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容忍的相關研究與發展

政治容忍的研究首先由美國學者拉開序幕，以 Stouffer 於 1954 年的研究最 具指標性，而臺灣政治容忍實證研究，則以田秀萍 1987 年針對政治大學學生為 研究對象，開啟先河。本節將詳加探討國內外政治容忍代表性研究，第一部分 為國外相關研究與發展；第二部分則為國內相關研究與發展，以下分別探討之：

壹、國外相關研究與發展

國外政治容忍研究，以 Stouffer 於 1954 年進行，1955 年發表的研究最為經 典，此為展開政治容忍大規模調查之先驅研究。本節首先即以國外相關研究揭 開序幕，探討國外(以美國為主)政治容忍研究的發展與內涵。

一、Stouffer 的研究

政治容忍被視為維繫民主政體穩定運作的因素之一，其實證研究在美國也 已行之有年，一般認為以 Stouffer 於 1954 年所進行的研究為起始點，他開創了 深入探討政治容忍之風氣，也是全國性大規模政治容忍調查與研究的第一人，

在他次年出版的著作裡，對於政治容忍的定義、內涵與測量均有完整的闡述，

而後開啟的後續研究，無論是延續、批判其測量方式、或對其分析推論的影響 因素有所爭議，都是以其經典研究為基準點進行比較（Bobo&Licairi,1989），可 見 Stouffer 在政治容忍的研究領域之影響力既深且鉅。

(一) 政治容忍之對象與內涵

Stouffer 於 1955 年發表之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一書，

是第一篇在美國進行的全國性政治容忍調查研究，他運用「蓋洛普民意調查公 司」（Gallup Poll）與芝加哥大學的「全國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oin Research Center）兩個權威民意調查機構的調查資料，蒐集大規模樣本進行研究。由於政 治容忍是針對異己者，Stouffer 便挑選出當時美國社會中公認的異議份子進行研 究，包含共產主義者、無神論者、社會主義者，將此三者設定為政治容忍的對 象，並未給予受試者選擇其一的空間，受試者必須一一作答，當時正值美蘇冷

戰時期，所以 Stouffer 所選擇的政治容忍對象，即所謂「異議份子」，自是充滿 左翼色彩。

Stouffer 分別針對三種異議份子，詢問受試者是否願意賦予各種基本的自由 權利，包含是否允許在自己的社區演講（表意自由）、是否適合擔任中學及大學 教師（工作權、講學自由）、是否該被關進監牢（人身自由）、異議份子所從事 的工作是否該被解雇（工作權）、他們所寫的書是否應該自圖書館書架上撤走（表 意自由）、是否可以被情報單位監聽通訊（秘密通訊自由）等等，此即該研究之 政治容忍內涵。

(二) 研究結果與發現

研究結果顯示當時美國民眾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及無神論者三種異議份 子的政治容忍度並不高，絕大部分的受試者認為異議份子不應該具有各種自由 權利，例如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共產黨員不應該發表公開的演講、甚至有十分 之九的人認為共產黨員學校任教。研究結果也發現影響政治容忍度的原因有其 個別差異，總歸來說，教育程度較高、年紀較輕、居住在西部與北部地區、居 住在城市地區、男性、上教堂頻率較少的人相對具有較高的政治容忍度，Stouffer 認為符合以上特徵的人較有機會跟共產黨員接觸，或是較常接受異議份子的訊 息，因此相對地較不具有極端恐懼或厭惡的感受，也因此有助提升政治容忍度，

除此之外，Stouffer 對美國未來政治容忍度抱持著相當樂觀的態度，因為他在研 究中發現教育程度對政治容忍度有相當顯著的作用，並認為未來教育的普及度 對整體美國社會政治容忍風氣的提升有所助益。

(三) 測量方式的檢視

Stouffer 的測量方式因為受到當時冷戰政治氛圍的影響，容忍的對象皆設定 為左翼份子，是否能測得民眾真正的政治容忍度，不少後續研究者提出質疑。

Stouffer 的測量方式被認為把對於共產黨及相關左派團體之容忍，視為是對於整 個社會之容忍，我們不知道對於左派團體不容忍的人，是否同樣地對其他異議 團體不容忍（Sullivan et al.,1979）。不過關於研究中並不是在測量普遍性的容忍 這點，Stouffer 早在著作中就一再提醒讀者必須注意，只是沿用其測量模式的後 進仍常忽略此項忠告（Finkle, Sigelman&Humphries,1999。引自莊易霖，2004）。

若加入右派團體，是否就能測得真正的政治容忍度？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黃秀 端（1996：4）曾提到：「加入右派團體之名單並不能解決政治容忍是否被正確 測量的問題，根據定義，政治容忍是指『願意接受自己所討厭團體擁有自由表 達意見及行使公民權利之自由』，就政治之意義而言，它暗示了願意容忍自己所 拒絕的對象，然而 Stouffer 以及 General Social Survey（後來沿用此測量方式的 民意調查機構）並無法得知受試者對於這些團體是否有敵視態度，因此，充其 量只是在測試一般民眾是否贊成或給予這些團體自由權利而已，而不是對政治 容忍之測量。」因此，以 Sullivan, Piereson and Marcus（1979）為首的後進學者，

