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政治容忍的因素

為準確測量政治容忍度的影響因素，國內外的研究設計諸多自變項，其中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普遍被認為能有效預測政治容忍度。另為更符合台灣政 治發展，本研究加入「族群認同」因素以突顯臺灣政治的特色、「政黨傾向」因 素以探討臺灣政黨政治現況，及「媒體接觸」因素以瞭解媒體對臺灣政治之影 響，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性別

在政治容忍度的研究中，性別經常被視為具有預測力的變項之一，但原因 不明，至今眾說紛紜。許多政治容忍研究均能證實性別對政治容忍度之影響—

女性顯然較男性不容忍，如 Stouffer（1955）、田秀萍（1987）、黃秀端（1996）

等，即使時至教育發達、社會開放的今日，晚近研究者鄧忠俊（2006）的研究 仍發現男性的政治容忍度略高於女性，究竟造成男性與女性政治容忍度的因素 是先天的生物性別差異，抑或是後天經過性別社會角色的學習、政治社會化過 程的差異、兩性的政治不平等待遇等因素所造成？先驅研究者 Stouffer 並未提出 進一步的解釋，但 Sullivan 等人（1979）的研究結果並未發現性別所造成之差 異，使其對性別因素抱持保留態度；然而，後續研究者 Sniderman（1975）提出

「政治練達」（political expertise）與政治容忍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由於女性在政 治學習上的不足，造成政治練達較男性低，因此對於抽象民主原則的支持度較 低，也間接影響到政治容忍的缺乏（引自鄧忠俊，2006）。除了政治容忍的程度，

兩性在政治容忍對象的選擇，以及政治容忍的內涵上，是否亦存在差異，這是 本研究亟欲探討之內涵。

貳、年齡

在 Stouffer（1955）的經典研究中，發現年齡對政治容忍度具有一定程度之 影響力，年齡層越低，則政治容忍度越高，反之則偏低，Stouffer 認為最大的原 因為接受教育的程度，因當年的教育稱不上普及，人們受教育過程中會逐漸體 認包容與妥協的重要性，從而培養政治容忍度，因此對於美國民眾政治容忍度

的提升，抱持著相當樂觀的看法。國內學者黃秀端（1996）在研究中提到：「年 輕的一代所處的環境較老一輩的世代開放與多元，因此呈現較容忍的態度，儘 管年紀輕者所受到的教育較年長一輩為高，但當教育教育程度被控制後，年齡 之影響仍在。」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中教師，故將教育程度控制於高等教育 階段，在排除教育因素後，本研究將探究年齡對政治容忍的影響程度。

臺灣之政治發展有其特殊性，部分國內學者採用「政治世代」之概念，黃 秀端（1996）採用劉義周（1993）的做法，將臺灣分為三個時期：1949 年之前 出生者（政府播遷來臺）為第一代，1949~1965 年出生者（經濟不再依賴美援）

為第二代，1965 年後出生者則為第三代，但研究結果發現只有第一代之政治容 忍顯著低於第三代，第二代則未呈顯著水準，於是她建議劃分為兩個世代就已 足夠。另一位研究者鄧忠俊（2006）則有不同的劃分方式，他參考陳陸輝（2000）

對政治世代的劃分，同樣將臺灣民眾劃分為三個世代，第一代為 1943 年之前（受 過國民黨小學教育）出生者，第二代出生於 1943 至 1960 年（成年時期歷經黨 外運動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者）之間，第三代則是 1960 年代之後出生者，研究 結果顯示越年輕的世代其政治容忍度越高。因此，無論是利用年齡亦或是政治 世代來測量政治容忍度，均發現年齡與政治容忍度呈現反向變動的趨勢。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為現任國中教師，若依上述劃分方式，則第一代政治世代在教育 界多已退休，而第三世代國中教師則占多數，人數比例恐將失衡，此外，國中 教師的年齡分布範圍較整體社會年齡分布為小，僅介於應屆師資培育生第一年 任教年齡 23 歲至平均退休年齡約 55 歲之間，故直接採用年齡為變項。

参、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對政治容忍度的高度預測力，在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擁有高度的一 致性，但仍有部分學者不以為然，例如政治容忍研究領域堪稱權威的學者 Sullivan 等人（1979）即抱持懷疑的態度，唯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中教師，故 將教育程度控制在高等教育水準。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中教師，縱向而言，將全體受試者教育程度控制在 高等教育，免除教育程度之種種爭議；橫向而言，則在眾多研究中，首度加入

國中教師之任教科目變項，據以探討教師是否因專業領域的不同，而在政治容 忍度上展現差異。此變項因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而起，目前雖未有直接的研究，

但從相關研究分析或可窺知一二：莊易霖（2004）針對師資培育學生所進行的 政治容忍度調查中，自變項包含有「學院別」一項，並且對政治容忍度的預測 力最高，研究發現為：教育學院學生之政治容忍度為最高，科技學院則為最低，

