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

法家忠的理論在後代以來一直受到眾人的批評，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不

103孟祥才、王瑞起：〈忠的概念在我國的歷史演變〉《歷史教學》1984 年第二期，頁 15。

過，由於批評的聲音越大，也正代表他的影響力越大，因為他在中國兩千多 年來的政治運作中，確實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我們就從君權提升、公德 建立、後人誤解大點來加以探討法家忠的影響。

一、君權提升

春秋之前君王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由於實行分封制度緣的故，許多 的封地已分封給諸侯王，而諸侯王在封地內又各自是獨立的君主，擁有封地 內的政治、經濟自主權，而這些諸侯王，便成為了人民百姓與君王之間連接 的阻隔點。此外，許多的諸侯王常以自己的權利與君王相抗衡，結黨營私，

甚至較有權利手腕的諸侯王，因而成為國君的卿士。他們掌握國家政治，架 空國君權力；一手遮天，形成了「政在家門」¹⁰⁴的嚴重威脅，而相對於國君 所代表的公家，這些私門他們的共同特點是：

無令而擅為，污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¹⁰⁵

這些得勢的封君，就周天子而言，就是韓非所說的「重人」、「當塗之人」、「重 用之臣」其中的一類，就諸侯國內的家臣而言也是如此。他們不但不忠於國 君，還往往擁兵自重，對外勾結其他的諸侯國，對內結私恩於人民，如此做 為無形中就削弱了君權。韓非就說他們如同：

虎成其群，以弒其母。¹⁰⁶

因此，韓非有感於這種嚴重性，不但不利於國家的統一與君權的集中，更可 能會危害君王。他就說這些人：

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

104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昭公三年》（高雄：復文書局，1991 年 9 月，再版），冊下，頁 1236。

105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孤憤》，頁 282。

106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楊權》，頁 707。

聚邊境而制歛於內。¹⁰⁷

就是說，這些人不惜的荼毒本國的人民，出賣國家的利益與外國相勾結以成 其私。因此韓非極力的主張君王要將這些人的權力都收回來，回歸於自己，

使他們不能利用重權結黨營私、矇蔽君王、擅行政令，控制國家的政治與經 濟甚至人民，使所有的人忠的對象該是回歸到國家、君王之上。事實上這些 宗室大臣巧取豪奪，對國君造成權力的下移一直以來是嚴重的問題。即使在 司馬遷的《史記‧孫子呉起列傳》和《史記‧商君列傳》都曾記載著呉起、

商鞅他們在提升君權、加速國家統一的變法改革路上，都曾對這一批影響對 君王忠誠度推行的宗室大臣，採取了必要的限制和手段。而集法家大成的韓 非，更是在理論上要這些擅君權、擾亂忠的父兄大臣的宗室貴族權力，回歸 到君王手裡，如此一來事權統一，忠的對象也能統一。所以如果說韓非融合 了法家法、術、勢三大理論，不如說他的基本架構與理論體系都是以勢為主 要核心，所以他強調的重點應該是在勢，也就是君王的統治權力。所以，韓 非在建構忠的理論時，雖然也能顧及到君對法、君對民、君對臣該有的行為 態度，可是他的歸宿點仍然是指向君權的集中與國富兵強的建設路線，所以 他提出：

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¹⁰⁸

主張將一切對人民有利的德政多歸諸君王，不使君王的德政分散到下層，成 為下層的私惠、私德而影響到人民對效忠對象的混淆。爲此他就反對「一家 兩貴」、「一棲兩雄」¹⁰⁹的情形，認為一個國家只有君王能夠稱雄而處於尊貴 的地位。所以他主張採用各種方法加強君權，讓一切的政治權力都能回歸於 君王，如此人臣百姓才能盡心盡力的效忠於君王。此外，他更提出了為維護 君主權力為核心的理論，他說：

107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八奸》，頁 187。

108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八奸》，頁 190。

109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楊權》，頁 710。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 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¹¹⁰

在此，君臣關係的是穩固不可動搖的因為它是天下穩定的根源、天下的常道，

攸關治亂興衰，所以即使是君王昏庸無能，人臣也在對君王進行勸說後，也 不可有違背叛亂之心，如此才合於常道，所以他又說：

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

和不同於燥溼，君不同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 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 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¹¹¹

認為君王正是從道中直接產生出來的，既然如此，那麼君王凌駕於臣民之上 就是必然的了。這種將君主的地位抬到與到同一等級是從來沒有的，而這也 顯示韓非對君王權力集中的一種理論根據。基於此，他才說做一個忠臣要：

