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以技術選擇理論透過操作鏈作為分析框架，探討水源校區遺址的陶器 技術體系，以嘗試辨識是否有不同的技術選擇風格，並進一步比較遺址中技術選 擇的持續或變化。以下簡述技術選擇理論的基礎。
考古學關於技術選擇理論的研究可以從歐洲與美洲考古學的兩條發展來看，
兩邊有各自的發展背景與關注的面相，但產生了相似的理論發展趨勢。歐洲傳統 的社會科學界將技術（technology）視作科學（science）的附屬，科學是獨立、邏 輯地運作、發展新的概念與模型，而技術則是隸屬於科學的角色，並將科學的概 念落實。但 20 世紀 70 年代後的歐洲學者們重新思考物的消費者如何在新的技術 中做出選擇，以及如何反過來影響技術的創新。物質消費以及技術的創新影響了 技術的變遷，但技術變遷的原因並不總是來自外部的，技術的變遷可能有其內在 邏輯，與文化、意識形態、信仰密切相關（Loney 2000）。
於是歐洲社會科學界對於技術研究的反思影響了當時歐洲的考古學者對於技 術變遷的研究取向，法國的 Leroi-Gourhan 發展出操作鏈的概念與分析，他認為 技術同時包括動作與工具，並按照順序組織起來，產生穩定的操作程序以及靈活 性。人類的行為與思維理念是鑲嵌在操作程序中，這些程序組成了屬於該社會的 技術的基礎，並反映了物質文化的各方面，從日常生活的工具到空間的組織。因 此透過對技術的研究，學者得以探討史前社會的結構與信仰（Leroi-Gourhan 1964；Stark 1998）。
Lemonnier（1993）發展出技術體系的概念，技術體系包括物質、行動的順 序、工具以及特定的知識，知識又包括方法、手工技巧、程序以及對現實的文化 再現，是物質以及人群背後社會脈絡的結合。每種技術都是其中的各種要素相互 作用並不斷調整的結果，技術的行動本身會不斷適應材料的轉變、工具的特性以 及方法的發展，而對技術的知識則影響到人群所用的工具、技術的效益以及所用
的材料等等。因此透過技術體系，我們可以識別技術的程序，以了解某些技術的 使用所具有的社會意涵，而在相同物質環境下展現出的技術差異，便可能說明了 不同群體的社會、文化脈絡。此外透過技術可以揭示人群的文化再現，例如人群 對於植物的分類框架可能影響到原料使用的選擇。
Lemonnier 進一步闡述技術體系的特性，並說明技術選擇的發生。他認為人 類學傳統上是一個研究「差異」的學科，人們要做出選擇便必須從多種的可能性 中比較各種選項的相似與不同，並解釋這些相似與不同的理由以及他們可能的社 會意義，這個選擇的心智過程鑲嵌在一個更大的象徵系統中，告訴人們如何分類 與解釋這個世界。技術選擇的過程也是如此，工匠使用的技術受到他所屬的社會 結構與象徵系統影響，而不同的社會可能有不同的社會結構與象徵系統而導致不 同的選擇。也因此即使技術過程總是發生在物理世界的限制中，但相對於這些物 理世界的限制也應該還受到特定時間地點下的人群關係與知識影響。於是技術的 選擇便具有任意性（arbitrary），一個技術環節可能有多種可能的解決方式，但 根據製作者的生產邏輯所賦予的意義將決定了最後的選擇。透過分類與解釋人群 生活的社會與物質環境，特別是與其他個人、群體間的關係，人們賦予了他們生 存的世界意義，技術選擇也是相同的象徵過程，可能涉及經濟因素、地位、族群 認同與政治等各種方面的意義，並最終作出選擇（Lemonnier 1993）。
延續對於技術研究的關注，Roux 從生物行為與人類學的機制說明技術與群體 身份的連結，可以分成個人與集體的方面來說明。在個人方面，學習者透過觀察 前人的製作方式建立生產的模型（model）。由前人引導學習者探索生產的模型 與預期成果，而這學習的過程也是文化傳遞的關鍵。在學習的最終，學習者逐漸 由前人獲得必要的知能與認知技能，並建立一個器物該如何製作的心理與認知再 現，也因為生物行為的學習機制是要求學習者以再生產模型的方式來學習，因此 學習者很難以其他的方式來製作物品，於是成為文化模型的穩定媒介；在集體方 面，社會連結（social ties）作為決定了群體內技術傳遞網絡的規則，同樣是維持
群體凝聚力並促進其再生產的規則，技術傳遞的網絡與邊界也由此而生。然而這 些群體的性質與結構是高度變異與流動的，他們可能是遊群、宗派、階級、世系 群、專業社群、族群、性別……，而且這個群體的結構與性質可能隨時間變化並 重新定義社群邊界，此外依據器物的類型，一個社群可能有多個傳遞網絡，例如 炊煮的陶器可能與家戶層級生產的女性相關，而儲藏用的陶罐可能和某些在區域 層級生產的專業化男性相關，因此不同器物類型劃分出的群體可能是多樣的。但 不論是何種社群邊界，技術傳統總是透過個人學習以及社會網絡傳遞，因此操作 鏈揭示的是群體世代傳遞的技術傳統，而這些技術傳統的分布暗示了他們被學習 與傳遞的社會邊界，技術傳統的變化則展示了文化歷史與影響其變化的因素，其 在時、空間上的分布情況是有力的文化史證據（Roux 2016）。
