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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影視劇中的女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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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視劇中的女性角色

如前文所述,社會體制及文化傳統對女性「他者」身份的形成,均有重要影 響。然而隨著女性主義媒介研究的不斷發展,媒體與性別意識之緊密關係逐漸浮 出水面,吸引著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人們不禁開始思考:長久以來被奉為「社會 正義化身」的大眾媒介,究竟是否如實、客觀地呈現了當代女性的生存現況?

大眾媒介種類繁多,但由於擁有生動、豐富的鏡頭語言,電視及電視獲得了 報紙、廣播所不具備的直觀性、趣味性及藝術感。也是因此,影視劇往往能持續 吸引數量龐大、分佈廣泛的忠實受眾,傳播效果非常強大,對社會性別的構建更 是具有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學界普遍認可的觀點是:傳播媒介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影響著人們 的性別意識(黃琳清,2015)。有學者甚至提出「媒介是傳播有關女性和女性特 質的刻板形象、父權結構和霸權價值的主要工具」(桂青山,2011)。同時,作為 影視劇的核心元素,人物對生動呈現並準確傳達作品所蘊含的社會文化與意識形 態又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見,電影及電視劇中的女性角色承載著豐富的價值理念,如能系統歸 納其塑造特點及創作邏輯,將有效幫助我們深入剖析、準確理解社會性別意識。

基於以上思考,本章節文獻回顧將分為「女性形象特點」及「角色設定影響 因素」等兩個方面,具體內容如下:

一、 女性形象特點

父權制的長期掌控著社會價值體系的核心,所以大眾媒體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往往需要經過男權文化的「把關」和調整(張雙昊、劉穎異,2010),其本質就 是宣揚男性對女性「他者」角色的理解與期待。因此,有學者提出男權社會常以

「視覺愉悅」建構電影形式(曾勝,2006),而其最突出的表現是:女性角色多 被塑造為符合男性審美觀的裝飾品或性對象,被他們「作為天使供奉或作為玩偶 把玩」(Rawso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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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Diana Meehan 所言:「女性形象綜合起來,只是一個次等地位……她們無 私、忘我、完全奉獻給男性」(曾尼、尹山鷹,2005),嚴重缺乏主體意識。基於 對香港影視歷史的梳理回顧,黃淑嫻(2013)指出有三種女性形象頗具代表性,

其一便是「含辛茹苦的母親和妻子」。另有學者聚焦國產影視劇中的女性,並將 她們稱為「不夠完全的人物」,即:只為家庭、愛情而活,不需要事業、不在乎 個人成敗(溫乃楠,2012)。

90 年代初中國大陸電視劇《渴望》之女主角劉慧芳,曾憑藉善良溫順、為家 庭無私奉獻的形象備受觀眾多年推崇與喜愛,深刻影響了此後國產影視劇的女性 塑造。但細細想來我們不難發現,溫良恭儉讓的傳統女性角色背後,掩藏著女性 無限度的自我壓抑和極其落後的性別意識。以劉慧芳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形象,

其實「只是男性社會所需的一個道德符號」(王玉瑋,2008)。也有學者將之稱為

「斷絕人的所有情欲,最為男權文化認可的母親角色」(王建軍,2001),這一評 價可謂準確深刻。

陳嬿如(2007)曾按照年代順序,將不同時期中國大陸影視劇的女性塑造進 行特徵總結,她指出:改革開放之前銀幕上的女性形象多強化著「男女都一樣」

的性別觀念,符合當時的政治現實。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女性命運帶有宿命 色彩,而市場經濟政策推廣後,都市電視劇則重點關注男女之間的感情糾葛,老 年和未成年女性較少出現,即使出現也是劇中配角。

王昭暉(2014)則選取四種的類型國產電影進行分析,他的觀點是:戰爭片 多將女性塑造為民族精神與氣節的載體,武俠片中女性大多嬌弱、美麗,苦情戲 常參考歷史上的女性形象,而愛情片則強調女性在情感關係中的被動地位。

國產影視劇中女性形象傳統、刻板,那麼國外作品的情況又如何呢?電影《時 時刻刻》曾被評價為「女性主義電影之典範」,但有研究者通過劇情解析發現:

片中的三位女性皆是想追求自我而又無法擺脫男性監視的形象,甚至會通過言語 表達自我蔑視。雖然時空背景各異,但男性凝視對女性的控制無所不在(王愉貴,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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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立(2016)的研究對象是英劇《神探夏洛克》,他將劇中最常出現的女 性形象歸納為三類:男權壓制下的「應聲蟲」、人盡可夫的蕩婦,以及極端女權 踐行者。而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女性形象同樣偏向負面,處處暗示著對男 性的寬容與對女性的譴責(王飛鴻,2009)。

儘管以上論述多指向個案,但結合對社會現況的觀察我們必須承認:媒介對 女性形象的曲解確實存在。恰如著名學者戴錦華(2010)所言:在男性文化之鏡 中,女性要麼是花木蘭化裝成男人,要麼就是男人需求的種種形象。在性別角色 傳統化、社會角色外形化、審美評價程式化(胡連利、劉偉娜,2006)等趨勢下,