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

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¹¹²

又說：

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

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¹¹³

從這兩句話更可以看出，韓非將人臣與君王之間的相對關係演化成絕對關 係，也就是將君王的權利抬到最高點，這是自來所沒有，雖然在韓非之前的 許多思想家包括孔子、墨子、孟子、荀子之人都曾以不同的形式來肯定君權

110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忠孝》，頁 819。

111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揚權》，頁 701、702。

112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忠孝》，頁 821。

113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有度》，頁 256。

的合理性，但是他們在對君權肯定的同時，卻仍保存著一絲絲對君王賢與不 肖的批判，做為掩飾其對君權的認同。不過，韓非在當時的客觀環境下提出 忠的理論，對於提升君權無疑有莫大的助益，並且對後來的秦朝，乃至漢朝 以後的君主政治形態，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公德要求

法家忠的理論，不但對君權的提升與集中有催化的意義，更對公私的明 辨與要求看成人臣乃至百姓的政治倫理道德規範，這對後來官守的建立具有 積極的意義。因為，它既不完全等同於忠君；卻又是由忠君的觀念下所延伸 出來的觀念，代表著對職分內的工作盡心竭力、不以私心破壞公德的忠貞不 逾的操守，雖然在韓非的政治理論裡是以外在的法來約束人臣完成這種政治 道德修養，不過，事實上它的內在潛藏意義正是自覺的謹守本分，爲團體、

爲國家、社稷的公眾利益而屏棄私利的要求，這是有不同於儒家私情的意義。

《韓非子．五蠧》就說：

背私謂之公。¹¹⁴

私與公是相對的，違反公共的利益、公共的道德、公共的法律，而去成就私 人的行為，就是對整體、對國家、對法律的破壞，而這就是不忠的行為。《管 子．心術下》就說：

私者，亂天下者也。¹¹⁵

私行不算是忠，而是擾亂天下大治的根本。因為：

愛私則險。¹¹⁶

114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蠧》，頁 44。

115同注 20，《管子校正．心術下》，頁 222。

116同注 5，《商君書今註今譯．開塞》，頁 73。

又：

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¹¹⁷

徇私之行必然造成國亂兵弱終至削地卑主，所以，法家以為忠必須是奉公廢 私，在代表團體的公利上必須盡心盡力的去遵守，而不能有偏私的行為。因 此要：

奉公法廢私術。¹¹⁸

在法家看來，法律正是最公平、公正的社會公共道德規範，在法律規定下依 法而行，不以私智、私術來決斷，才能使整體運作依於常軌。而這並非代表 法家否定私利、私行，只是法家要求當個人的私利、私行與國家的公利、公 道相接觸時，必須以公為優先考量，而不能以私害公，這是具有積極的時代 意義，而且這種重視公德的要求至今仍然為我們所重視。

又法家對公的要求並非專指人臣，而是對整個國家體制內的所有人而 言，因此這自然包括了君王在內，雖然在戰國時期理論上公是代表國家社稷 的整體而言，不過在實際的運作上，君王往往可以掌握整個國家的政治、經 濟乃至軍事權。¹¹⁹因此君王就是船長，掌握整個國家的命運的大船。所以國 家的公也就和君王綁在一起，那麼君王本身也就是公的體現。而如此一來，

除了君王以外，所有人都是私的一面了；不過，縱然君王也代表國家的公，

他也不能為所欲為因為在法家的理論裡，所謂的公當然必須有公開性，有一 定的規矩和標準，如此才能成就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正常運作，並能提升國家 整體於富強的境地。所以在這個前提下，如果有任何人違反這個理念，又都 算是個別的私，即使代表國家的君王亦在此列，因此法家對公的要求就不是 只針對人臣、百姓來要求才算是忠，它也包括了君王。又法家縱然認為人臣

117同注 5，《商君書今註今譯．畫策》，頁 147。

118同注 2，《增訂韓非子校釋．有度》，頁 257。

119尤其是一些已經變法的國家，君王對整個國家的統治更為直接更為徹底。

背公行私是不忠，是對國家社稷的危害，但是君王更可能是公德的破壞者，

所以君王在執行政事或是行為上牽涉到社會公眾利益時，也都必須出於公 心，聽之以公，斷之以公。所以管仲說：

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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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一個君王在法令制度內的所有事，都必須依法而行，不能行私惠以破壞 法的公正性與公平性。如此的話人民才會忠心的效命，所以他又說：

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¹²¹

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¹²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