在美洲方面， 20 世紀前半的文化歷史學派仍持續利用器物形態來建構區域 文化史，但在新考古學時，學者轉向功能與系統理論的取徑研究技術與器物形 態，於是將物質文化的研究區分出技術、功能與風格三個範疇：技術
（technology）是生產所需的技巧和物質，是適應環境的外在手段（extrasomatic means of adaptation），是文化與外部環境間物理、實踐與理性的緩衝，外在於文 化系統外；功能（function）是實用或工具目的之功能，是關於物作為工具使用的 方法；風格（style）則是對應於社會、文化需求或限制的物質模式，提供了一些 象徵、標誌、中性的社會功能或僅只是社會行動的殘餘物或附帶現象（Stark 1998）。此時的風格研究也集中在看似不具使用功能，且不受生產技術限制的紋 飾上，並以此延伸出各種風格的研究取徑，Dietler 與 Herbich（1998）將之分作 兩大類，一種是消極反映族群、社會組織與深層認知結構的研究取徑，將文化視 作一種同質、共享的認知結構的反映，而非歷史的社會過程；二是積極的社會行 動策略，比如 Wobst 的資訊交換理論，強調物質象徵對於群體邊界維持、社會關 係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分類範疇的再現。他認為陶器紋飾所展現的風格是陶匠額外 花費時間與勞力的附加物，並藉此提供交換資訊的社會功能，也因此資訊交換的
對象不是日常生活中經常見面人群，而較為可能是陌生的外部群體（Wobst 1977）。
但是許多民族考古學者發現，技術、功能、風格三者的區分實際上並不明 確。風格不僅是裝飾，技術選擇不單純取決於環境壓力，技術選擇的行為是社會 賦予的資訊，反映的是人們共享器物該如何製作的理解，因此物質反映的技術選 擇並非價值中立的，且有時基於非理性、非自然環境的原因，使史前人群抗拒技 術上的變化。而將三者截然區分也無助於理解物質文化的社會面相，難以回應物 質文化是如何在社會脈絡中產生，或是物質文化如何反過來影響社會過程與結構
（Dietler and Herbich 1998；Dobres 2009；Stark 1998）。
Lechtman（1977）對於技術的研究，不僅僅以效用、經濟、功能的角度理解 技術，而將技術作為一種風格來研究，並強調技術風格背後的社會、文化模式。
他認為風格（style）與其背後的模式（pattern）之間的關係有如索敘爾語言學中 言說（parole）與語言（language）的關係，言說是個人根據社會約定俗成的語言 結構執行的具體行為。文化的模式結構會以風格的方式展現在口語、視覺、行動 與技術行為，風格便是內在的模式藉外在行為層次加以展現。而技術就像藝術、
音樂、舞蹈與習俗等，是文化現象的特殊範疇，也可反映各個文化關注的事物，
是文化選擇與價值展現的整合系統。技術的行為受到許多相關活動的影響，包括 操作的技術模式、對物的觀點、勞力的組織與儀式等，這些相關的要素被有序地 統一成複合體，最終形成技術的風格，這些行為的風格不僅受到其構成活動的規 制，也隨著時間被學習與傳遞。Lechtman 研究 Andean 地區的冶金工匠的技術，
發現當地工匠們偏好有著金、銀色裝飾的金屬器，並為此使用許多繁複、耗時的 技術以達成目標，這種特別的技術風格或許反映的是當地人的世界觀，正是透過 這些繁複、困難的方式加工成的產品才符合當地人所追求的意義。因此技術不僅 是社會與自然世界之間的調節，也是創造、維持一個具象徵意義的環境的重要媒 介，且維持特定的技術風格可能是社群中重要的濡化方式。
Dietler 與 Herbich（1998）明確的結合操作鏈框架、實踐論與技術選擇理 論，以更全面地理解生產器物的每一個步驟發生的技術選擇，並透過實踐論連結 起製作工匠與其背後社會、文化結構是如何彼此影響。操作鏈是一系列將物質從 原料轉變為成品的操作過程，其中物質文化的社會意義體現在具體的技術上，可
Dietler 與 Herbich（1998）明確的結合操作鏈框架、實踐論與技術選擇理 論，以更全面地理解生產器物的每一個步驟發生的技術選擇，並透過實踐論連結 起製作工匠與其背後社會、文化結構是如何彼此影響。操作鏈是一系列將物質從 原料轉變為成品的操作過程，其中物質文化的社會意義體現在具體的技術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