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相關文獻回顧

一、 何謂風險知覺（risk perception）？

從古到今，人類都需要面對不同種類的風險。風險的種類和特徵往往 隨著社會發展而有所改變。在農業社會中，人們最擔心的主要是天災（例 如，風災、水災以及地震）對農作物的影響。現代的社會，由於各種新科 技的發展（例如，基因工程以及核能），使得現代人所面臨的風險比農業 社會還要嚴重（例如，影響範圍更大，致死率更高，以及影響後代）以及 充滿更多不確定因素（例如，尚在研發中的新科技，災害的立即影響力；

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2000）。

由於現代風險的複雜性，使得相關的防災、應變和減災措施制訂與施 行（例如，硬體建設、緊急通報系統、政策和保險制度），也更趨複雜。

研究發現，民眾對風險的知覺程度對於防災以及減災措施的實行效率，有 重大的影響（e.g., White, 1945, 1973, 1974），周士雄和施鴻志(2000)的研究 亦發現風險知覺與減災行為有極高的正相關。因此政策制訂者或風險管理 者必須要瞭解民眾對風險事件的看法以及風險事件發生後的反應，才能制 訂出符合民眾需求的政策與措 施，並對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Slovic, 2000)。

風險知覺有三個主要的研究議題，包括：第一、為什麼人們對於各種 風險所造成損害的感受程度有所不同；第二、不同的群體，例如災民與一 般大眾之間的風險知覺是否有差別？第三、造成或影響人們產生風險知覺 的心理機制為何？為了要回答這些問題，許多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包括 個別變項、文化、風險特徵等，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來分析。

二、 心理計量典範(psychometric paradigm)

心理計量典範就是以各種心理量表和統計方法（例如，因素分析、多 元迴歸、變異數分析等）來量化各種不同的心理表徵(representations)。早

Slovic, Lichtenstein, Read, & Combs, 1978; Slovic, 1987; 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1984, 2000）採用心理計量典範來研究不同風險的特徵（risk characteristics）以及人們對這些風險特徵的感受程度。Slovic（1987）認 為風險知覺研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那就是，風險是一個「主觀」的 概念。而這個主觀的風險概念受到個人特質、文化、社會經濟地位等因素 所影響。沒有所謂的「客觀」的風險概念，即使需要計算工程相關風險的 工程師，所使用的計算模型也都是工程師對風險的「主觀」概念下的產物。

利用心理計量典範來研究風險知覺，研究者發現，不同的風險可以被 歸納為幾個風險特徵（例如，恐懼感、可控制性、瞭解程度、災害影響範 圍等）。例如 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2000）採用 18 種不同的風 險特徵來歸納 90 種風險。每一種風險在這 18 種風險特徵都有不同的得 分，例如有些受試者可能認為某特定風險帶給人的恐懼感比其他風險高，

因此這特定風險的恐懼感得分就比其他風險高。這 18 種風險特徵構成了 每一種風險的風險檔案（risk profile）。Slovic, et al.（2000）用因素分析法 更進一步把這 18 種不同的風險特徵歸納為 3 類（即恐懼感、熟悉感和曝 露在風險的程度），形成了三維的認知地圖（3-dimension cognitive map），

而每一種風險都可以在認知地圖上找到相對應的位置。其中，恐懼感與熟 悉感兩個因素，在許多不同國家或地區，例如挪威、波蘭、香港、台灣、

日本，重複驗證時，都得到類似的發現( Englander et al., 1986; Goszczynka, Tyszka, & Slovic, 1991; Keown, 1989; Kleinhesselink & Rosa, 1991; Teigen, Brun, & Slovic, 1988; Yen & Tsai, 2004)。

值得注意的是，Slovic 和他的同事（Fischhoff, Slovic, Lichtenstein, Read,

& Combs, 1978; Slovic, 1987; 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1984, 2000）

所採用的風險種類絕大多數都是科技風險（例如核能電廠，基因工程等）

或者環境風險（例如水壩、農藥使用等），而沒有採用天然災害（例如，

水災，土石流或地震等）。所以研究天然災害的風險知覺時，上述這 18

種風險特徵可能沒有辦法全部適用。舉例來說，有的風險特徵是關於是否 此風險會禍延後代子孫，而有的特徵關於是否這風險會造成全球性的災 難，這些特徵都不是天然災害所具有的。換句話說，不同的風險種類（科 技風險和天然災害）可能有不同的風險特徵，而不適當的風險特徵無法建 構出有效（valid）的風險檔案。

三、 影響風險知覺的因子

（一） 信任

許多風險知覺的研究者把「信任感」視為影響風險接受度（risk acceptability）的一個重要指標。一般來說，當信任度提高的時候，風險 的接受度就會提高（Slovic, 1990, 1993）。高風險接受度的民眾對具有風險 的行為較低風險接受度的民眾，還要能更承受風險所帶來的結果。Slovic

（1990）發現人們對於以輻射（如 X 光）以及化學品（如各種處方）為 主的「醫藥」技術，有高的接受度以及低的風險知覺。然而人們對於和輻 射以及化學品有關的「工業」科技（例如核能以及工業用化學品）有極低 的接受度以及高的風險知覺。進一步的分析發現，人們對於醫師和醫護人 員的信任度比工業技術人員還要高。而這個信任度的差異導致風險接受度 的不同。

