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十三行遺址的技術風格比較

水源校區遺址的製陶技術在區域間出現差異，並可能是與時間上的變化有 關，在同為十三行文化的架構下，比較其他十三行文化遺址的製陶技術風格或許 有助於理解水源校區遺址製陶技術轉變。其中以十三行文化典型的十三行遺址在 研究資料上最豐富，有較多可供比較的資料，且年代上與水源校區遺址重疊，因 此以十三行遺址的陶器製作技術作為比較的對象。然而比較的目的並非為歸類水 源校區遺址的十三行文化屬於哪種類型，類型或文化的歸屬需要除了器物以外更 全面的判斷方式，本節僅討論兩遺址於陶器製作技術上的相似性。

1957 年林朝棨於當時的臺北縣八里鄉頂罟村十三行調查，採集到方格印陶與 石器數件，因而發現十三行遺址。1959 年三月底林朝棨、盛清沂、石璋如與楊 君實等於十三行遺址進行短期試掘工作出土墓葬、許多印紋陶片、少量石器及兩 具墓葬，確認了多元的陶器組成以及鐵器的出現，並顯示十三行遺址主要包括漢 文化層以及網型硬陶文化層，而且可能與凱達格蘭、噶瑪蘭族有關（林朝棨 1964；楊君實 1961），早期的碳十四定年結果包含一件貝類樣本 1,444±206B.P.

以及一件木炭樣本 1,145±206B.P.（宋文薰 1965）。遺址後續經過多次調查與 發，除了內涵豐富外，也成為了臺灣北部晚期史前文化的命名和代表，並擴展十 三行文化的年代上限至 1,800 年前左右（臧振華等 1988；臧振華、劉益昌 1989；劉斌雄 1962）。1990-1992 年因應八里污水處理場的興建，進行大規模的 搶救發掘計畫，並對遺址內的陶器、金屬器、石器、人骨、獸骨、貝類遺物有更 深入的研究（林秀曼 1997；林嘉偉 1996；張菁芳 1993；臧振華 2001；臧振 華、劉益昌 2000）。

劉益昌後續對北海岸、臺北盆地地區進行的一系列調查與發掘，將十三行文

化細分出時間上的早晚以及多個地方類型，試圖說明十三行文化的複雜內涵（劉 益昌 1995；1997；2000），其中十三行遺址作為十三行文化早期類型的代表性 遺址（劉益昌 2011b：228），此類型分布在臺北盆地內淡水河兩岸低地和河口沿 岸一帶，遺址包括十三行、西新庄子、社子、大坌坑上層，2009-2011 年於同樣 位於新店溪流域的植物園遺址發現相似類型的陶器（劉益昌 2011a）。此類型史 前文化層的年代約落在 1,800-5,00B.P.，但最集中在 1,500-1,000B.P.前，此段時間 可能是十三行遺址史前聚落的主要活動時期（臧振華、劉益昌 2000：29）。陶 器以紅褐色夾砂陶為主，次為灰黑色泥質陶，及褐色夾砂陶，其中紅褐色夾砂陶 的數量在比例上占整體超過 97％，相當具代表性。（臧振華、劉益昌 2000；

2001）。因此以十三行遺址為代表的類型與水源校區遺址的十三行文化人群在時 間上重疊，在分布範圍接近，且對於十三行遺址內主流的紅褐色夾砂陶有詳細的 研究資料，因此將以十三行遺址為代表與水源校區遺址比較，比較資料主要來自 臧振華與劉益昌在 2000、2001 的發掘報告與研究。

原料方面，紅褐色夾砂陶的摻合料以石英為主，夾少量火成岩、砂岩、石英 岩屑，摻合料呈角礫、次角礫狀。淘選度中等，摻合料粒徑多在 0.1-0.5mm 之 間，顆粒相當細且分布均勻，一般表面看不到浮出的砂礫，只有在斷面及表皮脫 落處可見較大的石英顆粒突出。摻合料密度大致在 5~30％之間，且集中在 15-30%之間（臧振華、劉益昌 2000：32；2001：48）。水源校區遺址未進行岩象分 析，摻合料密度的測量方式也不相同，因此這兩方面暫不討論，但從摻合料的粒 徑可以發現第 2 類陶的摻合料粒徑多在 2mm 以上，顯著大於紅褐色夾砂陶；而 第 1、3 類陶則較為接近，此二類的摻合料粒徑均以 1mm 以下細砂為主。

初步形塑與次要形塑技術方面，紅褐色夾砂陶的初步形塑技術應不包括輪 製，但製作方式依不同部位與容器尺寸而可能有所區別，容器底部或較小的陶容 器可能直接用手捏塑成型，底部以外的部分則推測大致是以泥片用模塑、接合、

盤築、捏塑等方式製作而成，而劉益昌由陶片斷口觀察，推測陶器是由 2-3 片泥

片貼塑而成（劉益昌 2011a：191）。部分口、足部與腹部的交界處可見連接 痕，因此推測製作時是器腹成型後才另外連接上口、足。次要型塑技術方面可在 口足見到慢輪修技術的平行線痕，以及在器腹內側發現疑似拍墊法的麻點痕與手 指痕（臧振華、劉益昌 2000；2001：53-55）。水源校區遺址不論哪一類陶片在 初步形塑技術均以捏塑為主，未發現其他製作方式的證據，此與紅褐色夾砂陶不 同。而口足與器腹有不同製作技術並另外連接的方式在水源校區遺址確實也有出 現，但樣本過少，無法討論相似性。

