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倡漂亮，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非欲達到體質的優美，性格的偉 大。禮貌的高尚，生活的向上，此決非現在的中國所能避免的事情。」
「編後談話」，《時代畫報》第八期（1930.8）
「我頗羨慕法國人，他們真是最富於美感的民族，假使中國也能像他們造 成藝術的環境，並且除去了金錢化的弊病，那麼即使像過著擾攘的生活，
也將感著都市的特殊和可愛。」
醉雲，〈夜〉，《貢獻》第2 期（1927.12.）
晚清以來，中面臨著列強侵略的陵替國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近現 代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都相應發生著劇烈變化，而中國近現代的文化及知識 界，也不能避免地以救國啟蒙為主要關懷，形成了諸多思潮；中國現代文學，乃 至於有了以感時憂國為主要精神的評價。1
作為與西人接觸首當其衝的港埠，上海遭受的變化和衝擊更是劇烈。一八四 五年，上海英租界成立，數十年來，帶動了上海多元化、國際化都會文化的發展；
然儘管租界中西融合的文化氛圍，對引領上海多元蓬勃的文化魅力形成了很大的 影響，但租界裡國中之國的體制、資本家的不可一世，以及貧富之間的生活差距，
卻也讓當時身處在內憂外患不斷的中國文化人，時常興起國家積弱的感慨。早期 留日寫象徵詩的馮乃超在他歸國後寫下的〈外白渡橋〉中，也以一種悲壯的民族 輓歌方式，形容上海港邊風景：「鐵筋鐵骨的架在黃浦江頭的外白渡橋，頹廢地 橫在蒙漠蒼黃的夕陽的反照」而「上海的埠頭染著民族的悲哀的蒼黃」。2王獨清 在倦遊歐洲歸來後也這樣描寫上海：「這邊不斷的汽車底喇叭在嗚嗚震鳴，滿了 電火的洋樓高大得你仰視時頭會發昏…這一邊卻是一排很矮的瓦房，裡邊點著些
1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愛情‧社會‧小說》（臺北：純文學，1974），頁 79-105。
2馮乃超，《馮乃超文集》（上海：滬濱書局，1986），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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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無光的油燈」、「這一邊是巴黎、倫敦，這一邊是埃及、耶路撒冷。」3詩 的結尾，他高聲發出自己再也不能忍受這不自由的生存，要投入改革的呼喊。的 確，隨著三十年代日本侵華行動的越加劇烈、世界經濟危機與戰爭使景氣一落千 丈，廣大的上海底層民眾的生活來到前所未有的谷底；關注人民生活、關懷窮苦 底層階級的左藝思潮，很快地成為當時許多中國文化青年的思想主潮；而上海特 殊的都會條件、相對自由開放的文化環境與社會氣氛，也給予醉心左翼文化運動 的青年活躍的土壤。
三十年代上海的都會文化便是在如此複雜緊迫的狀態下開展的。它既有繁華 洋氣的都會景觀、蓬勃興盛的消費環境，又同時瀰漫著國破家亡的戰爭空氣、醞 釀著風雨將至的白色恐怖及與之對抗的左翼運動。生活在這種大難將至、繁華到 頂的獨特都會中，不論是誰都會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必須面對時代所給予的考驗、
找到面對它的回應方式。本文第三章已指出，上海三十年代多元的都會空間，為 形成傳播思潮、推廣文藝的公共文化空間提供了良好條件，然於其中傳播的文化 意見與論述，也不可避免地需回應這股時代呼聲。也就是說，從「文變染乎世情」
的角度出發，文學或文化現象與其所處的時代脈絡之間的確存在值得探討論述的 話題，而在三十年代上海凝成東方巴黎此一文化想像之歷程中，自然亦有其時代、
背景之不得不然、反映某種時代精神之可能。
本文關注的這群「雜誌—沙龍」文人群體亦如是，他們提倡蓬勃的都會文化，
以巴黎作為標竿，在推廣文藝的目標背後，存在著建立現代化的中國大都會：上 海，以帶動國家整體發展之目標。他們歌頌摩登生活以外，還號召上海市民演練 時尚，尤其以西洋身體美學為宗，最中希冀完成的，仍是前朝以來健身強國的大 夢。巴黎，由是被他們想像成西洋千年文明極盛之符徵，並以之想像、求全於上 海：上海富強了，流風漸披於內陸，現代文明終有能推廣至全國之一日，老大帝 國終能復興。如同傅柯曾這樣談到巴黎的都會計畫與國家想像之間的關聯性：「有 一長串的烏托邦計畫是在這個前提下發展起來的，即國家就像是座大城市。」4作 為帝國恥辱的洋派上海，華麗身影的背面是含辛茹苦的國仇家恨，巴黎想像炫麗 側面燃燒著有為者亦若是的動能。是的，上海三十年代都會文化是建築在邪惡資 本與帝國權力入侵下的，象徵著文化殖民與人心墮落，然而如同許多事物，其一
3王獨清，〈上海的憂鬱〉，《獨清自選集》（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3），頁 99-100。
4Foucault（1984），p.241。轉引自大衛哈維（David Harvy），國立編譯館、黃煜文譯，《巴黎，現 代性之都》（臺北：群學出版，2007），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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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多面，絕非一言能蔽之，其中細緻的文化內涵與複雜面向，仍值得吾人今日 繼續鑽研考察。
