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之時代背景

鴉片戰爭一役，驚醒了清王朝自以為是的「天朝帝國」美夢，讓許多有識之 士意識到泰西各國不再如同歷史上的那些未開化的蠻夷之邦，中國已在武器裝備 等綜合國力上遠遠落後外國。然而，清王朝自身的衰落早已有跡可循，從乾隆晚 年開始，各方面逐漸腐化，雖然嘉慶帝、道光帝本身還算振作，但貪腐風氣已成，

加上內憂外患不斷，所以嘉、道、咸、同、光，國勢每下愈況。康有為生於鴉片 戰爭後十多年，正是太平軍及英法等國交互進逼，形勢極為嚴峻的時候。當康有 為逐漸長大，內亂此仆彼起，外患則日甚一日，面對這千年未有之變局，好學深 思的康有為找到了自己努力的目標。時勢造英雄，個人條件固然重要，環境對人 的刺激與啟發更有不可忽視的力量，底下略就康有為的時代背景作一敘述：

（一） 社會背景

首先是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一般百姓貧困艱辛，難以養家活口。由於清代人 口從清初盛世開始，不斷地急速增加，百年間暴增了不止一倍，直到清末人口一 直都呈現上升的趨勢。人多田少，地價、糧價自然揚升，官吏、商人、地主看到 地價、糧價飆漲有利可圖，更增加他們兼併土地的慾望。於是經過長期瘋狂兼併 之後，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造成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 景況，於是貧富差距更加惡化。淪為雇工或無業遊民後，更加難以求得溫飽。

其次是官吏剝削，民不聊生。清代官吏貪污的情況極為嚴重，劣幣逐良幣，

長期下來幾乎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貪污必然伴隨著賄賂，而為了賄賂，各級官

吏除了必須努力貪污外，更須對百姓盡力搜刮。於是巧立名目，各種花樣名堂的 剝削聚斂手法層出不窮。像四川就有所謂的「放炮」、「倒炮」、「太平炮」的斂財 手法⁸⁶，先利用官吏到任、去任的名義欺騙百姓納稅，再侵吞稅款。百姓就這樣 被各種欺騙、強徵的手段剝削到難以維生的地步。

再其次是人口膨脹，天災人禍交互影響。清代人口在乾隆初年只有一億多，

到了咸豐年間已達四億多，在這一百一十多年裡增加了幾近三億的人口，超過以 往任何歷史時期，甚至超過它們的增加總量⁸⁷；另一統計是：康熙四十九年（西 元 1710 年），全國人口是二千三百多萬，到了乾隆五十八年（西元 1792 年）卻 增加到三億七千多萬，總計八十年間增加了 15 倍多⁸⁸。這種人口增長速度，必 然導致資源嚴重失調。例如糧食短缺，糧價及田價不斷上揚，貧苦百姓無力買米 而餓死的，難以計數。此外，也造成田地不夠分配，無田可耕的情況日益嚴重，

於是各地的流民大量湧入山區及圍堵河湖來開墾，這種向山爭地、向水爭地的精 神固然可佩，但這種行為破壞了生態環境，導致災害的發生不僅變得更加頻繁，

而且變得日趨嚴重。森林植被的破壞，不僅造成土石流，也減損了調節氣候的功 能，於是河川湖泊日漸淤積，雨量更集中，造成水旱災愈來愈嚴重。圍堵河湖開 墾造成河道及湖面縮減，河湖喪失了積蓄及調節水量的功能，更增加水旱災發生 的機率。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官吏卻仍然貪婪驕奢，根本不顧百姓死活。在天災 人禍不斷地煎熬下，窮苦無告的人民只好鋌而走險，於是一直到清末，整個清王 朝，幾乎與民變相終始。

（二） 政治背景

清王朝是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為了維繫整個龐大的統治機器的運行，對於 為數眾多的漢族，必須以漢治漢，為了籠絡這些漢人官吏，對他們十分寬大。朝 廷風氣如此，故而盛世都還沒過完，已經貪污成風，腐敗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乾隆皇帝就曾沈痛地指出：「各省督撫中潔己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而防閑自 竣者，亦恐不一而足。」乾隆皇帝年輕時好大喜功，晚年則驕奢倦怠，更嚴重的

86 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刷），

頁 49。

87 同上註，頁 52。

88 為此乾隆皇帝還頒布上諭，盼各省督撫教化人民，惜物盡地利，共享昇平之福。見《中國全 記錄》（戴月芳主編，台北錦繡出版社，1980 年 7 月初版）970 頁。

是識人不明。所以，不知道他所寵信的軍機大臣和珅，在二十四年的任期中貪婪

四川有所謂「放炮」、「倒炮」、「太平炮」等斂財辦法，花樣翻新，聞所未 聞。官將去任，減價納稅，名曰放炮。繁劇地方，放炮一次，可得萬金，

或五七千金不等。新官到任，亦減價催稅，名曰倒炮，所得比放炮更多。

甚至既不是新任，也沒有去任，卻故意放出謠言說官將去任，要減價催征，

欺騙老百姓去完稅，美其名曰太平炮。總之，不管哪種「炮」，所得稅? ， 絕大部分被私吞。⁹⁴

四川一地，官吏能長期如此囂張地搜刮百姓，其他各地可見一斑；地方官風氣如 此，其他各級官吏恐亦不遑多讓。

清代的政治風氣除了貪腐嚴重外，另一個大問題就是因循苟且，不敢任事。

專制政治到了清朝已發展到了極致，勝於史上各個朝代。官吏們有職無權，一職 二官，甚至多官，彼此互相牽制，造成行政效率低落，而「每事問」的結果，大 家變成了辦事員，又因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觀念下，百 務更加廢弛。故而當時位居要津者，不是貪官就是庸吏：

