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社經地位、社會網絡、制控信念與心理幸福關連之理論與研究

理幸福關連之理論與研究

一、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主要包括職業、教育和收入三項，都是很重要的社會階層（黃毅志，

2003），西方的研究顯示，社經地位越高，心理愈幸福（Aneshensel, 1992；Williams and Collins, 1995）。雖然這項「社經地位越高，越快樂，心理越健康」的關聯性 已被證實，但究竟是由「不快樂、心理健康有問題導致低社經地位，而快樂、心 理健康導致高社經地位」所造成；還是「社經地位越高，擁有越多資源提高快樂、

降低不快樂」所致，仍然有些爭議性（黃毅志，1998）。但許多貫時性研究指出，

社經地位為因，快不快樂、心理健康為果（Aneshensel, 1992； Williams and Collins, 1995）。

根據這項解釋，在西方社會中，個人的社經地位越高，心理越幸福。因為高 社經地位者處在環境條件佳的工作場域中，不容易發生意外事故，同時擁有較多 的機會，可以自由的創造發揮；同時本身所擁有較多的知識、財力及社會資源，

不但可以用來避免不快樂的事故，甚至於去追求快樂事件，如到國外旅遊，同時 也可以用來避免意外的發生以及降低事故所帶來的痛苦，進而提高心理幸福。反 之，低社經地位者，由於個人的能力、社會資源有限，面臨不快樂的機會也較多，

同時往往處於較差的工作環境，只能聽命行事，少有發揮自主性的機會，並且所 獲得的工作報酬也較低；因為在環境條件差的地方工作，容易發生危險，而造成 不幸的意外事故；在發生事故時又缺乏足夠的知識、財力及社會資源，無法進行 有效的醫療服務，來減輕意外事故所帶來的痛苦，因此心理不幸福（Aneshensel, 1992； Williams and Collins, 1995；Ross and Wu,1995）。

但 Gruenberg（1980）的研究發現低階層的工人，面對環境條件很不理想的

工作，仍然覺得工作滿意，這可能歸因於低階層工人的心理調適(accommodation) 過程；雖然他們無法和上階層白領工作者相比，但退一步去想，只要自己的工作 收入還過得去，和同事之間的關係還不錯，這樣也就足夠了。但亦有中國大陸的 研究指出，高階層職業工作者，因需去監督、管理員工和協調各項活動，反而可 能會增加人際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因而產生心理壓力導致心理不幸福（Lai, 1995）。

針對教育的影響而言，若根據 Ross ＆ Wu（1995:722-723）的論點，教育 程度越高，越相信能憑藉自己的作為來扭轉乾坤，化不可能為可能，而越具內控 信念，降低無力感，並獲得越多的社會支持以降低焦慮、憂鬱的感受，也因為自 身的知識較豐富，越能有效的去運用各項資源，來免除不幸的生活事故或是降低 事故所帶來的痛苦，這些都能提高心理幸福。

有些台灣研究顯示教育程度對心理幸福間有一些正影響（周玉慧等，1998；

張素紅、楊美賞，1999）；這很有可能是因教育程度較高者，有較高的職業地位，

同時也有較高收入、較高的內控信念所致（黃盈彰，2002a）；不過也有台灣的研 究發現教育對心理幸福沒有影響（黃毅志，1998）。

至於收入與心理幸福的關連，有些台灣研究顯示個人的收入對心理幸福呈正 影響（周玉慧等，1998；黃毅志，1998）。這可能是因收入愈高，愈能追求物質 的快樂（如：出國旅遊、購買名牌服飾物品、享受較佳服務等），並且能避免貧 窮、交通、居住等所帶來不愉快的生活事故，不過收入的影響也不大（黃毅志，

1998）。

二、社會網絡：

林南和盧漢龍（1989）在中國大陸的研究則發現：社經地位對心理幸福的影 響比社會網絡小得多（Lin & Gina, 1995）；而黃毅志（1998）在台灣的研究發現，

個人社會網絡的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和心理幸福整體關連較強，相較之下社經地 位對心理幸福的影響就比社會網絡小得多；這與林南等人的發現相當的吻合。這

的「他人取向」，使社會網絡對心理幸福的影響比較大，而本人社經地位對心理 幸福的影響較小（黃毅志，2002）。在台灣也有許多的研究指出社會網絡中的社 會支持對個人的心理幸福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邱文彬，2001；周玉慧，1997）。

就學校的社會網絡而言，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不論是在推動校務或是引導 教師教學創新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校長可以透過自身的領導策略，

來引領學校的校務發展、支持教師的教學創造力，提升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心理 幸福與教學成效。然而不同的校長各有其不同的領導風格，當然給予教師的感受 也就有所不同，可能帶給教師助力，提升教學的品質的效果也有不同(秦夢群、

吳勁甫，2006；黃盈彰，2002a）。在有關校長領導的研究發現，校長如果對教師 採取尊重（給予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支持（讚美教師的優良表現）、關心教師 福利的關懷式領導方式，教師的工作滿意度也會相對提高，反之，校長對教師採 取指示（指示教師應該如何分配工作、監督教師上課的情形）、限制（過多的行 政工作、過多的會議）的監控領導方式，以及校長領導方式沒有效率的無效領導 方式，則教師的工作滿意度會下降(黃國隆，1982；黃盈彰，2002a；巫有鎰，2007）。