雖未指明原因，但筆者認為進一步的調查仍有其必要，故列為自變項之一。除 此之外，教師政治態度的研究中經常將教師的任教科目列為自變項，如張智全

（2003）在國中教師政治態度的研究中加入教育背景及任教領域變項，研究結 果雖無顯著差異，不過，在教師政治容忍度的研究範疇中，仍未曾有研究者加 入教師任教科目變項。因此，同為高等教育水準之受試者，是否因師資培育期 間之專業背景，以及於學校任教後所接觸之專業領域不同，而造成政治容忍度 方面的差異，本研究試圖探究之。

肆、族群認同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教育普及、族外通婚等因素，臺灣的族群關係 伴隨歷史發展而呈現逐漸融合的現象。然而，政治因素卻又使族群關係、族群 認同、國家認同出現裂痕（劉阿榮，2004）。相較於其他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

臺灣的民主化必須防止族群動員的糾葛，尤其是當族群認同與政黨認同、國家 認同，以及國家定位相互強化的情況（施正鋒，2007）。在兩岸特殊的政治處境 之下，臺灣最大的政治分歧來自於國家認同，而國家認同問題根植於臺灣與中 國大陸的關係，無論是當前政策或是未來走向，只要攸關兩岸關係的議題總能 延燒蔓延許久。國家認同與臺灣的族群問題恐怕脫離不了關係，誠如施正鋒

（2007：17）所提及：「在過去十年來，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有相當程度的聚合，

進而左右著國家走向的定位。具體而言，本省人會傾向於自認是臺灣人，並且 對政治或經濟上的統合採取較保留的立場；相對的，外省人對於中國人的認同 比較可以不加思索的接受，對於中國比較有感情上的眷念，甚至於接受某種形 式的政治結合。」

以族群為研究變項，從而探討其與政治容忍的關係，成為我國學者有別於 國外研究最大的特點之一，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區分族群的基準為何？有些研

究者使用「省籍」變項，以客觀血緣淵源為劃分依據；有些研究者則採用「族 群認同」變項，以主觀歸屬感為劃分依據。本研究於文獻檢閱時發現，許多大 學生無法順利回答本身所屬之族群，推測原因可能為父母親所屬族群不同，亦 可能是族群因素影響已大不如前，尚待進一步的研究與分析；此外，龔強（2007）

研究政治容忍時發現，省籍因素在選擇容忍對象時，以「臺灣獨立」主張為標 的團體的過程中，仍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在以「一國兩制」主張為標的團體 的選擇過程中，則未產生如同過去研究所稱之明顯影響。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現任學校教師，政治世代涵蓋甚廣，又，省籍之觀念恐過於刻板與狹隘，亦有 強調分化之嫌，故本研究遂進一步採以主觀之族群認同方式詢問。黃秀端（1996）

區分族群認同的方式有三：「我是臺灣人」、「我是中國人」、「既是中國人也是臺 灣人」；鄧忠俊（2006）區分族群認同的方式則為「臺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 以及「都是」三種，考量周延性，本研究乃以前者為主，並加入第四個選項：「既 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以求正反俱呈。

伍、政黨傾向

Sullivan 與 Shamir 在 1983 年進行了一個比較性的研究，比較美國與以色列 民眾的政治容忍度，其中政治意識型態被嚴明地區分開來，以圖表示政治團體 或意識型態在政治光譜上的屬性，落在圖形左側被視為左派團體，或在右側則 歸為右派團體，以此分析不同背景的民眾選擇目標團體的情形，而此種國外政 治研究經常使用，以左派與右派區分政治意識型態的方式，因為臺灣沒有明顯 的左右派意識型態之分，國人對之相對陌生，因此國內多學者並不盲目採用。

國內常被用來測量政治意識型態的變項稱為政黨傾向或黨派認同（莊易霖，

2004）。許多國家因為歷史發展的因素，政黨是循社會分歧演化而成，選民對某 一政黨的支持，其實是基於其對社會分歧下某個團體的認同（何思因、吳釗燮，

1996）。臺灣亦因特殊歷史因素使然，政黨的分裂常與國家認同的統獨主張及兩 岸關係，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林佰東，2003）。可知政黨除了以其所代表的意識 型態為內涵之外，在重大政策上所持的態度，也能決定民眾對政黨的喜愛或厭 惡。

政黨傾向的劃分方式，初國華與張昌吉（2009：94）在研究中指出：「迄二

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臺灣各主要政黨的政治光譜從左至右依序是黃（臺 聯）、綠（民進黨）、藍（國民黨）、橘（親民黨），目前都以『黃、綠』合稱泛 綠軍，『藍、橘』合稱泛藍軍，因此被稱為『顏色政治』。」而國內首開政治容 忍研究風氣的田秀萍（1987），其年代正值解嚴前夕，國內政治風氣仍趨保守，

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臺灣各主要政黨的政治光譜從左至右依序是黃（臺 聯）、綠（民進黨）、藍（國民黨）、橘（親民黨），目前都以『黃、綠』合稱泛 綠軍，『藍、橘』合稱泛藍軍，因此被稱為『顏色政治』。」而國內首開政治容 忍研究風氣的田秀萍（1987），其年代正值解嚴前夕，國內政治風氣仍趨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