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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稅收因素相關文獻

研究影響一國稅收水準的文獻相當豐富,在過去的文獻裡我們可以大 致歸納出主要的四個研究方向,分別為:人口特性因素、政經背景因素、

政府本質因素與其他因素。而大部分的文獻採用揉合資料(panel data)來 從事實證分析,如 Bahl(2003)、Gupta(2007)與 Profeta and Scabrosetti

(2010)等,也有使用時間序列資料(time series data),如 Teera(2003)。

本節將過去文獻提到影響稅收的因素做出摘要分析,並加入本研究模型以 深入探討稅收的漲跌。

一、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影響稅收的討論往往在於人口老化(aging)、10人口成長率與 適齡工作人口(25 歲-64 歲)的變動,適齡工作人口增加往往於稅收有 正面的貢獻,然當人口成長率增加時,對政府稅收的影響眾說紛紜。而人 口老化對於政府收入也有兩種論點,第一種論點認為薪資是隨年齡增加而 上升,因此稅收也會因此增加,另一個觀點則指出,當人口老化使 65 歲 以上的人口比例上升將導致稅收的減少,在 Goudswaard and Van de Kar

(1994)的模擬分析裡,發現荷蘭的人口成長趨勢使得人口老化對稅收的 負面效果,被人口成長率與適齡工作人口的增加所抵銷。該研究推測 2010 的政府收入相較於 1987 年,將成長 27 個百分點。但在 2010 至 2030 年間,

總人口將到達最高峰,人口老化比率也直線上升,將導致 2030 年的稅收 水準嚴重的降低,但是 2050 年的政府收入相較於 1987 年,仍將成長 20

10 一般定義人口老化,採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標準,利用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佔總人口之比例為基準,超過 7%為老化中的社會(ageing society),超過 14%

則為已老化的社會(aged society)。陳寬政(2009)發現台灣於 1993 年底進入老化中的社會,且 該比例於 2007 年超過 10%,預計於 2018 年前後,將正式超過 14%的水準,進入已老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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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他們認為高齡人口比重增加對租稅的負面影響,將被高齡工作 者所占整個工作團隊比重增加而抵銷,因為老年工作比重增加,將誘發女 性的勞動參與率,進一步降低整個工作族群的退休年齡。

Martinez-Mongay(2000)以 EU 國家資料分析長期之下政府收入的組 成因子,他認為影響收入的因素大致上與影響支出的因素相同,尤其是社 會福利支出,他同時也證實所得越高與越高的人口老化壓力,將使政府收 入水準越高。可能的因素是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越高,政府所要支付的社會 福利支出壓力也越大,因此政府將會透過租稅的系統來支應龐大的財務需 求。除了這兩個主要因素外,該研究也分析自僱(self-employment)與製 造業(manufacturing employment)佔總就業人口比例越高,租稅收入將會 越低,但影響效果較低。

二、政經因素

在探討稅收的影響因素裡,大多會追溯到 Lotz and Morss(1967)的 研究,該研究利用 72 個國家的資料,發現人均所得(per capita income)

與貿易開放程度(trade openness)顯著地影響租稅負擔率,11而 Chelliah

(1971)與 Piancastelli(2001)除得到相同的結果外,Chelliah(1971)更 分析了礦業份額(mining share)、非礦業的出口比率(non-mineral export ratio)與農業份額的影響方向。Chelliah, Baas and Kelly(1975)延伸 Chelliah

(1971)的模型也得到相似的結果,他們發現人均所得、出口份額(export share)與租稅負擔率呈現正相關,農業產值份額則為負相關。而 Piancastelli

(2001)的實證結果亦顯示農業份額為負相關。一樣利用開發中國家的資 料,Tanzi(1992)的研究顯示人均所得、進口份額(import share)與外債

11 該研究採用進口份額與出口份額之總和來代表一國的貿易開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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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額(foreign debt share)皆對租稅有正向影響,而農業份額則為負。

Dioda(2012)利用 32 個拉丁美洲國家 1990 年到 2009 年的資料,該 研究特別置入許多政治與歷史的因素以了解區域間稅收的差異。該研究以 租稅負擔率為被解釋變數,分析影響該比率的因子,其實證結果發現公民 自由(civil liberties)、女性的勞動參與、人口的組成結構(65 歲以上人口 所佔的比例)、政治的穩定程度、教育程度、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

皆有顯著的正向效果,而地下經濟的規模(the size of the shadow economy)

對租稅負擔率的影響為負向的顯著效果。12

Gupta(2007)利用 105 個開發中國家,以 1980 至 2004 年間的資料認 為人均 GDP、進口份額(import share)、外國援助(foreign aid)與政治經 濟穩定等指標將會顯著地正面影響人均稅收(tax revenue per capita)。而農 業產值占 GDP 的比重、貪汙腐敗的指標與間接稅的比重,此三項指標增 加 將 顯 著 地 降 低 一 國 的 稅 收 表 現 。 並 利 用 該 研 究 所 發 展 的 稅 收 指 標

(revenue performance index),13來檢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與拉丁美洲 國家之稅收表現是否高於其應有的水準,其結果發現前者國家的稅收水準 高於其潛在水準,然而拉丁美洲國家則是低於其潛在水準。

Mahdavi(2008)則利用 1973 年到 2002 年年間的 43 個發展中國家的 資料,發現貿易開放程度、識字率與每人 GDP 成長率對稅收影響是顯著 正相關的,而國外援助、人口的老年化、人口密度與通貨膨脹率則是負相 關。而農業產值份額、女性的勞動參與與公民自由則不顯著。

