的看法，並未能反應出真實的能力（李政賢，2011）。依據希望感特質 論所編訂的「兒童希望感量表」(The Children’s Hope Scale[CHS])之適用對 象為七至十五歲兒童，係由Snyder等人(1997)所發展，其量表經由因素分 析法抽取出「意志力」和「方法途徑」分量表的因素負荷量均遠大於其他 因素，每個分量表各有三題，量表得分即為兒童希望感特質分數，所代表 的是兒童在一般情境下的希望感。

而「成人希望感狀態量表」(Adult State Hope Scale)共有六題，亦可區 分為意志與徑路兩個分量表，採用李克特氏八點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 致性(Feldman & Snyder, 2005)，主要測量成人在不同時間及各種情境的目 標導向思考。至於「成人希望感特質量表」(Adult Dispositional Hope Scale) 適用對象為青少年與成人，則由Snyder等人(1991)所發展，透過自陳方式 並以意志與徑路二因子模式呈現，共有十二題，包含意志與徑路分量表各 四題，以及四題誘答不計分之題目（敬世龍，2010）。

在希望感狀態論方面，希望感被視為人們相信自己對生活中某些領 域，例如社會互動、親密關係、家庭生活、工作或休閒生活方面能夠掌握 與管理的程度。依據希望感狀態論所編訂的「兒童特定領域希望感量表」

(The Children’s Domain-Specific Hope Scale[CDSHS])係由Woodruff(2002) 所發展，其量表施測年齡為十一至十五歲，共有六個分量表，包括「友誼」

(Friendship)、「學業」(Academic)、「家庭」(Family)、「健康」(Health)、

「安全感」(Safety)和「休閒」(Leisure)，每個分量表各有六題，總計三十 六題，量表得分代表的是兒童在一般情境下，對於特定生活領域的希望特 質程度。

而Sympson(1999)所發展的「特定領域希望感量表」(Domain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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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Scale) ， 則 經 由 主 成 分 分 析 後 抽 取 出 包 括 「 社 交 領 域 」 (Social relationships)、「學業領域」(academics)、「愛情關係」(romantic relationships)

「家庭領域」(family life)「工作領域」(work)「休閒領域」(leisure activities) 等六個分量表。Feldman、Rand與Kahle-Wrobleski(2009)也依據狀態論觀點 發展出採用李克特氏八點量表的「特定目標希望感量表」(Goal-Specific Hope Scale)，用來測量個體處於特定目標下的希望感層次。

駱月娟、黃囇莉、林以正與黃光國（2010）則以本土化觀點，提出和 提升式盼望互存互補的寧靜盼望，並據以編製出新盼望量表。新盼望量表 包含「提升式盼望」與「寧靜盼望」兩部分，其中提升式盼望區分為主控 思考與路徑思考兩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共有四題；至於寧靜盼望區分為 超越順應與努力不懈兩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共有三題。新盼望量表共計 十四題，其量表之聚斂效度、區辨效度與增益效度均良好。

依據學習障礙學生的學習與社會情緒特徵，因其內在能力差異可能導 致學習障礙學生或許會因學科挫折而在課業學習方面具備較低的希望 感，但在家庭生活、同儕互動與師生互動等領域則可能比起課業學習領域 具備較高的希望感，若依據希望感特質論而將學習障礙學生希望感設定為 普遍特質可能會低估其整體希望感。因而本研究視學習障礙學生希望感為 依據情境與領域不同，具有領域特定的特質狀態，主要採取Snyder等人 (1997)強調西方特質論的意志與徑路特質之提升式希望感面向，並兼採駱 月娟、黃囇莉、林以正與黃光國（2010）著重東方文化的柔性順應與堅持 努力特質之寧靜式希望感面向，嘗試用更多元面向來涵蓋學習障礙學生的 希望感。

貳、希望感與復原力的關係

希望感與勇氣及樂觀等正向積極的心態，是很重要的內在心理能量，

可用來保護人們免於罹患心理疾病(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個 體的希望感越高，憂鬱程度會較低，因為希望感高的個體，即使遇到阻礙 的 負 面 事 件 ， 也 可 以 從 中 找 到 一 些 讓 自 己 感 到 欣 慰 的 希 望 感 (Kwon, 2000)。相較於比較不抱持希望感的個體，充滿希望感的個體在原本的計畫 遇到瓶頸時，比較懂得運用技巧來想出靈活因應的方式，以便順利完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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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充滿希望感的個體也比較懂得解決問題的技巧，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也比較可能運用正向的「自我對話」來維持動機。充滿希望感的個體會聚 焦於必須做的事情，而不是反覆擔憂有哪些地方可能出錯了（李政賢，