裝飾處理部分可知紅褐色夾砂陶的器表通常經過抹平，小部分塗泥磨光，施 紋技術普遍，比例達 82.63％，施紋部位一般於器腹通體施紋，也有紋飾呈帶狀 分布，除了少數口緣、唇緣或把手上具有刻劃及壓印紋飾，器腹以外的部位多以 素面為主，考量到這些素面的部位，十三行遺址中真正的素面陶可能比例更低

（臧振華、劉益昌 2000：51）。

過往的研究顯示十三行文化對於施紋的偏好均顯著高於早前的文化（表 56），各文化對於施紋部位的偏好也具有差異（表 57），北部地區大坌坑時期 的施紋集中在器身與口緣與腹部的位置，兩部分的施紋比例也接近，但器身的比 例略高於口、頸部位，於帶脊口緣上施加紋飾也是當時的特色之一。圓山時期的 陶器以素面陶為主，除少數器腹有紅彩或網印紋，於器蓋或把手上常見捺點紋，

此時期的器腹雖以素面陶為主，但陶把的施紋卻較其他時期更加普遍，可說是圓 山文化的特別現象（陳瑪玲等 2009；劉益昌 2000：112-113）。植物園時期口緣 與器腹的施紋比例則再次升高，但口緣的施紋比例不如大坌坑文化時期高，整體 集中在器腹，而底部與把手等其他部位的施紋則偏低。十三行文化的整體施紋比 例較過往任何時期更高，且不論口緣或是器腹的施紋比例均高於植物園文化。而 施紋主要集中在器腹，器腹的施紋比例均超過六成，十三行遺址陶片器腹的施紋 比例更超過九成（陳瑪玲等 2009）

表 56：臺灣北部史前文化陶器施紋比例（陳瑪玲等 2016）

表 57：臺灣北部史前文化陶器各部位施紋比例（陳瑪玲等 2016）

相較之下，水源校區遺址整體的施紋比例均低於同時期的十三行文化遺址，

即便以陶類之間比較，水源校區遺址施紋比例最高的第 1、2 類陶均較紅褐色夾 砂陶低，展現了異於其他十三行遺址的施紋偏好。在施紋部位方面，水源校區遺 址第 1、2 類陶的施紋幾乎全數集中在器腹，僅第 3 類陶在頸部、口部有施紋，

整體而言水源校區遺址不論在任何部位的施紋比例均低於十三行遺址，可以看見 水源校區遺址不同於十三行遺址的施紋偏好

將紅褐色夾砂陶的施紋圖樣重新分類施紋技術，在排除陶片紋飾不明與素面

係呈現褐色，多數內外色相同，色度多為 6 或 8，因此推測是在氧化氛圍中燒 製，多數內外色相同，胎心色與外表相近或稍淺，一般而言燒透。而燒製溫度方 面，透過切片觀察樣本的光學性質，紅褐色夾砂陶多數的樣本仍具非均質性的消 光性質，推測大部分陶片的燒製溫度不超過 850 度。在黏土礦物象變化方面，經 重燒實驗與 X 光繞射分析，在 12 件樣本中有 7 件燒成溫度在 750-800 度左右，4 件樣本在 800-900 度之間，有 1 件則估計在 900 度以上（臧振華、劉益昌 2000：

32；2001：58-62）。陶片表面硬度高，多數為 3 度，抗折強度也頗高，以手不易 掰斷（臧振華、劉益昌 2000：33）水源校區遺址的第 1 類陶燒製技術也以燒透 的氧化燒為主、硬度較高；而第 2 類則為未燒透的氧化燒為主，硬度較低；第 3 類陶以還原氛圍為主，相較之下以第 1 類陶較為類似紅褐色夾砂陶的燒製技術。

綜合前述分析（表 59），水源校區遺址區域間的技術差異相當程度是受第 1、2 類陶的分布影響，早期的史前區幾乎以第 2 類陶為主，而晚期幾乎以第 1 類 陶為主，因此以這二類陶的技術代表水源校區遺址早晚期的技術風格。水源校區 遺址早晚期的初步形塑技術均以捏塑為主，器表多經抹平，施紋比例均以 60％左 右、施紋部位集中在腹片，並且多以拍板壓印技術施紋，在這些面向上具有延續 性，屬於水源校區遺址陶器製作技術的堅持。而抹平以及施紋技術方面與紅褐色 夾砂陶情況相同，可能是這一時期十三行文化人共同的技術偏好。

然而在水源校區遺址晚期的摻合料粒徑、施紋圖樣以及燒製技術方面產生變 化，摻合料粒徑由粗轉細，施紋圖樣的主流從早期具有特殊施紋方式的梯形紋轉 變為晚期的圓角方格，燒製方式也從原本的氧化但未燒透轉變為完全燒透的氧化 燒，且陶器硬度在晚期提高，在這些技術面向中，水源校區遺址早期的技術與紅 褐色夾砂陶差異較大，但晚期的技術風格均則較類似十三行遺址的紅褐色夾砂 陶，或許水源校區遺址早晚期陶器技術的轉變與十三行文化的紅褐色夾砂陶相 關。

表 59：水源校區遺址各陶類與紅褐色夾砂陶技術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