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近代中國歷史是一頁頁充滿屈辱、讀來令人欷噓感慨的記載。當時列強侵逼 日急而清政府卻昧於局勢、腐敗不堪，掌權者只想延續統治勢力，甚至為了維護 自己的利益不惜出賣國家人民的利益。眼看國勢日黜，許多有識之士紛紛謀求解 求之道：師夷長技以求自強者有之、從制度面維新變法者有之、體制外革命推翻 專制者有之。如果要找幾個代表性的歷史事件來標幟並畫分這段動盪的時代，鴉 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都標幟著時代的轉變1。 其中戊戌變法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百零三天，卻提供了許多進步的思想，可以說是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點2。而戊戌變法的核心，正是康有為的變法思想。
康有為是清末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戊戌變法之前他走在時代的前端，倡導 維新改革；戊戌政變後他力主保皇立憲；民國成立後，他則極力反對民主共和又 主導復辟，被目為落伍的保守派。不設身處地去理解他，很容易以為他是一個十 分善變、反覆無常而沒有原則的人。當然，後人會有這樣的看法，康本身要負很 大的責任，他雖然不像廖平那樣大張旗鼓地否定自己的前一階段思想3，卻也是 一個不斷追求新知、努力適應新時代的人，甚至為了既定的政治目標，可以選擇 性的扭曲學術思想為其目的服務4。尤其他對於自己思想受到廖平影響的部分在
1 「鴉片戰爭」代表列強勢力入侵中國的開始；「中法戰爭」清廷戰勝而簽訂權辱國條約，讓許 多有識之士認清非徹底改革或革命不足以救國；「甲午戰爭」一役，經營三十幾年的北洋海軍全 軍覆沒，證明只學習外國的船堅砲利的自強運動徹底失敗；「戊戌變法」提供中國改革的藍圖，
變法的失敗也讓許多原本支持改革者認清滿清政府的不可依恃，轉而支持革命；「辛亥革命」開 啟民主共和的契機，滿清帝國至此搖搖欲墜，再也無力統治全中國。
2 胡適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是十九世紀的百日維新。」
3 廖平甚以自己的經學六變為榮，先後號「四益」、「五譯」、「六譯」先生。錢穆說：「夫考證之 事，貴乎有據，所據苟確，則積證益富，歷年益信。未有前據必搖，後說必移，一人之學，若四 時之代謝，以能變為出奇也。而季平顧不然，其言曰：『為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
不幸而季平享高壽，說乃屢變無已，既為五變記，又復有六變。及其死，而生平之所持說，亦為 秋風候鳥，時過則已。使讀其書者，回皇炫惑，遷轉流變，渺不得真是之所在。蓋學人之以戲論 自衒為實見，未有如季平之尤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灣商務， 1996 年七月台 二版第二次印刷，頁 721-722。）
4例如他為了利用公羊學，放棄自己之前所著的《何氏糾繆》一書，並於流亡海外時，將四書中 的意旨都注成合乎自己的變法思想。王樹槐說： 「孔子改制之義，可以說成了康有為變法的理
自編年譜中隻字未提，有故意隱瞞的嫌疑5，而康門高弟梁啟超則坦言康有為思
頁 713、715、718。）
6 梁啟超說：「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
……其是非且勿論，要之決非鼎甫所能首肯，而長素云云，為誣其死友，
則極顯也。9 言其大同書來歷則曰：