許多影視劇正通過藝術加工將女性群體弱勢及邊緣化地位不斷強化。

秦喜清(2015)曾把觀影過程比喻為「目光、兩性、權力」的互動,而觀眾 凝視與銀幕人物的目光交織演繹著主客體間的權力角逐。或許女性電影的出現意 味著我們可以「利用話語體系中的空白、縫隙」(孟悅、戴錦華,2004)突破男 性觀客視角,解脫被「他者」身份與男性凝視束縛的女性。但一切美好期許的前 提是:公眾一定要對媒介性別議題建立起必要的敏感度,擺脫對媒介性別暴力的 集體無意識(王一、王蕾,2015)。影視劇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現實社會之縮影,

無論男性觀眾還是女性觀眾,都應對此擁有清晰、理性的認識。

二、 角色設定影響因素

(一)

觀眾心理需求

在中國大陸的影視發展史上,鮮活豐滿、令人難忘的螢幕形象可謂不計其數,

雖然這些經典角色千差萬別,但他們卻也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符合作品的時代 主題與觀眾的審美需求(仉雨平,2013)。

美國電視界曾推出「最少抵制原則」,該原則至今仍被世界範圍內的電視媒 體奉為生存、進化之準則(歐陽明,2004),其核心要義也是影視作品要盡可能 多地獲得觀眾的喜愛。由此可以推知,迎合受眾的審美偏好與心理需求對影視角 色塑造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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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曾聚焦古代文學的影視改編,在實例觀察中發現女性角色的過度渲染 頻繁出現。結合視覺文化興起的時代背景,其推論了這一現象的成因是「讓觀眾 在視覺和聽覺上得到美的享受」(王晶晶,2015)。而如果進一步思考,將女性視 為被觀看者的男權文化其實是其根本原因。在此背景下,大眾審美自然會向男性 視角傾斜,大量能滿足男性觀賞需求與心理期待的女性角色則隨之湧現。

除審美需求以外,戲劇張力也是觀眾的主要心理需求之一。以《何以笙簫默》

為例,張泰(2015)比較分析了電視劇與小說原著對人物形象塑造的異同,進而 指出:與小說不同,電視劇往往需要一個很醒目的反面形象來烘托劇情,推動戲 劇節奏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鮮明反面人物的設置是爲了滿足觀眾對戲劇張力 的需要。

另有學者提出「市場化的時代美學精神,是當代電視劇創作水準的重要考慮 標準」(樊亞麗,2016)。她以中國大陸熱播電視劇《歡樂頌》為研究對象,分析 指出劇中角色首先是鮮活靈動的都市人,其次才是戲劇化的典型形象。這種立體 化的人物塑造可謂生動且完整地呈現出了當代中國大城市的生活圖景,不僅迎合 了市場需求,更豐富了人們對都市生活的美好想像。

(二)

社會現狀變遷

細緻洞察、巧妙再現社會現狀及熱點,是許多影視劇獲得商業成功與良好口 碑的關鍵。有研究者曾經指出:影視劇女性形象的創造必須同時包含兩個方面,

一是自己的性別能力和由此帶來的限制,二是對女性角色的社會表述(王玉瑋,

2008)。而這一觀點給本研究帶來的啟示是:在影視創作過程中,女性角色的定 位與塑造均與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黃淑嫻(2013)聚焦有關反叛子女題材的香港電影,如《可憐天下父母心》

《父子情》《飛女正傳》《七女性》等等。她分析認為: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香 港社會的轉型,電影帶出的價值觀會和上一代的故事有所不同。而年輕問題少女 這類角色所提供的,正是為導演呈現社會變遷而設置的全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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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璐(2010)對中國大陸電視劇中女性新聞工作者的形象塑造進行梳理,她 指出,電視劇製作公司及電視臺為獲得良好收益,往往傾向於拍攝和播出收視率 表現穩定的都市題材電視劇。也就是說,市場環境基本決定了影視作品主軸乃至 角色設定的走向,因此欠發達地區或位處基層的人物,則很容易成為被媒體和社 會忽略的對象。

在一項有關韓劇的研究中,調查者發現絕大多數熱播劇集裡的女性角色數量 占優,而這些女性均代表了不同的社會階層(肖麗豔,2008),集中呈現著韓國 社會的發展現況。從劇情與角色關聯性切入,吳磊(2010)進一步指出:韓劇劇 情、女性角色形象與現實生活的結合非常緊密。也是因此,韓劇有效拉近了與觀 眾之間的距離、更易喚起人們的共鳴,進而廣受歡迎。

彭文祥、王謙(2011)從更宏觀的視角解讀了角色設定與社會現況的關聯,

他們以現實題材電視劇為樣本,分析指出劇中人物的性格總是與其生活的空間環 境(如居住環境、生活環境、工作環境等)存在著隱喻關係。所以,這類作品往 往能夠折射出人們生活方式、道德觀念、價值準則的演進,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結

他們以現實題材電視劇為樣本,分析指出劇中人物的性格總是與其生活的空間環 境(如居住環境、生活環境、工作環境等)存在著隱喻關係。所以,這類作品往 往能夠折射出人們生活方式、道德觀念、價值準則的演進,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