就教師間的社會網絡而言，可分幾個面向，（一）同僚的行為：教師們之間 在教學上進行專業性的交流，相互支持與認同，如共同討論、研究和解決教學上 的問題，並且以任教的學校為榮。（二）親密的關係：教師間有濃厚的情誼，彼 此間感情融洽，如了解彼此的家庭狀況、互動密切、相互體諒與協助。（三）疏 離的表現：教師對學校沒有向心力，沒有共同奮鬥的目標或是願景，對學校及同 事有疏離感，如對學校工作漠不關心、不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彼此間形成許多 小團體、經常的批評學校或同事、放學後立刻離開等(黃盈彰，2000a）。

上述學校社會網絡面向中校長關懷式領導、教師間的同僚行為、親密的關係 屬於社會支持的層面，而校長監控和無效式的領導、教師疏離的表現屬於緊張關 係層面(黃毅志，1998；巫有鎰，2007）。根據上述說明，研究者推論校長越趨向 關懷式的領導方式會讓教師的工作滿意、心理幸福提高，反之，校長越趨向監控 或是無效式的領導方式會使工作滿意、心理幸福下降；教師間的社會支持會讓教

師的工作滿意、心理幸福提高，反之，教師間的緊張關係會使工作滿意、心理幸 福下降。

三、制控信念：

就人格特質來說，個人的人格特質也會影響工作的成效，而人格特質中所謂 的制控信念則是指個體對自己行為後果歸因的信念，內控信念的人會將事件的成 敗歸諸於自己，認為可依據自己的能力、努力或特質來掌控事情的成功與否，也 就是事在人為、人定勝天、較積極、主動、盡責、勇於解決問題等，而外控信念 的人則認為事情的成敗都是上天註定的、或是要靠運氣、環境、較消極、被動、

推委、逃避問題（黃盈彰，2002a）。

教師的制控信念與工作壓力有顯著的相關，越具外控信念的教師因被動、逃 避工作問題，導致工作問題一直累積，感受到更大的工作壓力；而越具內控信念 的教師因主動、勇於解決工作問題，使工作問題逐漸減少，工作壓力減輕（黃盈 彰，2000a），郭生玉（1994）指出長期過多的工作壓力會造成工作厭煩，而使教 師失去工作上的滿足感。也有研究發現，越具內控信念的教師，工作滿意度越高；

反之，越具外控信念的教師，工作滿意度越低（黃盈彰，2000a：163）。由上述 的說明中，研究者可推論內控信念較高的教師，由於工作滿意度高，可能心理幸 福也高；反之外控信念較高的教師，心理幸福程度低。

第四節 探討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與心理幸福的關聯之 相關研究

由於國內有關教師心理幸福的研究不多，本文也就回顧教師工作滿意度的相 關研究來推論影響教師的心理幸福的因素，因為工作滿意度是心理幸福重要的成 份，而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很可能也會影響心理幸福（黃盈彰，2002a）。故探 討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與工作滿意度與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之前，必須先在觀念上 做一個釐清，個人的特質和心理幸福之間的相關可能只能算是描述性的說明，我 們不能輕易的去斷定這些個人的特質是造成工作滿意度與心理幸福的原因，因為 很有可能兩者的關聯是其他相關的原因所造成的，所以在解釋上要謹慎（張苙 雲，1989a）。所以做實證分析時，要探討個人特質對工作滿意度與心理幸福的影 響，就必須在統計上控制干擾變項，所以下列就對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與心理幸福 之間的關係，以及可能造成影響的因素，分述如下：

壹、性別：

在教師間社會網絡的關係上，男性知覺的校長的支持行為較高，而女性在知 覺的教師間社會支持較高，兩者各具優勢的情況下，性別對工作滿意度就沒有顯 著差異（黃盈彰，2002a）。不過也有些針對公務員的研究指出男性可能因為升遷、

工作報酬以及職位優於女性，所以工作滿意度高於女性（張苙雲，1989a）。

有研究指出女性比男性感到不幸福（毛國楠，1995；周玉慧等，1998；Mirowsky

& Ross, 1995），得到這個研究結果可能是因為女性通常暴露在較大且較多的壓力 事件下，同時處於對女性比較不利的社會環境，例如：職業的女性工作者通常要 承受事業與家庭兩方面的負擔（賴威岑，2005；唐先梅，1999；鄭忍嬌、陳皎眉，

1994；Lai, 1995），這包含角色之間的衝突、角色的負荷過重以及角色之間的相 互干擾，所以女性比男性感到心理不幸福（鄭忍嬌，陳皎眉，1994）。但是也有 研究指出女性付出的社會支持比較多（如家庭、鄰里的關係），所以也有比較多

的社會支持，所以女性會比男性幸福（陳李綢，1980；陸洛，1998）。

的社會支持，所以女性會比男性幸福（陳李綢，1980；陸洛，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