他們大多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鉆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 官之計。至於國計民生，非所計也。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朝廷重臣雖多 清廉自愛，而昏庸無能者實亦居其大半。……在道光朝當權最久的，前為 曹振鏞，後為穆彰阿。曹振鏞為三朝元老，一生奉行「多磕頭，少說話」

的為官之道，謙柔自持，拘謹無為。而穆彰阿庸暗無識，只知結黨營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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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官場風氣讓勇於任事的人變成自找麻煩，甚至不得善終，而唯唯諾諾、昏庸 無能之輩則平步青雲、位居要津，在劣幣逐良幣之下，一批批無能官吏不斷產生，

導致行政效率日益低落。

除了貪腐成風及行政效率低落這導引帝國走向衰弱的兩大致命傷外，由於內 亂頻仍，國勢漸不如前，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已大為鬆弛，到了乾隆晚年，文字 獄已漸減少，嘉、道之後國勢更加陵夷，內亂外患交迫，更無餘力在文字思想作 文章。這是經世思想及經世派能夠興起的一項重要原因。

94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刷），頁 49。

95 同上註，頁 50。

（三） 思想背景

清朝中後期的思想，我們大致可說是從純學術走向經世致用之學。

前已提到，由於文網的日漸鬆弛，各種思想學術日趨活躍。以往畏懼文字獄 而把心力投注在訓詁、考據的士子，已可以將目光放在現實各種問題上，甚至是 公開地加以研究討論。最先表現出來的，就是漢學的衰落及轉向。

漢學興盛於乾、嘉兩朝，故而也稱為乾嘉學派，大致可分為兩支。一支是以 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一支是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漢學主要的風尚是透過音韻文 字以求訓詁，再通過此訓詁去求得義理，不可不謂嚴謹。但因音韻文字的考據、

訓詁既龐博又瑣碎，除了少數極為傑出者外，碌碌者往往皓首窮經，溺於考據而 失去旨歸。在漢學還在鼎盛之際，就有一些傑出學者對於漢學的流弊加以批評，

例如紀曉嵐就認為漢學有「失之拘執」的弊病，而主張兼採漢、宋。而戴震、汪 中、章學誠則是出身於漢學卻又超越了漢學的侷限。戴震博學強記，是清代漢學 的一代宗師，他除了音韻、考證、名物訓詁各方有極大的成就外，也在義理方面 有所建樹，在頗為得意的著作《孟子字義疏證》中，指出程朱的理學，所謂的「存 天理、去人欲」其實是「以理殺人」，他進而主張求天理於人欲之中；汪中專意 於經學，尤其服膺顧炎武的經世之學，故一生表現極為強烈的用世之心，對於有 關民生的學問特別關注；章學誠則主張以學術經世，他認為學術為政教所繫，學 術壞政教必衰，故以匡正學術為己任，他對漢學、宋學皆有所批評，提出「六經 皆史」、「因史明道」的主張。這些學者，都是嘉道學術風氣轉向的先河。

由於王朝由盛而衰，漢學本身也發生一些質變，這些變化大致可分為二個方 向。此外，又有宋學復興及今文經學、經世之學的興起，茲分別敘述如下：

（甲） 「由考據回歸義理」

部分漢學家基於對為「考據而考據」風尚的不滿而提出「以訓詁求義理」： 根據所求義理的不同，也存在兩種傾向：一是繼承戴震的思想，致力於新 義理觀的疏證，其代表為焦循；二是繼承紀昀的思想，主張漢、宋兼採，

調和漢、宋，其代表為阮元。⁹⁶

焦循認為「執一害道」、「考據之名不可不除」，他並非戴震的弟子，思想卻深得 戴震神髓，尤其服膺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除了完成《申戴篇》來闡發戴學

96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刷），頁 72。

的旨趣之外，又在《孟子字義疏證》的基礎上寫作了《孟子正義》；阮元則是既 反對「摒棄訓詁，直求義理」又反對「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反復強調「以訓 詁求義理」的重要，因而主張「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他們兩人 都非常強調經世致用。

（乙）由治經轉向到治史

漢學本以經學為中心，史學只是附庸，到了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等人，將 考證方法運用在史學研究當中，成功地提高了史學的地位，到了章學誠更提出「六 經皆史」，把經學變成史學研究的對象。學者對史學的重視顯示用世之心逐漸加

漢學本以經學為中心，史學只是附庸，到了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等人，將 考證方法運用在史學研究當中，成功地提高了史學的地位，到了章學誠更提出「六 經皆史」，把經學變成史學研究的對象。學者對史學的重視顯示用世之心逐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