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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人員及高階事務官的相關研究

自 1970 年代起,學者也開始對於美國政務人員以及高階事務官進行實證的 研究。啟發自 McClosky (1964)對於一般大眾以及精英有關民主共識的研究,

Wynia(1974)早在 1969-70 年間針對聯邦政府 405 位官員進行問卷調查,並指出服 務單位、年資、學歷等因素如何影響政治態度。相對於 Wynia 採取量化的研究途 徑,Heclo(1977) 則採取質化的方法並跨大其研究範圍。為了更深入了解聯邦政 府政治與行政的運作動態,透過政府檔案的分析,以及訪談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 治任命人員、退休及在任的高階事務官以及華府通達內情者共兩百多位,作者描 繪政務人員的選任過程與特質、高階文官的體制以及政務及事務人員兩者的互動 關係,最後回歸到文官體制的改革。Wynia 以及 Heclo 的作品一個集中在文官的 政治態度,另一個則描述文官所處的環境,兩者完整地呈現出政治與行政的樣貌。

延續 Heclo 的研究成果,Aberbach, Putnam and Rockman (1981)對於國會議 員、政務人員及高階事務人員進行有系統的大規模跨國(英、美、法、德、義、

荷、瑞典)研究。該研究主要針對政務及事務人員的背景及政治態度以及彼此互 動進行調查,有系統地呈現這些國家政治及行政精英的政治態度與互動概況。該 資料的蒐集,促成了許多的研究,如 Putnam(1976)對於英國、德國和義大利的高 階文官政治態度的研究,Gregory 比較澳洲、紐西蘭以及原本 Alberback 等研究 的國家,並從計畫承諾與政治容忍度等兩個面向,將各不同國家的文官加以分 類。除了 1970-74 的研究,Aberbach 以及 Rockman 又分別在 1986-88 以及 1991-92 年美國聯邦政府進行類似的研究,並將長期研究的成果在「環繞在政治的網絡中 (In the Web of Politcs—three Decades of the U.S. Executive)一書中發表(Aberbach and Rockman 2000)。Aberbach 與 Rockman 二十餘年長期研究,激發許多相關的 探討,如 Aberbach, Krauss, Muramatsu and Rockman (1990)對於美國及日本行政

研究方法的探討等。晚近,Maranto(2005)透過深度訪談,對於政務與事務人員的 互動進行深入探討,並對於未來兩者互動提出具體建議及訓練課程。

論到政務人員與高階事務觀之間的關係,以 Heclo 在 1977 年的經典著作《陌 生人的政府:華盛頓的行政政治》(A Govemment of Strangers: Executive Politics in Washington)最負開創性。其書中指出,政務官和事務官彼此之間的互動,在華府

Ferrara 與 Ross(2005)指出,事務官的重要性在於其代表著美國公共行政的

「制度記憶」,對政務官未來的利益而言,這種可以銜接前後的政策圖像是無價 資料來源:Ferrara & Ross (2005:43).

由於政務官和事務官在本質上的差異,所以實務上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融 洽,時有摩擦產生。隨著政府職能擴張,人民依賴日深,當代行政發展已成為 Dwight Waldo 所謂的「行政國」(administrative state),其中常任文官人數龐大,

對政策的影響力不言可喻,所以「政務官如何有效地領導日趨龐大並以文官為主 體的行政國?」遂成為當代民主國家的治理難題(吳定等,2007)。要處理這個 問題必須先探求兩者的衝突來源,Maranto(2005: 38-55)歸納出引發政務官與事務 官衝突的原因有:(1)技術專業性(technical credentials)、(2)孤立的文化(culture of isolation)、(3)意識型態的差異(ideological differences)、(4)及時性(timeliness)、(5) 工作時間(work hours)、(6)個人風格對張組織氣氛(personal style vs. atmosphere)、

(7)不確定性(uncertainty)。

而 Abramson & Lawrence(2005: 4-5)認為要改善政務與事務關係,必須先使 雙方相互尊重,並理解彼此的工作分際與角色差異,其差異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政務官與事務官角色認知比較表

政務官 事務官

透過總統的政策和偏好次序為公眾信任 服務。

透過文官體系為公眾信任服務

理解、增加、闡明、強化組織的願景。 在同儕中提供「同儕的」(collegial)領導,

用以發展組織的共享願景。

在機關內做組織改革,使其變得更好後 離開。

對他們的組織褔利扮演監護者。

向公眾溝通組織的社會價值。 對政務人員提供「次級的」領導統御。

持文官尋求改進組織績效。 在組織內對進行中的方案改革扮演催化 劑。

資料來源:Abrason & Lawrence(2005: 4-5)

除上表 2-2 所述之政務官與事務官彼此因屬性和分工不同而易產生摩擦外,

基於兩者的任用來源不同,隨著民主化發展,也意味著政黨輪替促成政務與事務 關係回歸民主政治的常態,所以政務系統相對於事務系統,將永遠是「新政府」

與「舊官僚」的關係(陳敦源 2002)。新政府與舊官僚的衝突在政黨甫輪替之際 特別明顯,因為新任的政務官感覺到常任文官想延續舊政府的議程,而常任文官 則認為新政府領導者企圖引入新的但卻未有明確方向的變革(Harsell 2005)。另一 方面政務官的任期通常都不會太長,Maranto(2005)就發現許多文官的確將他們的 政務上司視為「進出者」(in and outers)、「候鳥」(birds of passage),甚至直接稱 為「聖誕禮物」(Christmas help)。

本土的實證研究仍有其迫切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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