鼎甫此言（「揚之使高，鑿之使深」），雖不指大同書，然可謂洞窺康學隱 微，而有以發其蔽矣。……實則凡彼所謂孔學者，皆雜取之孔子以外一切 新奇可喜之理，不問其合否、通否，而並以歸諸孔，遂使孔子為高出一切 之聖人也。……長素思想之來歷，在中國則為莊子之寓言荒唐，為墨子之 兼愛無等，炫於歐美之新奇，附之釋氏之廣大，而獨以孔子為說。……時 代之劇變，種種炫耀惶惑於其外，而長素又以好高矜奇之心理遇之，遂以 成此侈張不實之論也。10
評其孟子微序則曰：
長素謂論語出曾子，非孔門正統。然孟子屢言曾子而少及子游乃事實，今 謂孟子得子游之傳，其證何在？兩漢亦尚謂子夏傳春秋，今徒以比傅於禮 運之故，而謂春秋傳子游、子思，奈無徵不信何！……長素又謂二千年來 皆荀學、歆學，何以宋時又獨尊孟子？必二千年學人盡詐欺不信，否則盡 盲瞽不智而後可。……蓋其前不知有子游禮運，今始知之，故其上下進退 諸經傳者又變也。11
評其大學注則曰：
宋儒以語、孟、學、庸為四書，遂以孔、曾、思、孟為道統。葉水心不認 朱子道統見解，故於曾、思、孟皆有排擊。今長素兩取晦翁、水心之說，
四書取其三，退論語而進禮運，孔、曾、思、孟之傳統，變而為孔、言、
思、孟。李光弼入郭子儀軍，旌旗一新，論學考古，恐不易如此！況學、
庸本在戴記，即西漢公羊盛時，亦未奉為聖門寶典，宋儒提倡，始見尊崇。
今長素仍只守此幾篇文字，而謂孔學鬱闇二千年，至己始發，亦何以服異 而起信？12
言其禮運注之倒填年月則曰：
竊疑長素大同書思想，其來甚早，有梁氏語為證，無可疑矣。至長素以禮
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市：台灣商務，1996 年七月台 2 版 2 刷），頁 733。
10 同上註，頁 737-738。
11 同上註，頁 769-770。
12 同上註，頁 772。此論中肯溫婉，懇切萬方，有若師友誡勉。
運為孔門教典，其事似不應在早年。……殆長素欲自掩其偽經考剽竊之
? ，故為此序倒填年月以欺人耳。長素嘗謂劉歆偽造經典，本屬無據，不 謂長素乃躬自蹈之。13
言其大同書著成時間則曰：
梁氏謂康氏大同書著成在辛丑、壬寅之間避地印度時，其說信而有徵。長 素必自謂在甲申居七檜園澹如樓者，與其禮運注之倒填年月，同一篝火狐
鳴，所謂「國師公欲篡聖統而偽造經典」，正不啻其自供狀也。14 言其校勘則曰：
因其（論語注）不可通於論語，而引緯書以疑之，乃蔽罪於劉歆之竄改。
以如是之校勘，為如是之訓釋；以如是之考訂，明如是之大義，清代漢學 二百年，實所未有。……當時言維新改制，凡以好古、不作諸說歸罪劉歆，
已成風氣，亦所謂非漢、非宋、非義理、非考據，而別自成其為一時之學 術者。不謂時過境遷，今學者言考據，治漢人經說，尚守其論不變，則所 謂惑亂後學之罪，長素亦不幸終不得而辭也。15
分析其思想則曰：
彼蓋一領袖慾至高、自信力至強之人。彼先認定中國二千年歷史為野蠻，
而歐洲現況為文明，遂以中國二千年歷史皆孔子之小康，皆劉歆之偽說，
而孔子別有大同一義，則實與彼所見西俗暗合，此長素主「必變、速變、
全變」時之說也。及為不忍諸論，則所以尊孔與所以評西俗者已大異乎是，
而其必力反一世之祈向以惟我馬首是瞻之概，則猶夫昔日。惟昔者一世為 守舊，則長素鼓之向新；今已一世尚維新，長素又督之返舊；而一以孔子 為標幟。……其所懸之教義，一為大同，一為小康，令人有邈若隔世、不 相酬接之憾。此長素所以雖始終尊孔，而終不能掩其先後之相矛盾也。16 讀了這些描述，令人很難對康有為心存敬意。錢穆對康有為的評論，以學術研究 之標準繩之，確然不失中肯，其於違犯學術標準者嫉惡之有若寇讎，固國學大師 之風範，然以此角度切入以評康有為17，則長素必然一無是處矣。
1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市：台灣商務，1996 年七月台 2 版 2 印刷），頁 773-774。
14 同上註，頁 777。
15 同上註，頁 784-785。
16 同上註，頁 785。
