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世代的結婚現象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回顧過往國內外研究，先架構出臺灣的時空背景脈絡，再描述於此 底下年輕人結婚的現象。接著以結婚範型（Marital Paradigms）理論為架 構，介紹現有對於結婚藍圖的研究。結婚藍圖雖為一想像中的計畫，而非事 實行為，但為使影響年輕世代結婚藍圖的可能因素有全面討論，回顧的文獻 包括了對年輕人主觀態度的研究，以及年輕人結婚表現的現況數據。

第一節 年輕世代的結婚現象

壹、 年輕世代的特色

對於當代已開發社會的年輕人，過去的這幾年來，十幾歲的尾端到二十 幾歲的時期，有相當程度且重大的改變。在這一個時期，是許多年輕人為人 生未來的重要領域如：教育、工作、親密關係建立基礎的重要時期。然而年 輕世代不再像以往好像時間到了就該做甚麼事，畢業接著就業和成家，而是 有更多的彈性和選擇（Arnett，2004）。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標準的生命周 期─離家、畢業、就業、結婚─也逐漸產生改變。這些生命事件，非一次就 到位，也不一定一個接一個完成，甚至有來回的路線發展，並且當中各事件 及轉換所需的時間也有所變化。在這個時期，年輕人有著對未來的想法和規 劃，覺得不全然需要聽從父母的抉擇，但可能仍和父母同住，或者還依靠父 母的經濟來源。當問到他們是否已進入成年期，他們的答案是矛盾的，可能 某方面來說他們會認為「是」，但另一方面又覺得還「不是」。這個時代的年 輕人花更多時間、透過更多樣化的選擇拓展可能的人生方向，而這也為這時 期的年輕人帶來更多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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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年輕世代所處的當代臺灣社會脈絡

晚婚現象並非臺灣獨有，但在臺灣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將反映其獨特之 處。個人的生命被他們一生所經歷的時間及空間所形塑和鑲嵌，其中空間包 含地理位置、物質形式或文化。相同出生世代的人，會同時受到歷史的脈絡 及空間影響，這也就是為何相同的事件或改變，在不同的地區、國家或年代 發生，可能有實質或意義上的不同（Elder、Johnson & Crosnoe，2003）。例 如，我們這一輩的和我們父母輩的大學畢業生其意涵就是不同。而我們這一 輩和父母輩在完成學業要進入職場時，所面對的勞動市場大環境也是不同。

因此在探討結婚這件事之前，了解臺灣現今的脈絡有其重要性。

一、 經濟處境

那麼年輕世代所處的臺灣社會究竟是甚麼樣子呢？從前衛生署長楊志良 的書《臺灣大崩壞》及幾位學者所著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 女化的危機》書名可略知一二。臺灣年輕一代的父母，多為出生四、五年級

（即 1950、60 年代）的戰後嬰兒潮，在養兒育女的生命階段，也歷經臺灣 戰後的經濟奇蹟發展階段，可以說臺灣年輕世代成長於逐漸富裕的臺灣社 會。然而當年輕一代逐步邁向成年時期，卻面臨著漸趨改變的社會樣貌。

自戰後嬰兒潮以來，到現今的年輕世代，臺灣的勞動人口總數不斷上升 到大於須被扶養的人口數，稱為人口紅利期，龐大的勞動人口卻也容易引起 人們必須競爭相對稀少的資源與經濟機會（陳玉華、陳信木，2012）。而生 長於人口紅利期開端的戰後嬰兒潮世代，與人口紅利期尾端的年輕世代，則 因已累積的資源差異和處在結構中的位階差，造成世代間的經濟不公平。林 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與張烽益（2011）以「文憑貶值與工作貧 窮」來說明年輕世代的處境，大學入學率雖然提高，卻也使得學業成就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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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流動的效果減低。高等教育擴張，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大學文憑也越 發不值錢。高學歷卻高失業率與工作貧窮被用來說明臺灣年輕世代在離開校 園後的處境，畢業生的起薪下滑、工時延長，同時民生物質又不斷調漲，

「窮忙」成了年輕人的寫照。

除了教育擴張使得學歷不再對就職有決定性的影響外，隨著全球化發 展，臺灣在產業轉型後，企業為降低成本和追求用才的彈性，僱用非典型就 業勞工（部分工時、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成為趨勢，再加上製造業、電 子業等產業的外移，就業機會減少且工作缺乏保障，都使年輕人面對龐大勞 動人口的就業求職更為競爭。不少年輕人面對勞動市場的不利，紛紛選擇延 畢或繼續在校園深造，以延後進入職場的時機。這與年輕世代的父母輩，在 甫進入成年期時，正逢臺灣經濟起飛的，一片前景看好的社會氛圍，有相當 大的不同。

