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定義性暴力迷思
符號學學者 R. Barthe 認為，迷思是我們的文化思考與概念化事物的方式
（Barthes, 1972）。迷思存在於特定文化歷史長期形成的風俗、習慣、價值觀之 中。例如社會文化賦予生男生女的符號意義分別為「弄璋」與「弄瓦」；女性應 該要負責家務，男性應當出外工作等，即是我們文化中的性別迷思（張錦華、柯 永輝、周月英、顧玉珍，1995：14-19）。
《傳播符號學理論》（Fiske, 1982/ 張錦華譯，1995）一書指出，符號有三層含 義，第一層為明示義、第二層則為隱含義與迷思，第三層則是背後的意識形態。
「迷思」扮演連結明示義與隱含義的橋樑，Barthe 在《神話學》解釋，迷思是社 會上統治階層的修辭和論述，通常有利於維繫統治階級的合法性，迷思協助創造 某種意識形態，因為迷思在創造意識形態的同時，並非在掩藏事實，而是「偏離 真實」（deviate from the reality），「消除了人類行為的複雜性，給予簡單化的解 釋」（Barthes, 1972: 143）。
迷思可以作為中介，把原本毫不相干的符號明示義與隱含義連接在一起，而
「迷思」的原意是神話故事（mythology），每個文化透過自己的神話故事來解釋
社會，這些神話的本質，其實是源自某個已經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取得主宰地 位的社會階層，透過迷思將有利於其統治秩序的社會現象自然化，使其被視為天 經地義、理所當然，因而看不出背後歷史與社會的痕跡。
本研究關心的是父權主義社會中，與性別暴力相關的迷思，根據學者（Burt, 1980）的定義，是「維持性暴力文化的顯著意義系統」（Burt, 1980: 225），是對於 加害者、受害者與性別暴力行為本身的錯誤想法、偏見或刻板印象，性暴力迷思 的效果是將性暴力的責任歸屬轉移到個別受害者身上，或是忽略性別暴力背後的 社會脈絡。父權社會中各種針對性別的迷思，建構在以男權為中心的權力結構之 上，以男性的權益為保護的核心，以男性的利益為價值判斷標準，這個整體的價 值結構就是意識形態（張錦華、柯永輝、周月英、顧玉珍，1995）。
父系霸權的意識形態中，女性的利益被置於男性之後，透過對性別角色與性 狀態的規範，鼓勵女性被動服從的性別角色、清純與無欲無求的性狀態，控制女 性的身體與生育，性別暴力文化與性暴力迷思合理化父權意識形態下，用暴力控 制女性身體的論述，以達到社會控制的效果，社會上瀰漫著性別暴力迷思的威 脅，所造成的心理恐懼，與實際上的暴力所造成的後果幾乎相同（羅燦煐，
1995），恐懼使得女性將這些潛在的暴力威脅「內化」，開始畫地自限，比方說減 少夜間外出，拒絕夜間工作機會等，限制了女性的公共空間使用權，最終達到父 權意識形態的社會控制效果。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Krug, Mercy Ja Fau - Dahlberg, Dahlberg Ll Fau - Zwi, &
Zwi, 2020）的定義，將用廣義的性／別暴力概念，涵括性別暴力與性騷擾等其他 性行為不端行為，其定義為：任何因對方性別而產生、違反對方意願，透過強迫
（Coercion）方式進行有性行為，或是試圖進行任何性意味行動的行為，例如性 意涵的評論、佔便宜等，無論雙方關係與地點（即使是伴侶也可能發生性別暴 力）。強迫有程度之分，除了物理上直接的強迫，也有心理上的威逼等威脅行 為。而性別暴力迷思與性騷擾行為、性別歧視、仇視女性態度，也呈現正相關
（Lonsway, Cortina, & Magley, 2008）。故本研究認為檢視媒體報導中的性別暴力 迷思，不僅限於強暴／性侵害事件，廣義的性別暴力議題都是應關注的範圍。
（二） 性暴力迷思的運作機制與效果
父權意識形態在建構性犯罪事件時，將案件去政治化，讓性別暴力事件根本 不成立。即使性別暴力事件成立，論述還是可以「淡化性別暴力後果，如強調性 別暴力並非如此嚴重之事」，或是將性犯罪塞到私領域、私德的範疇（林芳玫，
1996：25-35； 陳裕文，1997），被塞到私領域的事件，公權力不須介入，也同樣 被去政治化了。
羅燦煐（1995）指出，性暴力迷思首先將性侵、性暴力行為建構成為滿足性 慾的事件，但是研究早已顯示，性暴力更多是權力慾的滿足而非性慾（Palmer, 1988）。性別暴力迷思也將性暴力事件建構為一時衝動、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事 件（所以約會性別暴力、熟人強暴或權勢性侵事件根本不成立）。性別暴力迷思 建構不願受暴的女性一定要奮力抵抗，所以性別暴力事件的成立，須有武力或是 暴力的證據。最後性別暴力迷思也會淡化性別暴力的後果，認為性別暴力不是這 麼嚴重的事情。
Benedict（1992）的 Virgin or Vamp 則解釋性犯罪案件有「貞女」或「蕩婦」
的二分法敘事。其中「蕩婦」是放蕩女性，使得男人受性慾望驅使，進而犯罪；