12 在大部分文獻裡衡量地下經濟的規模以勞動參與率的高低為主,勞動參與率越低,非正規之 經濟部門(informal sector)的規模就越大,對稅收的負面影響也越大。

13 該指標計算公式為實際稅收與預估稅收之比率。(Actual Revenue Performance/Predicted Revenu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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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ta and Scabrosetti(2010)利用拉丁美洲國家與亞洲國家資料進行 實證分析,發現每人 GDP、債務餘額占 GDP 的比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稅 收都有正面影響,但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卻不顯著。而農業產值份額對拉美 地區國家的稅收而言,有負面的影響,但亞洲國家仍不顯著。貿易開放程 度對亞洲國家收入有正面貢獻,但不同的是,對拉丁美洲地區國家稅收則 是負面的貢獻。

Eltony(2002)則是以 1994 年至 2000 年間 16 個阿拉伯國家的資料,

得到相似的結論,該研究指出人均所得(income per capita)、進口份額

(import share)皆對租稅負擔率呈現正相關,而農業份額、礦業份額(mining share)與出口份額(export share)皆呈現負相關。但有趣的是,再區分各 國是否為 GCC(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國家後發現,14GCC 國家的礦 業份額對租稅負擔率為負,但非石油輸出國家為正。Leuthold(1991)亦 發現貿易份額(進出口的份額)有正面影響,而農業份額則為負。同樣的,

Stotsky and WoldeMariam(1997)也指出每人所得與出口份額(export share)

對租稅負擔率的影響為正,而農業與礦業的份額則為負。Teera(2003)則 利用 1970 年至 2000 年烏干達國家的時間序列資料,其研究發現農業份額、

人口密度以及租稅逃漏是影響該國稅收最主要的因素。而 Bahl(2003)則 認為不論是在 OECD 的國家或是較未完全開發的國家(less developed economies),非農業產值份額(non-agriculture share of GDP)與進出口的 份額對租稅負擔率有正向關係,15而人口成長率則為負向。

14 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成立於 1981 年,成員包括巴林、科威特、

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為世界上最主要的油氣輸出地區。

15 進出口的份額計算方式為進口與出口產值占 GDP 的比重。

corruption)、法治(rule of law)與市場進入的管制(regulation of entry)對 決定一國的租稅表現,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該研究利用 1990 年到 1999 年 期間的 110 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料分析影響稅收的因素,該研究指出人均 GDP、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政治上的權力(political rights)、政治的 穩定、法治與廉能的政府皆對一國稅收水準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人口成 長率、農業產值份額、所得不均度(degree of inequality)、地下經濟的規 模、市場管制則有顯著負相關,文中認為貿易開放程度並不顯著影響稅收。

Ghura(1998)發現除了所得與貿易開放程度對租稅負擔率影響為正外,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與結構性的改革(structural reforms)亦有相同 方向的影響,而農業份額、與政府貪汙腐敗(corruption)則為負面影響。

Ehrhart(2009)則將研究重點放在民主程度(level of democracy)對 一國租稅負擔率的影響,16根據其結果顯示出一國的民主化程度將顯著地 影響該國之租稅負擔率,其效果與進口份額相同,對租稅負擔率皆有正面 的影響。而農業份額與通貨膨脹率則如預期般的負面影響,但每人 GDP 在該模型並不顯著。Botlhole(2010)利用 1990 年至 2006 年間,46 個在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sub-Sahara Africa)國家的資料,檢驗租稅負擔率 的決定性因子,其主要發現為提高租稅制度的本質(quality of institutions), 與天然資源的收入(resource revenue)將顯著地增加租稅收入。而人均 GDP、

農業生產份額與貿易開放程度的影響方向與之前的文獻看法相同。

16 該研究根據蒐集到的資料,以該國的政權體制,輔以行政人員的招聘、行政機關行使權利的 限制與政治上的競爭,計算出民主的數值,再把該數值標準化為 0(專制體制)到 1(完全民主)

之間,作為各國民主化程度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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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因素

Maličká, Harčariková and Gazda(2012)以 26 個 EU 國家的資料,分 析 2001 年至 2010 年間地方稅的決定因子,該研究認為短期而言,政府總 收入(total government revenues)、收入的權力下放(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皆對當期的地方稅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失業率以及財務危機(financial crisis)與落後期的地方稅收入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從長期的觀點而言,

支出的權力下放(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與落後期的地方稅收入皆具 有顯著正相關,而不具生產力的人口比例(non-productive age population)

則與地方政府收入呈現負相關。17

Felix(2008)認為租稅收入成長與周期性的變動來自兩個因素,第一 個是產業結構與表現(industry mix and performance),例如:在 2001 年經 濟衰退時,不論是財金、科技或甚至航空產業都受到重創,政府收入自然 遭遇挑戰。第二個因素是該國的租稅組合(tax portfolio),也就是透過何 種租稅結構來收集稅收,將顯著地影響稅收表現。該研究指出個人所得稅

Felix(2008)認為租稅收入成長與周期性的變動來自兩個因素,第一 個是產業結構與表現(industry mix and performance),例如:在 2001 年經 濟衰退時,不論是財金、科技或甚至航空產業都受到重創,政府收入自然 遭遇挑戰。第二個因素是該國的租稅組合(tax portfolio),也就是透過何 種租稅結構來收集稅收,將顯著地影響稅收表現。該研究指出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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