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北部地區的鐵器時期始自 2,000 年前的十三行文化，並擴展到新竹、苗 栗一帶的沿海以及臺灣東部的立霧溪口，其分布廣泛且時間跨度近 1500 年，在 不同地方與時間中出現多種類型的分化，而各類型的遺址在陶器的分類上似乎存 在多元的製作技術，這些製作技術的差異是否暗示著不同的社群組合，而這些技 術差異在十三行文化的框架下有哪些維持或轉變？2011 年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的師生於水源校區遺址採集到少量方格印紋陶，經過 2013 年的試掘以及 2017 年 的搶救發掘，雖然遺址內多數文化層受近代擾亂嚴重，但仍發現部分保存較完整 的文化層，出土帶方格、梯形印紋以及圈印、刺點紋的陶片，鐵器以及玻璃珠，
年代約在 1,280-855B.P.，屬於十三行文化的範疇。然而經過碳十四定年以及遺物 初步分類後便發現遺址內不同空間下的陶器其實存在些許的差異。因為遺址內的 擾亂嚴重，文化層的上半部多數受到嚴重翻動，遺址內各區之間的文化層也難以 銜接，無法確認這些遺物在區域間的變化是否具有延續性或是完全不同的技術體 系，抑或可能是不同空間的功能上差異。為了解水源校區遺址內十三行文化的變 異，檢視其中技術差異暗示的社群變化，本文以技術選擇理論配合操作鏈的框 架，檢視水源校區遺址內的陶質遺物。
技術選擇理論的基本概念是當有多種技術可以達到目的時，個人會依其群體 偏好選擇使用的技術。這種選擇並非純然物理、理性或經濟效益上的考量，而受 到群體對世界的分類以及理解所影響，影響個人對於什麼才是「合適」的技術的 理解。各個群體的社會文化概念與象徵系統透過慣習使同一文化、階級的人有類 似的傾向與觀點，進而使其中人群做出相似的選擇，但另方面其中的行為者仍保 有主動選擇的能動性，陶匠選擇的技術不僅是繼承而來的結果，每一次的製作也 透過實踐展現其對群體的認同，並反過來形塑慣習。因此技術選擇的研究除了試 圖了解過去人群選擇技術的原因，也嘗試透過這些選擇的差異來劃分不同的社
群。然而哪些技術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過去人群的世界觀？應該以哪一種技 術的差異才能確實劃分出社群？透過操作鏈框架的陶器研究便是一個合適的方 法，在陶器製作的過程中，從原料的取得、準備成為可使用的陶土，經過初步與 次要形塑技術使陶器器體成形，透過對陶器表面的處理展現陶匠的設計理念或增 強陶器物的物理性質，經過陰乾、燒製的成品包含著陶匠在這一連串步驟中使用 的技術，將這一系列技術分類以區別遺址內是否有不同的技術體系，並以其展現 的技術風格與相關的遺址進行比較。透過這些不同階段的研究可以更完整的理解 人群使用某些技術的原因，並避免以單一面向作為群體劃分的依據。
水源校區遺址的發掘區域分作早期的史前區以及晚期的南側區，史前區的十 三行文化人約在 1,280-1,060B.P.時於此地活動，並可能在漢人移居此地之前便已 離去，但因文化層上半受到擾亂而難以確認延續的年代；晚期的南側區已知的活 動年代約 855B.P.，文化層的上半部受近代農耕向下活動的影響，也未能確認其 延續時間。兩區域之間的地層受日治時代的建築破壞，且兩區域文化層的上半部 均受近代擾亂影響，雖然文化層斷裂無法延續，但就出土遺物的種類以及活動年 代，兩區均可歸類為十三行文化，然而其中陶器的製作技術似乎有部分變化，為 確認兩區域間的陶器製作技術是否有延續性，或是因陶器的功能或其他因素展現 出空間上的差異，對兩區域的陶片抽樣並依操作鏈的框架分析陶器可能的製作技 術。史前區以受擾亂較少且遺物豐富的 P29L08 的陶片作為分析對象，分析 389 件；南側區因遺物數量較少，在滿足分析樣本數的同時，選擇擾亂較少的 P36 作 為分析對象，分析 162 件，總共分析 551 件樣本。此外為確認遺址內是否具有多 元的陶器製作技術，以陶土質地區分陶類，檢視在不同質地下的陶器是否有不同 的製作技術，陶片依質地被區分為三類，第 1 類陶屬基質近似細砂的陶片，共 125 件；第 2 類為基質近泥質，共 343 件，第 3 類陶則為基質屬泥質陶者，共 83 件。
以陶器製作的操作鏈架構為分析基礎，分析的面向包括：
1. 原料採集與準備階段：為確認陶片可能的原料與製作差異，檢視陶片中 黑亮礦物之有無、摻合料粒徑以及摻合料密度。