對於政治容忍的測量方式發展出革命性的突破，他們先讓受試者選定自己最不 喜歡的目標團體（target group），接著再探詢他們對此一團體的容忍態度，分為 兩階段進行，以期更能符合政治容忍的真正定義，此種方式稱為內容控制測量 模式（content-controlled measure）。不過，黃秀端（1996）曾引用 Gibson（1992）

的說法指出：「如果我們所關心的不是概念上與運作上的嚴謹，而是一般民眾是 否贊成給予政治上之少數份子公民自由，那麼 Sullivan 等人的反對便無關緊要；

然而如果我們要測量的是『政治容忍』之概念，那麼 Sullivan 的論點是值得肯 定的。」這樣持平的說法使兩種政治容忍測量方式的爭論獲得紓解。

二、Prothro 與 Grigg 的研究

1960 年 Prothro 與 Grigg 延續 Stouffer 的研究方式，選擇位於中西部與南 部的城市分別進行政治容忍的實證研究，所謂 Stouffer 的研究方式，即直接設定 當時社會中公認的異議份子所組成的團體為目標，而未先詢問受訪者是否為其 所不容。與 Stouffer 不同的是，Prothro and Grigg 對於民眾是否能將一般民主原 則落實於實際行動的情形感到好奇，於是將問題區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歸 納維繫民主社會運作的三項原則：民主認同原則、多數決原則、尊重少數原則，

其中「尊重少數」即隱含政治容忍的概念。他們先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這三項 民主基本原則，接著才詢問是否願意賦予當時社會上的異議份子政治上的基本 權利。結果驚訝地發現，當抽象的民主原則具體化時，民主消失了，同意象民 主原則的民眾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然而在實際情境中，願意賦予異議份子政 治權利的意願卻大幅降低，雖然教育發揮了極大影響力，但人們對抽象民主原

則的同意度仍遠高於實際行動的意願，此可謂知易行難，此研究設計與結果予 本研究諸多啟發，本研究所進行「一般原則政治容忍」與「特殊情境政治容忍」

之比較分析，即是受此影響。

三、McClosky 的研究

McClosky 在 1964 年進行的研究常被拿來與 1960 年 Protho and Grigg 的研 究相比較，均被視為 Stouffer1954 年經典研究之延伸與改良，結論也多能支持 Stouffer 的研究結果，尤其是教育程度與社會菁英變項—即教育程度越高者，呈 現較高的政治容忍度；社會菁英相較於一般民眾，也被研究指出有較高的政治 容忍度。研究結果發現，社會整體政治容忍度均較 1954 年有提升的趨勢，大致 上亦不悖離 Stouffer 當年之推論。該研究與 Protho 與 Grigg（1960）相同的是，

McClosky（1964）亦著重一般民主原則與實際情境之比較，而與先前研究最大 的相異處，則為自行設計測量工具，使題目之敘述方式較為具體化，對一般民 主原則與實際情境的容忍情形有較深入具體的分析。此外，Protho 與 Grigg 約略 以薪資所得來區分一般大眾與社會菁英，而 McClosky 更將民眾區分為“對政治 有影響力的人”與“一般選民”，以分析政治菁英與一般大眾在政治容忍程度的不 同表現。接下來二十年間，包含 Lawrence（1975）、Willams, Nunn, and Peter（1976）

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有相似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對於政治容忍度有正面作用、

美國民眾的政治容忍度隨著時間有顯著提升的現象、社會菁英比一般民眾具有 更高的政治容忍度。本研究選定社會中相對教育程度高並身為社會菁英之國中 教師為研究對象，檢驗具備此兩項特質的人們，是否真如該研究結果所示展現 較高之政治容忍度。

四、Sullivan 的研究

如果說 1955 年由 Stouffer 所著〝Communism,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為美國政治容忍實證研究之起點，那麼，1979 年由 Sullivan, Piereson 與 Marcus 研發，以”內容控制法”進行的研究，則可稱為政治容忍實證研究的轉折點。

Sullivan（1979）等人一舉顛覆 Stouffer（1955）由研究者自行預設目標團體的 測量模式，而讓民眾自主選擇不受喜愛的目標團體，此創新的測量模式因被認

為更符合容忍的定義，而為後續研究廣泛認同與採用至今，以下將介紹 Sullivan 等人的創新研究：

(一) 政治容忍度提升的原因

Sullivan、Piereson 與 Marcus（1979）指出，1950 年代 Stouffer 研究結果 發現美國民眾的政治容忍度偏低，而依其研究方法進行的後續研究，測量出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政治容忍顯著提升，不過 Sullivan 等人認為這樣的 結果缺少進一步的檢驗，他們所持的論點為，1950 年代國際局勢處於冷戰時 期，美國社會瀰漫在麥卡錫主義中，冷戰以降，經過二十多年，政治動盪的 不安氣氛降低許多，對於當時測量政治容忍的主要目標團體—共產主義者，

因政治氣候的改變，民眾已漸趨包容，然而，測量政治容忍的目標團體並未 隨著時代變遷而調整，以致後續研究中，民眾政治容忍的提升並不意味著實

因政治氣候的改變，民眾已漸趨包容，然而，測量政治容忍的目標團體並未 隨著時代變遷而調整，以致後續研究中，民眾政治容忍的提升並不意味著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