年輕世代對大環境的感受，也反映在一些媒體的調查中。遠見雜誌與東 方快線市調（2012）合作進行的網路調查「五六七年級生‧世代幸福感調 查」，25 到 29 歲為各年齡組感到幸福比例最低的群組，當中只有 45.7%的人 認為自己幸福。另外 AIA 友邦人壽在 2014 年針對 20 到 35 歲的臺灣年輕人 調查中，高達六成二的年輕人不滿現狀，且有近半數的年輕人不看好臺灣的 未來（廖千瑩，2015）。而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根據與中央研究院合辦 的「國民幸福指數調查暨主觀幸福感研究」的結果也顯示 25 到 34 這個年齡 群組的生活滿意度滿分 10 中拿下 6.07 是各年齡組倒數第二低。這些調查都 反映了身處臺灣大環境的年輕世代在主觀感受上的不樂觀。

當代臺灣年輕人正適逢勞動力人口最豐沛的人口紅利期，原本因為勞動 人口多於扶養人口的狀態，使得社會的總產值會有盈餘，但現在卻因失業及 工作貧窮而造成紅利損漏，亦即社會原本應有的剩餘財富消失了。臺灣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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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面臨人口紅利期龐大勞動人口的競爭，高等教育擴張讓年輕人即使拼命 念書得到高學歷也無法為找工作加分，產業外移及企業增加雇用非典型就業 勞工，加上世代間財富分配不均，都造成年輕人經濟處境的困難。如若就業 工作及存錢儲蓄是臺灣年輕人結婚的先備條件，那麼當經濟不利再加上年輕 人自己或父母對結婚門檻的高要求，結婚無疑將難上加難。

二、 文化變遷

臺灣年輕世代除了面對的社會經濟處境，更需要面對文化氛圍的改變。

在臺灣，受到傳統華人文化的影響，個人會發展出集體主義取向的原則，意 指個人在人際關係、家族或社群團體脈絡的觀念下，形成一套待人處事、生 活應對的標準，而這樣的標準所強調的是個人在社群中的關聯性、互依性、

和諧性，而不是自己的主體性（楊國樞、劉奕蘭、張淑慧、王琳，2010）。

集體主義也同樣運作在社會對婚育文化的規範當中，例如「男大當婚，女大 當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都再再說明了在華人文化中結婚和生育的必 要性（黃士嘉，2011）。然而過去傳統文化對結婚的規範，近年來在年輕世 代中卻已漸改變，受到自由戀愛的風氣影響，嚮往愛情的私密、獨佔，更挑 起追求情慾自主的念頭，對過往對家族及婚姻為重的價值觀也產生疑慮（利 翠珊，2005）。

隨著晚婚，甚至不婚不生，婚外性行為增加、婚姻解組的比例上升，學 者們紛紛提出不同解釋，尤其以思想潮流所帶來的文化變遷最為常見。源於 歐美已開發國家的主義，當中包括學者 Inglehart 用來形容強調追求自我實 現、關注生活品質的後物質主義以及 Beck 所謂對傳統的社會規範解放的個 人主義化（引自陳正和，2009），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挾帶在教育、經濟、

媒體、政治等領域中，逐步影響到臺灣社會。而這些思想文化滲入許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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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帶來影響如家庭價值的轉變──從原本看重維持家庭到成就個人本身。

衝擊層面從婚育信念和行為、家庭型態，進而影響了人口結構。這些文化帶 來的變遷在西方社會的呈現則有晚婚、不婚、延後生育、高離婚率等現象；

核心家庭不再是常見的討論，獨居、同居、單親甚至是「分住伴侶」(living apart together)成為越來越引起注意的家庭型態。

對於西方這一系列晚近的變革，學者 van de Kaa 稱為「第二次人口轉 型」，然而這在臺灣社會是否已經發生？學者們仍有不同的觀點（陳正和，

2009；楊靜利、陳寬政、李大政，2012）。在楊靜利等人以中央研究院 1984 到 2005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所做的研究中，提出雖然近二 十年來生育和婚姻行為似乎有很大的改變，但家庭結構卻沒有根本的變化。

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的時間，臺灣民眾仍然是處在與配偶、子女或父母同住的 家庭型態中。就這角度來看，臺灣似乎沒有「第二次人口轉型」的現象。但 陳正和依據代表第二次人口轉型婚姻面向的幾項指標：離婚率的上升、結婚 率與婦女有偶率的下降，提出 1981 年以後第二次人口轉型在婚姻面向的多 樣性已於臺灣展開。除此之外，生育延遲、婚外性行為增加，也都代表了人 口生育與兩性面向的解構。儘管臺灣是否有第二次人口轉型在學界仍未有共 識，但從先有後婚的現象中，不難看出臺灣年輕人處於不同思想文化對婚育 信念衝擊的張力下。

總結上述可以發現，價值可以改變結構，但同時，思想文化的擴散如果 沒有結構的配合，是很難引起漣漪的。由 Richard Easterlin 提出的相對經濟 剝奪論，說明了何以會有婚育觀念和行為改變的這些特徵，是受到同一群世 代成長過程已經型塑了高消費需求的欲望，但當這一群人要開始工作之際，

卻面臨就業市場與生涯機會的緊縮所致，這樣的競爭進而影響到結婚時間和 家庭穩定性（陳正和，2009；陳玉華、陳信木，2012），正如臺灣的年輕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