一、消費、政治、國族：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場域
三十年代的上海，因為都會環境的發達繁榮、租界語境的開放多元、以及文 學生產市場的蓬勃發展，逐漸成為了當時以國共兩黨為主的各種政治論述、言說 集合的中心。在這個場域當中既包括了共產黨的左翼文化思潮，也有與之激烈對 話的國民黨及其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自由主義份子所提出的自由主義文化，與脫 離共產黨的「托派」、宣稱是左翼同路人的「第三種人」等等不同的群體。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政府正式掌控上海以後，開始展開肅清並打擊共產黨文 藝思想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並建立嚴格的書刊出版審查制度等。5一九三O 年左 聯在上海成立後，國民黨更是加重控制上海的出版市場，左聯作家的作品全都被 禁止印刷，許多左翼作家紛紛下獄，作家胡也頻、洪靈菲、編輯史量才等許多文 藝界人士都在這批肅清運動當中隕命。根據統計，至一九三四年為止，國民黨在 上海查禁的書刊有一百五十種左右，所開列的禁書名單中所涉及的作家共有二十 八人；僅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上海被捕的共產黨員就有六百人之多，當時上海的 政治空氣一度十分肅殺緊張。6
此外，有鑑於左翼政治勢力透過文藝宣傳在上海快速傳播，受到年輕人的注 意，國民黨政府也在一九二九年提出了「三民主義文藝」的口號，並先後在一九 三 O 年前後在上海推出了《前鋒週報》、《前鋒月刊》、《現代文學評論》、《文藝 月刊》等十多個刊物，鼓吹「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以民族主義作為中心意識，
提倡健康的清新的文藝作品，試圖以中立作家來爭取「對文藝作品有嗜好的普遍 性的大多數青年學生群」，7形成了兩種政治勢力所推行的文化意見在上海激烈交 鋒之勢。
51929 年，國民黨下令取締宣傳左翼思想的小報及書刊，並制定了《宣傳品審查條例》，1930 年 頒行了《出版法》，對報刊出版進行了限制，1933 年更推行了《新聞檢查標準》嚴格檢查圖書 報刊當中的普羅思想。
6請見〈國民黨反動政府查禁普羅文藝密令〉，張靜廬主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上海：
中華書局，1955），頁 171-72。
7《文藝宣傳會議錄》（1934），頁147。轉引自朱曉進，《政治文化與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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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國共兩黨以外，當時在上海還有另一股重要的文藝力量，便是一九二七年 前後聚集在上海的自由主義份子。如以胡適、梁實秋、徐志摩、丁文江等人為主 的「新月派」；還有林語堂、陶亢德、邵洵美、徐訏等人組成的「論語派」；以及 以戴望舒、施蟄存、穆時英等主編《現代》、《文藝風景》、《現代電影》為主的現 代派作家。雖然這些文藝界人士曾多次在刊物上提到他們堅決維護文藝自由、反 對政治介入的看法，8但由於三十年代初期，戰雲逼近、社會動盪，上海文化場 域氣氛十分凝重，因此就算是新月派等作家秉持著自由主義的文藝意見，在當時 政治文化高度發展的語境中，還是有人將他們表態不介入政治鬥爭的行動，從政 治文化的角度，也視為是另類回應。9
然而文學史家這樣回顧這段歷史：「儘管掌握著政權的國民黨在政治、經濟、
軍事上佔有絕對優勢，但在思想文藝領域卻未能形成具有影響力與號召力的獨立 力量，在三十年代決定著文學的基本面貌的是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及其文學和民主 主義、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運動及其文學。」10施蟄存這樣回憶：「三十年代上 海的文化真是開放，外國的東西上海很快就有。你們搞研究的總說三十年代左翼 文學是主流，其實三十年代文學是多元的，根本沒有主流。」11持平來看，當時 整個三十年代上海的政治文化語境當中，左翼文化思潮在上海的確很流行，不過 當時還是有其他各種思潮與之平分秋色。
整體說來，三十年代的上海雖然繁榮發達，但實際上政治情勢卻是亂相叢生、
一觸即發。一九二七年後，國共合作正式失敗，國民黨政府開始一系列整肅文化 的運動，社會各界於是籠罩在不安的氣氛當中。而「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社 會各界的國家意識與政治敏感都忽然普遍增強；加之以「一二八事變」緊接發生，
上海各界更受到了重大打擊，尤其是工商業更受創最深，伴隨著世界經濟危機與 戰爭的影響，景氣一落千丈，廣大的上海工人階層及底層民眾的生活更是來到了
上海各界更受到了重大打擊，尤其是工商業更受創最深，伴隨著世界經濟危機與 戰爭的影響，景氣一落千丈，廣大的上海工人階層及底層民眾的生活更是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