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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檢閱

第一節 政治知識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檢閱

本研究將焦點置於台灣民眾的選制知識與其政治參與行為之間的關係,而選 制知識是民眾針對選舉制度所具備的認知,因此選制知識的範圍要比政治知識來 得特定,性質上應屬於 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6, 14)所認為政治知識應包含的 第一個面向,也就是民眾對於政治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的瞭解。因此,在 探討民眾的選制知識之時,我們仍可藉助學界對於政治知識現有的研究成果與架 構作為輔助(Karp 2006; Vowles et al. 2002)。首先,本文先探討政治知識概念上的 定義、測量與應用,試圖找出影響民眾政治知識或受其影響的相關變數,再以政 治知識文獻回顧的成果為架構,幫助我們進行選制知識的研究。茲將相關文獻之 研究成果加以整理,並依理論重要性以政治知識與選制知識兩方面分別探討之。

第一節 政治知識

一、政治知識的定義

根據 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6, 10)的定義,政治知識指的是民眾對於有關 政治事實資訊存於長期記憶的程度(the range of factual information about politics that is stored in long-term memory)。由這句話可以引申出政治知識的兩項重要特 性:第一,政治知識不僅僅只是單純的資訊(information)攫取,更需進一步藉由 個人的認知處理,將外在的資訊轉化為內在的長期記憶,形成對政治事務的思考 與行為根據;第二,政治知識所指涉的對象乃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有別於個人主 觀的價值信念與態度偏好。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6, 14)指出所謂的政治知識 的內容應包含下列三個面向:(1)、對於政治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的瞭解,

例如對憲法架構、選舉制度,以及相關法令程序的瞭解;(2)、對於國內外主要 政治內容(substance of politics)的認識,例如對重要國內外大事、社會經濟議題,

以及重要政策的認識;(3)、對人物與政黨(people and parties) 的認識,包含對於 主要政府或是政黨領袖的立場、能力表現的認識,候選人或是政府官員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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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ght facts),例如總統覆議權的行使程序?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內容?第二為 觀察事實(surveillance facts),例如誰是現任副總統?參眾議院的多數黨為何?另 外,學者 Jennings(1996)則從政治社會化的途徑來探討政治知識,並且進一步依 照政治知識的來源將其分為三類:第一為教科書知識(textbook knowledge),主要 為來自學校教育所得到的政治知識,大多指涉政府機關的正式權力範圍與運作程 序 , 此 部 分 是 由 憲 法 或 其 他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 第 二 為 觀 察 知 識 (surveillance knowledge),意指民眾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或是同儕之間相互討論所獲取的 政治知識,由於性質上較接近社會當時發生的時事,因此內容常因時間的不同而 有所異動。第三為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此多來自於特定事件或是歷史 的知識。由以上這些學者對政治知識的來源所作的歸納我們可以略知教育程度、 的政治知識遠高於女性(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6; Frazer and Macdonald 2003;

Hayes 2001; Jennings 1996; 林瓊珠 2005;黃秀端 1996)。另外,年齡與政治 知識亦有顯著的相關性,年齡越輕的民眾對政治體系的認知較薄弱,其對體系的 情感歸屬不深,相對地,年齡越長者會隨著對政治事務的熟悉而強化其對體系的 認同(Abramson 1983; 胡佛 1998)。Lambert 等人(1988)也有相似的觀點,他們指 出年齡越大的人由於越有機會體驗和接觸與政治事務有關的訊息,同時也較有能 力組織這些資訊,因此他們的政治知識也會較年輕人為高。最後,教育程度一直 以來被視為是影響民眾政治知識高低的重要變數(Bennett 1995; 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6; Lambert et al. 1988; Luskin 1990; Robinson and Davis 1990; 林瓊珠 2005;林聰吉與王淑華 2007;張卿卿 2002;黃秀端 1996;傅恆德 2005),

Luskin(1990, 334-335)、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6, 106-116)同時指出影響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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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之外,另一方面教育也增加了個人接觸政治資訊的機 會,無論是在課堂上或課外非正式的討論與閱讀,這些接觸機會的上升都有助於 提升對政治事實的客觀判斷。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能力與機會之外,Bennett(1995)指出像是政黨屬性、政治 興趣、對選舉結果關心的程度以及心理上對公共事務的涉入感等因素皆會影響民 眾獲取政治知識的動機。Neuman(1986, 200)也認為民眾對政治的關注與興趣是影 響民眾政治知識得以逐漸累積的重要因素。另外,政黨認同越強的人,通常對政 治越感興趣,政治知識也會較高(林瓊珠 2005)。

除此之外,知識的傳遞需要倚賴媒介,媒體曝光理論(media exposure theory) 認為一個人越經常接觸新聞媒體,對於他在事實知識的取得有很大的幫助。過去 許多相關的文獻也指出民眾的媒體接觸與其政治知識之間具有密切的相關性,個 人接觸媒體的時間與頻率越長,對政治知識的累積越有顯著的影響(Bennett 1989;

Chaffee and Kanihan 1997; Lambert et al. 1988; Luskin 1990; Robinson and Levy 1986)。國內的研究亦有相同的發現(林瓊珠 2005;林聰吉與王淑華 2007;