信任感的建立需要十分多的時間，然而信任感卻很容易在一夕之間被 破壞（Slovic, 1993）。當信任感十分低時，許多科學的發展、政策的推動 以及重要的建設可能都會受到極大的阻礙。Slovic（2000）甚至悲觀的認 為 “In the absence of trust, science (or risk assessment) can only feed distrust by uncovering more bad news”（p.324）。所以信任指標的建立，對於風險 知覺以及行為的預測十分重要。

（二） 文化

傳統風險知覺的研究較侷限在心理認知層次的探討，然而不可諱言

的，社會的價值觀、各文化下人民的世界觀(worldview)亦會引導人們對事 件的看法(Dake, 1991)。Douglas 和 Wildavsky 在 1982 年提出文化理論 (Cultural theory)，認為世界觀在網格/群體模式下，可區分出四個不同的世 界觀，包括：階層觀、個別觀、平等觀與宿命觀。擁有階層觀者較懼怕社 會秩序的混亂（例如：犯罪）；而擁有個別觀者較懼怕被管理（例如：政 府對市場的干涉）；擁有平等觀者則較懼怕環境風險和社會平等（例如：

歧視）；而擁有宿命觀者幾乎懼怕社交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其中，在中國文化中，「宿命觀」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成分，以農業為 主的傳統中國社會中，為了有安定的家族和社會（以維持正常的農業運 作），和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而為了要維持和諧的關係，中國人發展出

「宿命」的觀念。宿命的觀念強調個人生活中的種種，都是命中注定的，

遠在事實發生前就已經注定了（楊國樞，1992）。換句話說，生活中一切 發生的事情，都是「宿命的必然，非個人能力所可任意改變」（楊國樞，

1992）。而這種聽天由命的宿命觀可能會影響民眾對災難的感受以及後續 的行為。

（三） 經驗

風險事件的相關經驗，會影響人們的風險知覺，例如 Weinstein、

Lyon、Rothman 和 Cuite(2000)調查龍捲風的研究中發現，有受災經驗的民 眾對於風險表現得更為懼怕，也更擔心身命財產的安全。而在台灣的天災 調查資料中亦發現，無論是水災或土石流的災民，他們的風險知覺都較一 般民眾要高出許多。然而，從受災經驗有無來看防災政策的意願時則發 現，遭遇的水災次數越多，會降低政策上的意願程度，例如：公告潛勢圖、

遷居意願、自費防災措施、洪災保險意願；但受災次數越多，反倒越願意 接受因政府防洪措施所導致的生活不便和經濟損失。另外，土石流的災民 卻與水災災民不完全一致，土石流災民僅在洪災保險意願上有程度上的不 同，此結果顯示不同災害類型的災民對防災政策的看法可能有所差異(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06)。

（四） 發生機率與後果嚴重性

Sjöberg(1999)認為風險知覺應包含事件發生機率和事件發生的後 果，當負向事件發生的機率增加，或是預期事件發生的後果越嚴重，則會 使得風險知覺增加。過去的研究發現，人們對於如何使用風險知覺的定義 並不同，男性或專家傾向於強調發生的機率，而女性或非專家則傾向於強 調事件發生的後果。與科技相關的風險知覺也會因強調不同風險知覺構成 要素而有不同的風險知覺，強調發生機率的人評估的風險知覺會較小 (Drottz-Sjöberg, 1991)。另外，在大眾運輸與減災需求的相關研究上發現，

減災需求與事件的後果嚴重性有關，但與事件發生可能性無關。

（五） 個別差異

早期風險知覺的相關研究主要從「心理計量典範」的角度來探討。在 這個典範中，強調的是影響風險事件判斷的風險特質為何(Slovic, 1992)。

許多的風險特質被證明是對風險判斷強而有力且具有效度的預測變項，但 這個典範忽略了個別對風險事件的影響，因而後續的研究開始重視這個部 分。舉例來說，性別與風險判斷和態度有極高的相關，研究發現，男性的 風險知覺顯著小於女性(Brody, 1984; Carney, 1971; Dejoy, 1992; Gutteling

& Wiegman, 1993; Gwartney-Gibbs & Lach, 1991; Pillisuk & Acredolo, 1988)，且女性對人類健康與安全有關的風險事件會特別關注，從生物或 社會的觀點來看，這可能是因為女性較在意教養與能不能維持生活(Steger

& Witte, 1989)。

此外，Myers、Henderson-King 和 Henderson-King(1997)亦發現「渴望 控制」與「忍受模糊度」的個別差異對風險知覺與擔心科技風險事件而言 是重要的預測變項。而Hellesoy、Gronhaug 和 Kvitastein(1998)則成功的確 認某些特質（如高焦慮）能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中區分高風險和低風險的知

同的評估結果。

（六） 情感(affect)

潛在的危險可能會導致人們的擔心與關心，特別是可能造成重大傷害 的危險。因此，情感是影響風險知覺的因素(Zajonc, 1980; Rundmo, 2000)。

由於風險事件發生的後果與擔心的相關大於風險事件發生的機率，使得減 災的需求會受事件的後果所影響。當負向事件的後果越嚴重，則思考事件 相關的潛在危險來源時，會引起越多的情感。Slovic et al.(2004)認為人們

由於風險事件發生的後果與擔心的相關大於風險事件發生的機率，使得減 災的需求會受事件的後果所影響。當負向事件的後果越嚴重，則思考事件 相關的潛在危險來源時，會引起越多的情感。Slovic et al.(2004)認為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