17 錢穆此書既名為學術史，以學術的角度評斷康有為是恰當的。不過康有為此人角色極為複雜，
後來讀蕭公權《康有為思想研究》、梁啟超《康南海傳》及汪榮祖《康有為》， 才收起輕視鄙夷之心，對康有為整個幡然改觀。如蕭公權《康有為思想研究》的 譯者汪榮祖在書前弁言所言：
蕭先生以「平心」閱讀康有為的未刊稿之後，對這位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 鉅子，有新的理解與論斷。當英文原著出版後，有些讀者認為作者於康雖 有批評，然大體而言過於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種觀點多少受到 民國以後革命史觀的影響。事實上，蕭先生本人早年撰寫﹝中國政治思想 史﹞有關康有為一章時，亦有所不免。如謂康氏反對革命，「貌似成理，
而實多強辭奪理」，並譴責康氏「背宗邦而忠於殊類，謬誤顯然」。又謂「康 氏以立憲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號召者為假民權。託孔子以為變法之口 實，故其所號召者乃假維新。」這些觀點經深入檢證後，都有所修正，斯 乃史家忠於文獻、實事求是的態度。……「現代中國」與「新世界」乃是 貫通全書的兩大要義，前者意指國家富? 的追尋，而後者則在大同理想的 尋求。是以康有為既是熱情愛國的改革家，又是沉思於遙遠的烏托邦建造 者。……讀者或以為這是一種矛盾現象，甚或指責作者未能妥為調和康氏 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其實並不是不一致，而是分屬兩個不同的層次；既不 在同一層次，便無矛盾可言。蕭先生已在書中明說：「這種不相同的見解 並非不一致，而僅僅顯示康氏如何在他一生中的不同階段，扮演兩種不同 的任務：在儒家原則上形成一改制哲學，以及建立一超乎儒家的廣泛哲學 體系。關於後者，他經常超越今文經的範疇，超越既存制度與價值觀。關 於前者，他遵從既被接受的社會與道德價值，以及注視制度改革的理論基 礎。﹝改制考﹞與﹝大同書﹞並不相互抵消，而代表思想的兩個層次。（見 頁九四）」這一段話足以化解認為康氏思想矛盾者的疑團。……當我們終 卷之後，康氏那種欲與孔子比高的狂態，那種樂利自信的心胸，躍浮腦際，
而實多強辭奪理」，並譴責康氏「背宗邦而忠於殊類，謬誤顯然」。又謂「康 氏以立憲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號召者為假民權。託孔子以為變法之口 實，故其所號召者乃假維新。」這些觀點經深入檢證後，都有所修正，斯 乃史家忠於文獻、實事求是的態度。……「現代中國」與「新世界」乃是 貫通全書的兩大要義，前者意指國家富? 的追尋，而後者則在大同理想的 尋求。是以康有為既是熱情愛國的改革家，又是沉思於遙遠的烏托邦建造 者。……讀者或以為這是一種矛盾現象，甚或指責作者未能妥為調和康氏 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其實並不是不一致，而是分屬兩個不同的層次；既不 在同一層次，便無矛盾可言。蕭先生已在書中明說：「這種不相同的見解 並非不一致，而僅僅顯示康氏如何在他一生中的不同階段，扮演兩種不同 的任務：在儒家原則上形成一改制哲學，以及建立一超乎儒家的廣泛哲學 體系。關於後者，他經常超越今文經的範疇，超越既存制度與價值觀。關 於前者，他遵從既被接受的社會與道德價值，以及注視制度改革的理論基 礎。﹝改制考﹞與﹝大同書﹞並不相互抵消，而代表思想的兩個層次。（見 頁九四）」這一段話足以化解認為康氏思想矛盾者的疑團。……當我們終 卷之後，康氏那種欲與孔子比高的狂態，那種樂利自信的心胸，躍浮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