另一種則是「處女」，故事中男人是墮落、變態的怪物，玷污無辜受害者。兩種 角色看似極端，其實有類似效果：讓性犯罪的受害者（通常是女性），被形塑成 是性的「客體」、性被動的；與行為被動相反，在情感上則是主動的引誘者（蕩 婦的行為主動誘惑男性，清純處女則本身就有具有誘惑性）；加害者／男性則被 建構成性的主體、是行動者、性過剩、被誘惑的。
Benedict 觀察到的貞女-蕩婦二元對立，也同樣適用於蔡雁文、蘇蘅（2016）
研究中發現的「加害者迷思」，把加害者描繪為沒有人性的怪物，事實上仍在延 續女性只能是貞女或蕩婦的觀點（Benedict, 1992）。將性暴力加害人「病態化」、
「個人化」的迷思包括：強暴女人的男人是心理不正常的、男性因為生物性的性 慾無法控制才對女人施暴、只有少數男人會性侵女人。當論述把加害人建構成
「怪物」，將暴力「個人化」與「病態化」，其實是忽視男性暴力行動的性別政治 意涵、模糊對女性施暴的社會控制效果（陳裕文，1997），忽略性別與權力在社
會中運作的事實，整個社會仍處在傳統的性別暴力迷思之下，整體社會風向傾向
「檢討個人性道德」，缺乏直指兩性不平等結構的批判，忽略了性暴力反映的是 一種權力不對等，而不是「性道德」議題（陳昭如，2013）。
林芳玫針對師大強暴案報導研究，新聞文本中，與加害者和受害者角色呈現 有關的意識形態運作機制有「名詞化」、「被動化」、「反轉」、與「主體化」。其中
「名詞化」是忽視角色有意識的行動，只留下行動造成的最終結果；而「被動 化」則是讓行動者缺席，只剩下行動結果或行動的受詞；「反轉」則是弱勢者變 成強勢者的狀況，也就是性暴力相關案件中，男性擔心自己成為誣告的「受害 者」，女性反而成為誣告的「加害者」（林芳玫，1995：47）。
黃長玲（2018）指出，性暴力事件中，無論加害者或受害者的性別及性傾向 為何，無論他們是發生在哪一個領域，都有一個共通性，那就是濫權，是以「性 的形式對權力的濫用」。性騷擾及性侵害的發生，即使在理論上人們了解跟權力 有關，但是在現實上，還是常遭到私人化。
針對個別事件與個人的性犯罪論述，聚焦在建構被害者和加害者的形象；或 是突發化暴力事件，達到眾人獵巫、檢討個人的性道德的效果；而性／別暴力的 根源--「社會系統」與「父權結構」則被轉移掉了（Nettleton, 2011; Stanko, 1985.
轉引自 Pollino, 2020）。所以，父權的意識形態透過性犯罪論述，塑造帶有性暴力 迷思、偏差的價值判斷，維繫既得利益者的主控地位。其中，傳播媒體更扮演讓 宰制的意識形態可以存續、複製、擴大的機制，將在下一小節說明。
（三） 媒體中的性暴力迷思
傳播是意義創造、維護、修繕與轉化的過程，透過將真實世界轉化為一系列 語言的連結，文本中的符號得以構連出意義（Fiske，1995）。霍爾（Hall）從社會 建構論的觀點解釋，媒介主動選擇訊息、賦予意義，編織出一套意象世界，建構 日常生活，讓多數人可以了解社會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媒介還能形成規範、反映 價值、塑造共識與合法性（張錦華，2010：155-156）。
由於受到現有意識形態與論述範疇限制，大眾媒體提供新聞理解的社會常識
傾向複製霸權，也就是從傳統的父權體制建構女性的形象（羅燦煐，1997：
178）。
媒體報導可以形塑個人對社會的認知（戴育賢，1994：177）因此是一個值得 批判與研究的領域。以男性為主體的新聞價值觀，一再將新聞中的女性邊緣化、
瑣碎化，甚至消滅（陳裕文，1997）。媒體再現性別暴力事件時，往往有性暴力 迷思，報導透過再現針對女性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 以及所形成的心 理恐懼，造成對女性的壓迫，協助維持父權的社會權力結構，忽略性別與權力在 社會中運作的事實，迴避針對性別不平等的批判。媒體報導的內容也會影響閱聽 者對性騷擾等性暴力議題的態度，如研究發現較常收看有「物化女性」內涵媒體 內容的男性，較輕項接受強迫性行為、性騷擾等性暴力行為（Galdi, Maass, &
Cadinu, 2013）。
台灣較近期與性暴力有關的研究是 2016 年（蔡雁雯、蘇蘅，2016），以量化 的內容分析台灣報紙性別暴力迷思轉變，發現近年來台灣報導的性侵新聞，傾向 將加害者形象建構成怪獸、描述案件過程「令人興奮」的「市場導向」性暴力迷 思。不過在個別案件的研究中，可以更細緻了解媒體論述如何再建構性暴力迷 思。
台灣媒體報導除了一直存有性暴力迷思之外，因各個案件的背景不同，報導 會產生不同的偏向與呈現形式，並呈現過往媒體中、針對個人或事件的性別暴力 迷思觀點。性別暴力迷思影響媒介報導性犯罪事件本身、受害者和加害者再現的 方式。（羅燦煐，1995；蔡雁雯、蘇蘅，2016）。
台灣媒體報導除了一直存有性暴力迷思之外，因各個案件的背景不同，報導 會產生不同的偏向與呈現形式，並呈現過往媒體中、針對個人或事件的性別暴力 迷思觀點。性別暴力迷思影響媒介報導性犯罪事件本身、受害者和加害者再現的 方式。（羅燦煐，1995；蔡雁雯、蘇蘅，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