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

在《論語》中儒家對忠的意涵，除了將它視為是自我修養的基礎和人我

128同註 2，《論語正義．子路第十三》，頁 297。

129同前註。

130同前註。

131同前註。

關係的規範外，更將它往外推展應用到出仕為政上，而構成君臣關係的準則，

從而也影響著同時代乃至後代對忠看法的逐漸狹窄化與特定化。雖然在孔子 的觀念裡並未將其限定在君臣關係，更未將其片面化。但是隨著大時代趨勢 的改變與時人對出仕為政的終極目標認定不同，因此，在做為君臣關係的忠 意涵的界定上便有不同的看法。又做為以孔子為首的孔門儒家，則是從個人 的修己為出發點來展開忠的意涵。不過孔子是處於春秋後期，此時尚未進入 戰國這個重大變局的時代，因此其對歷史的演進與政治制度的思維，仍然延 續著周代的禮樂制度天的看法，故不難理解其對忠會有如此的理解方式。所 以孔子在忠的修養過程將教化與為學，待人與對己，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還 蘊含著一層更為深遠的意義，即小我向大我的開展，不再是著眼於我這個人，

而是擴展到我和他人。進一步的，則是包含我在內的所有人相應的道德，從 個人的修身養性，拓展為人際關係乃至整個社會關係的調整，於是儒家忠的 道德規範也就從立身的原則演進為為政的方法。為政在孔子的觀念裡是實踐 仁的歸宿，所以他積極的贊同學而優則仕，不過對一個士君子來說，既然出 仕為官就該：

陳力就列¹³²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¹³³

孔子希望他和他的弟子都能在政治上施展自己的抱負，有一番大作為。

所以在《論語》中對於忠在君臣政治架構內的直接出現，雖然只有一條，但 是由於孔子對學生、士人君子乃至於自己在為政上的期許甚高，所以，我們 可以從《論語》中其他相關的言論來看出，作為一個人臣該有的為吏之道，

孔子曾經做過豐富的論述。

一、奉公行道

132同註 2，《論語正義．季氏第十六》，頁 351。

133同註 2，《論語正義．陽貨第十七》，頁 372。

作為一個士君子，「學而優則仕」這是孔子所稱許的。但是出仕為官，孔 子認為首先應該樹立正確的動機，這對一個君子而言是極重要的事。他說：

君子謀道不謀食¹³⁴

將道擺於首位而輕個人衣食的謀取。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私慾，而內心的私 慾常使我們對一切事務矇蔽不清，而無法秉公處理問題，進而傷害上天賦予 我們的良知。所以一個想要為政的君子，要先修養自己、端正心性，忠於自 己的善良的本質，時時勤加拂拭，並且靠著外在禮儀的師法，學習讓自己的 智慮和行為能清明、公正、純淨，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能不愧屋漏，而就於正 道，如此方能出仕為政。所以唯有克服個人私慾和個人的私利的侷限，積極 進取，以天下為己任，以行道為重的態度，才是孔子所認同的君子為官出仕 的動機。對於士君子來說，出仕的動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單爲謀食而出仕，

爲私利而出仕，那麼出仕之後，勢必汲汲於謀食，汲汲於謀利。這樣為官就 不可能以天下為己任，以行道利民為目的。孔子提出：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¹³⁵

因為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表現不喜不慍的態度，在孔子的觀點是他不為 私人官位的去留而有所喜慍，所以他不管是仕或是已都是為天下的百姓、為 公來設想考量的。出仕為官是要替群眾謀幸福、教化百姓，所以出仕一直都 是儒家士人君子基本的人生追求和社會目標，故孔子認同令尹子文的做法，

正顯示出他以為將公家之事置於首位算是忠的一項基本的修養。在孔子的觀 念裡，入仕為宦世背負行道利民以行仁的終極目標，因此人臣秉負天命以行 道自然是居於首要，所以姑且不論後來許多接受儒家教育的士人，是否真的 按照孔子當初的為官動機在走，或者說他們的修身與為學是為了日後進入政 治集團後升官致富做準備。但是，在儒家最初的觀念裡，以為臣的工作是和

134同註 2，《論語正義．衛靈公第十五》，頁 346。

135同註 2，《論語正義．先進第十一》，頁 251。

君王一起治理國家，以德配天，完成其所禀受於天的使命，恪遵對於天下蒼 生的責任才是忠於道這是不爭的事實。而就官守而言：

陳力就列，不能則止¹³⁶

而身為人臣，若：

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焉？¹³⁷

所以士人君子出入行藏，決定於道義，而非決定於利祿：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無道，富且貴 焉，恥也。¹³⁸

天道或天命才是儒家士人事君的動機。基於這個想法孔子認為，恪盡職 守從根本上來說，是對天的敬畏和對自我天職的謹慎，所以也就是從誠己、

忠己出發，因為誠這一道德理念是溝通天人，以達天人合一的中介。所以說：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¹³⁹

就是說為人臣者當以天下為己任，事天子以道行於天下，受教於聖人以明天 道。聖人體道，故法天而制言；君臣行道，故從天而立德；於此二者，既然 同為天道大化流行的體現，好學的士人君子之事君，自然應：