翁秀琪與孫秀蕙 1994;孫秀蕙 1995;1996;黃秀端 1996;傅恆德 2005)。

然而,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是相互影響的。Thompson(1970) 便指出政治參與能夠增進一個人的政治知識,並且有助於提升他對政府合法性的 認同。而 Lambert 等人(1988)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出政治參與和政治知識之間是具 有顯著的關係,政治參與頻率越高的人,其政治知識也越高。這是由於政治參與 一方面提升了公民對政治事務的瞭解與認識,另一方面,公民為了參與政治,也 會事先作功課,蒐集相關資訊,此均有助於政治知識的累積與提升。

除了上述的這些因素之外,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指出人們透過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與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之間的交互作用,能使得 資訊傳遞的深度與被接收度有別於傳統的學校教育及媒體的直接傳輸。因此人們 在社團上的各種參與,對於政治知識的累積在理論上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而 林聰吉與王淑華(2007)在實證上也發現了民眾非正式團體的參與和政治知識的 高低存有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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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是有關係的」( Knowledge promotes a number of civic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such a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efficacy) that motivate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knowledge boots participation because it promotes an understanding of why politics is relevant.)。換句話說,政治知識乃是公民做政治判斷、採取行動的先決條件,較 通曉政治事務者(political informed)更可能去參與政治,因為這些人更有能力去辨 認與理解他們的利益在哪裡,也更能夠將他們的利益與其意見相連結,並以有意 義的、理性的方式在政治參與過程中表達出他們的意見,同時通曉政治者他們的 態度也更一致和穩定。過去許多的相關研究也同時指出,政治知識高者較政治知 識低者更會去投票及參與政治(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6; Galston 2001;

Gronlund and Millner 2006; Howe 2006; Lassen 2005; Martinez and Gill 2006; Pattie and Johnston 2003)。Gronlund(2003)的研究發現政治知識越豐富者越積極參與政 治活動,而政治知識越低者則越消極。Larcinese(2007)對英國 1997 年大選的研究 發現政治知識對選民投票的機率有相當大的影響。林瓊珠(2005)針對台灣民眾 1992 至 2000 年政治知識的研究亦發現政治知識低的民眾比政治知識高的民眾較 少參與像是捐款、拉票、發傳單、張貼候選人或政黨貼紙或旗幟以及參加集會遊 行或助選活動等選舉活動。蕭怡靖與黃紀(2010)發現在 2008 年的立委選舉中,

政治知識越高的選民,有顯著偏高的機率採取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

除了對行為面的影響之外,傅恆德(2005)更發現在 2001 年立委選舉裡,

雖然根據 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6, 10)的對政治知識所下的定義,政治知 識指的是民眾對於有關政治事實資訊存於長期記憶的程度,但過去相關的文獻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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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實性知識(factual knowledge)與概念性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兩大類別 (Lambert et al. 1988; Neuman 1986)。事實性知識指涉的是詢問民眾對於一些既有 的、直接可以認知到的政治事實問題,像是政治制度、政治團體或是政治人物的 認知程度;而概念性知識則是根據 Neuman 對「政治練達」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概念的說明所延伸出來的。Neuman(1986)在其《大眾政治的矛盾》 (The Paradox of Mass Politics)一書中經常將「政治知識」(political knowledge)與「事實性知識」

(factual knowledge)兩者交替使用,而我們也可從他對政治練達的討論中瞭解事實 性知識與概念性知識兩者之間的理論關係。政治練達就 Neuman 的論述來說指的 是民眾知道有關政治事務並有能力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決定的程度,主要是由三 個面向所構成:第一是「政治顯著」 (political salience),主要是指民眾對於一般 政治的關心程度與選舉的興趣;第二是「政治知識」(political knowledge),指民 眾對於主要政治議題、人物、結構與團體的知識;第三為「政治概念化」(political conceptualization),指涉的是民眾運用抽象概念與政治知識來整合或組織他們對 跨年度調查資料(1992-2004 年)探討台灣民眾政治知識的長期趨勢及其來源,其 中測量政治知識的題組內容皆屬於事實性知識的範疇,主要可分為制度知識與時 事知識兩類,前者包括立委任期、縣市長任期、解釋憲法的機關以及行政院長提 名同意權歸屬的機關等;後者則包含了像是台灣省主席(省長)、我國副總統、

美國總統、中共國家主席以及民進黨黨主席是誰等。林瓊珠(2005)針對 1992 年至 2000 年台灣民眾政治知識變動情況的研究亦使用相似的測量概念,除了詢 問受訪者知不知道某個職位政治人物的名字以及對政治制度的瞭解程度之外,還 詢問受訪者有關國際事務的知識像是「聯合國總部設在何處?」以及「在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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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知識的測量。學者 Cho(2012, 4-5)指出,事實性知識有兩個主要特徵,一個是 知識的低度抽象化,另一個則是知識之間的低度相關性;反之,概念性知識處理

知識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無論是對於新資訊的理解與儲存,或是對於問題的 解決都有著重要意涵,事實上,所謂的專業(expertise)指的通常是跟緊密整合的 知識結構有關。因此,單純的事實性知識並非是一個能夠完全反映公民對政治事 件與議題理解能力的良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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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n(1986, 200)對此亦曾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政治顯著、政治知識以及 政治概念化三者之間乃是「相關向量」 (correlated vectors)而非獨立不相關的變

Neuman(1986, 200)對此亦曾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政治顯著、政治知識以及 政治概念化三者之間乃是「相關向量」 (correlated vectors)而非獨立不相關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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