2. 初步形塑技術階段：區別陶器的初步形塑是否包含捏製、泥條盤築、泥 片貼塑、模製或是輪製。
3. 次要形塑技術階段：檢視陶器內外側的修飾痕跡，包括刮削、拍墊法以 及慢輪修整痕。
4. 裝飾處理階段：檢視陶器內外的施紋、陶衣、鑲嵌、鏤空、上彩、抹 平、磨光，並檢視施紋技術在各部位的比例。
5. 施紋技術分析：檢視拍板壓印、圈印刺點與刻劃技術的分布，並分析主 要的施紋圖樣類型。
6. 燒製階段：檢視陶器的內、外、胎心色以及斷面類型，以判斷可能的燒 製技術，並輔以硬度檢視陶器的特性。
分析結果顯示水源校區遺址兩區域間以及不同陶類間的陶器製作技術在多方 面具有差異，而且區域間的差異或許來自於不同陶類在遺址內的分布差異。早期 史前區以第 2 類陶為主，晚期南側區則以第 1 類陶為主，第 3 類陶則在兩區均少 量分布。此外檢視各陶類在區域間的製作技術是否存有差異，排除數量過少而難 以分析的第 1 類陶後，第 2、3 類陶的分析結果顯示其在區域間的製作技術在多 數面向上並無太大的差異，第 2 類陶僅在陶器硬度上有顯著差異，第 3 類陶則僅 在黑亮礦物的有無以及陶器硬度上有顯著差異。因此水源校區遺址製陶技術在區 域間的差異主要來自第 1、2 類陶數量上的消長。
在原料採集與準備方面，黑亮礦物主要出現在第 1、3 類陶，且第 3 類陶的 黑亮礦物比例又顯著大於第 1 類陶，基於過去對於同為十三行文化的十三行遺址 以及社子遺址的陶片岩象分析，可知十三行文化遺址中的陶器經常出現不同的原 料組合。若比較臺北盆地內同時期的植物園（陳得仁、郭素秋 2004；劉益昌 2011a；劉益昌等 2006）、社子（劉益昌等 2000）以及盆地外的十三行遺址
（臧振華、劉益昌 2000；2001），可以發現植物園遺址的原料組成與十三行遺 址的原料組合相近，以石英顆粒為主並夾雜少量火成岩的組合，但植物園遺址的 火成岩來源並不如十三行遺址一般容易，可藉此看見植物園遺址的十三行文化對 於原料的偏好的堅持；社子遺址則展現完全不同的原料偏好，在以沉積岩類礦物 為主的陶片佔多數的同時，另有相當比例的陶器使用了以火成岩為主的摻合料，
因此在同屬十三行文化且年代相同的情況下，部分遺址的人群展現了對原料選擇 的堅持，另方面也顯示出部分遺址的原料選擇取向有相當差異，水源校區遺址陶 器的原料選擇在早晚期的區域間具有差異，若進行岩象分析，可進一步探究水源 校區早晚期原料選擇的差異與其他臺北盆地的十三行文化遺址的異同，配合不同 遺址的原料偏好，檢視不同類型的十三行文化是否在原料選擇上呈現出社群的認 同，以及此一早晚期的轉變對水源校區遺址本身的意義。
摻合料粒徑以及密度分析方面，第 1、2 類陶的粒徑具有顯著差異，第 1 類 陶以細砂為主，而第 2 類陶以粗砂為主第，此二類陶的摻合料密度雖均以 15 為 主，但早期史前區主流的第 2 類陶具有較多高密度摻合料的陶片，可能有部分陶 片需要較高的抗熱震性；晚期南側區主流的第 1 類陶主要的密度類別與第 2 類陶 相近，整體集中在密度 15 與 10，與史前區相比在抗熱振性等物理性質的表現上 可能較為單一；而第 3 類陶的摻合料粒徑也以細砂為主，但摻合料密度則顯著低 於其他二陶片，該類陶片的抗熱震性可能最低，也較不適合作為炊煮用具。輔以 陶器口緣的半徑以及口緣長度等數值，可以看見摻合料密度分布較多樣的第 2 類 陶在形制上也較為多樣，可能暗示史前區以及第 2 類陶具有較多樣的功能需求，
而第 1 類陶在摻合料密度較為集中的同時，其口緣的形制也較為一致，南側區以 及第 1 類陶的功能需求可能較為單一。
初步和次要形塑技術方面，本次分析或許是受到後續抹平等修飾技術的影 響，或是樣本過於破碎而造成分析上的限制，可觀察到的製作痕跡不多。在初步 形塑技術上，所有的樣本均未發現泥條盤築、泥片貼塑、模塑或是輪製的痕跡，
均歸為捏塑，但或許也說明水源校區遺址早晚期的初步形塑技術具有延續。而次 要形塑方面僅在部分口足部位發現輪修的痕跡，儘管在部分陶片內側可見手指痕 或凹痕，但因樣本破碎且無法確認究竟是因拍墊法所致？或是於施加壓印紋時於 內部托墊所留下，因此未納入討論。但從部分口足可見輪修技術而不見於腹片，
或可佐證水源校區遺址部分陶容器的初步與次要形塑技術如同其他典型的十三行
或可佐證水源校區遺址部分陶容器的初步與次要形塑技術如同其他典型的十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