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¹⁴⁰

如此方是真正的忠於君而不是盲從的忠君。

136同註 2，《論語正義．季氏第十六》，頁 351。

137同前註。

138同註 2，《論語正義．泰伯第八》，頁 163。

139同註 2，《論語正義．季氏第十六》，頁 359。

140同註 2，《論語正義．學而第一》，頁 18。

儒家認為天命是君子的人生價值所繫，因為：

天生德於予¹⁴¹

既然禀受於天，就當替天行道：

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¹⁴²

所以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中，士人雖然沒有西方人人背負十字架的沉 重罪惡感，但卻有著對於天下最大的責任，即天命的自我體認和深切敬畏：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¹⁴³

同樣感受著強烈的終極使命，去致力於現世的事務 。與此相對照，孔子認為：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尚患 失之，無所不至。¹⁴⁴

這裡簡短的幾個字，將鄙夫為官的心態勾勒出來，並且進一步將其心態與行 為之間的聯繫揭示出來。鄙陋的人難道也可以去爲國君效力嗎？事君當然是 臣子的職事，官職對於他們來說，在沒有得到的時候努力鑽營，一心想著做 官；做了官以後呢？又整天擔心頭上的烏紗帽會丟掉，想設法保住自己的官 位。而一個士人君子，如果為官，一任滿腦子想的就是怎樣能不失去自己的 官職，這時他已偏離忠於己、忠於天、忠於這份政治道德的職責，而為外在 的物慾牽引，流於只安於個人的勢位富貴而去忠於君王，那麼如此為官，就 只會努力的想盡辦法去迎合討好君王，而無所不用其極。如此，早已失去一 個士人君子修己立人的基本條件，至於國家社稷，百姓民生哪有什麼功夫去 理會呢？這樣的人，其實，他們自己反倒也成了爲攫取祿位這一目的活工具

141同註 2，《論語正義．述而第六》，頁 147。

142同註 2，《論語正義．八佾第三》，頁 54。

143同註 2，《論語正義．泰伯第八》，頁 156。

144同註 2，《論語正義．陽貨第十七》，頁 377。

罷了！對於這些人，當上官時一定會喜氣洋洋，慶幸自己權勢到手；相反的，

下台時又一定會發牢騷，對好不容易辛苦鑽營得來的肥缺又飛了悻悻然而不 能自己，如此，一喜一怒間已明顯的流露出，拚命要做官才是他們最後的目 的，是滿足自己對聲名、權勢和財富的慾望。這時他們已徹底的違離一個士 人君子對忠的正確目標該走的正確途徑，而使自己完完全全淪為私慾的奴 隸，為了交換慾望滿足所帶來的快感而出賣了上天賦予的職責，這樣的一個 人，已不能以士人君子冠其名，而充其量只配稱為鄙夫。鄙夫把官位當做了 目的，一切工作與努力都圍繞著保住這官位來鑽營，心理自然是不會把社稷 和人民放在根本的位置上，也就是實際上根本不是忠於職責，不忠於人民，

不忠於道，而是忠於君主所給予的祿位來滿足私慾。所以孔子認為，如此為 官其實是厚顏委屈的奴僕侍奉主人的心態，而非政治關係裡人臣對國君的盡 忠輔佐，是「侍主」而非「事君」。

所以忠真正落實到君臣之義，就體現為：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¹⁴⁵

而這一「義」自然是士人君子該行之路，當然是合於天地秩序，合於政治社 會秩序，也合於人民之行的禮儀法度。如果這一條再放到孔子對令尹子文所 下的忠的斷語，就可以看出忠被特殊化而體現為君臣倫理關係的道德規範 時，所要求的是對於天道的終極關切，而非為君盡死節。孔子以：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¹⁴⁶

來做為君臣倫理關係所應遵循的道德原則，明確的把忠規定為臣事君的行為 規範。但是，又將忠和裡禮對舉，足見孔子為將忠當成臣對君關係的唯一準 則，而是必須有禮的先決條件這種關係才能成立，也就是兩者是相對的。如

145同註 2，《論語正義．微子第十八》，頁 395。

146同註 2，《論語正義．八佾第三》，頁 62。

果有一方無法按照這個原則來走，那麼另一方相同的也無須遵從這個規定，

有的正義行為與道義的承擔，也就是為實現仁道以上通於天道的任重道遠的 路途。所以他認為，不必為君王殉難而覺得高興心安。其所顯現的意義便是 片面的，而且是某一特定時間的君臣關係，又其終極目標已不是顯現儒家以 忠來貫通人我與天的職志，而努力不懈，而是轉化為以君王的行為舉止來決

有的正義行為與道義的承擔，也就是為實現仁道以上通於天道的任重道遠的 路途。所以他認為，不必為君王殉難而覺得高興心安。其所顯現的意義便是 片面的，而且是某一特定時間的君臣關係，又其終極目標已不是顯現儒家以 忠來貫通人我與天的職志，而努力不懈，而是轉化為以君王的行為舉止來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