2011）。

希望感和心理調適密切關聯，高度希望感個體擁有較佳的心理調適能 力(Kwon, 2002)。希望感與學業、體育、健康、心理調適、人際關係、心 理治療及生命意義等方面均有關聯(Snyder, Rand, & Sigmon, 2002)。高希望 感的個體，通常有較良好的人際互動(Lopez , Floydm, Ulven, & Snyder, 2000)，通常不會讓自己長時間處於負向情緒之中，常會運用一些正向的話 語來激勵自己(Snyder, 1994)。希望感也可以視自己「對情況或結果」的評 價來決定(Snyder & Lopez, 2002; Wonghongkul, 2000)，此即表示希望感能 使兒童縱使在壓力情境、困難程度高時不被擊敗，對他們而言，困難情境 具有挑戰性，並不能輕易將他們擊潰。

Snyder(2002)反對希望感是一種情緒的說法，強調希望感是認知的過 程。個體的情緒會受到他們是否相信自己能夠成功的想法所影響，若覺知 自己能成功的達成目標，並有清楚的能量與徑路來克服困難，就會有積極 正向的情緒(positive emotion)；反之，若個體覺知未能達到目標，且未有清 楚的能量與徑路想法來克服困難時，就較會有消極負向的情緒(negative emotion)（李政賢，2011）。因此希望信念是一項重要的認知資源，其所 具備的目標導向認知成分，可讓個體在實際行動上偏向於具有美德價值的 行動，而其所具備的情緒回饋機制，可以獲得更多的正向情緒，進而強化 復原力的快速作用（李新民、陳密桃，2008）。

希望感較高的個體相信自己對人生的掌控力，喜歡接受挑戰（但不一 定非贏不可）、自尊心較高且心情較愉快(Snyder, 1994)，因而心理適應也 較佳，遇到問題時較能專注面對並加以解決，對人生也比較充滿意義感與 樂觀態度(Feldman & Snyder, 2005; Snyder et al., 1991)。具備高度希望感的 個體也比較有機會達成預定的目標，而「達成目標」本身又後續成為另一 種鼓舞他們的力量，使得其對人生目標的追求更有希望感(Feldman, Rand,

& Kahle-Wrobleski, 2009)。

Snyder、Shorey與Berg(2004)認為唯有厚植希望感，才能幫助個體與遇 到逆境時產生的憂鬱抗衡。在面對壓力情境時，希望感較高的個體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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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力較高，也有較佳的因應策略。身體的恢復力較強，且較不會有工作 的倦怠感；相反的，希望感較低的個體對於壓力的容忍力較弱，也較常會 逃避壓力，較不會照顧自己，也容易感到疲倦，一旦受到傷害就會感到沮 喪且不容易恢復(Snyder, 1994)。

研究均指出在一個重要生活事件之後，擁有較高樂觀水準（被視為對 於正向事件有高度期待）的個體，比起那些擁有較低樂觀水準的個體具有 更高的復原力，但是在悲觀水準（被視為對於負向事件有高度期待）方面 則並沒有相同的結果(Ho, Chu, & Yiu, 2008; Kivimaki et al., 2005)，亦即面 對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論點可能會比面對負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論點，能夠 發揮出更重要效果與更有價值性。

Hagen、Myers 與 Mackintosh(2005)發現無論是何種形式的希望感，無 論來自宗教或精神信念、無論是自信自己的能力或是嫻熟克服挫折的策 略，都能增進兒童對逆境的因應能力。Korner(1970)認為希望感可以使個 體對未來充滿期待，可以立即減輕個體目前的不舒服，以對抗挫折、不愉 快等失望感受，而協助個體面對及處理自己的目標或需要未能達成的狀

Hagen、Myers 與 Mackintosh(2005)發現無論是何種形式的希望感，無 論來自宗教或精神信念、無論是自信自己的能力或是嫻熟克服挫折的策 略，都能增進兒童對逆境的因應能力。Korner(1970)認為希望感可以使個 體對未來充滿期待，可以立即減輕個體目前的不舒服，以對抗挫折、不愉 快等失望感受，而協助個體面對及處理自己的目標或需要未能達成的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