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檢閱
第二節 選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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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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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的看法時，自發且持續地使用抽象性概念(Neuman 1986, 198-218)。同樣 地，被正確使用的抽象性概念越多，受訪者概念整合的能力也就越高。接著，
Neuman(1986, 203)將政治知識與政治概念化（包含概念區辨與概念整合）進行相 關性的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政治知識與概念區辨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47，政治知 識與概念整合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38，因此粗略看來，政治知識與政治概念化之 間的關係是介於中度的正相關，換句話說，政治知識越高，政治概念化能力大致 上應該也是會越高的。
從上述 Neuman 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知，雖然在一般情形下，受訪者應該是 先有能力對政治領域中的各種零碎、多樣的元素做出一定程度的區辨，之後才有 比較系統與完整的整合階段，也就是說概念性知識的形成原則上是建立在事實性 知識的基礎之上沒錯，然而 Neuman 亦提醒我們，概念的整合又有助於面對往後 更 新 、 更 多 樣 的 區 辨 工 作 。 因 此 ， 概 念 區 辨 與 概 念 整 合 之 間 是 相 輔 相 成 (complementary)而非總是單方影響的直接關係(Neuman 1986, 205)。
六、小結
綜上所述，有關政治知識的研究，國內與國外的研究結論差異不大，其中，
對於政治知識的測量問題，同時包含事實性政治知識（對於政治人物的認知與政 治制度的理解）以及階段性政治事務的理解，但相較之下，國內相關研究較缺乏 概念性政治知識的討論；再者，整體的研究結果大致也都強調政治社會化所具有 的作用，並具體指出民眾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媒體接觸、政治興趣以及政 治參與等因素皆會影響其政治知識的累積；最後，國內與國外研究皆有發現政治 知識對於政治參與行為的正向作用。
第二節 選制知識
一、選制知識的相關研究與測量
有關選制知識的研究，國外學者多從紐西蘭與德國選制改革的經驗以及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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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新選制的認知與評價等面向進行一連串的探討與比較(Karp 2006; Vowles et al. 1995; Vowles 1998; Vowles et al. 2002)。至於國內亦不乏學者針對台灣立委選 制變遷的案例進行選制知識的研究（Huang, Yu and Hsiao 2011; Huang, Wang and Lin 2012; 游清鑫 2012b；蕭怡靖 2012）。
紐 西 蘭 在 1993 年 進 行 選 制 改 革 ， 將 原 先 的 「 領 先 者 當 選 制 」 (First-Past-The-Post, 簡稱 FPTP)改為「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 簡稱 MMP)，並於 1996 年的國會選舉首度採用。Vowles(1998) 於 1994、1995 以及 1996 連續三年針對紐西蘭民眾對選制變遷的認知情況做了調 查研究，詢問受訪者「是否知道在新選制之下每人可投兩張選票」以及「哪一張 票對於政黨取得國會議席比較重要」等問題。研究發現，從 1994 到 1996 年，紐 西蘭民眾知道每位選民有兩張選票的比例從 62%上升至 82%，知道「政黨票(party vote)而非區域票(electorate vote)才是決定政黨極大化國會議席數關鍵票」的比例 也從 24%提升到了 47%。相反地，答錯的比例從 94 年的 29%下降至 96 年的 23%，
另外，不知道這些問題答案的比例亦從 47%下降到 31%。這些數據顯示，隨著 時間與經驗的累積，紐西蘭民眾的選制知識是逐年上升的。
Karp(2006, 717-719)則是比較德國與紐西蘭兩國民眾對選制的瞭解情形，主 要也是詢問受訪者「兩張選票當中哪一張票才是極大化政黨國會議席數的重要選 22.3%及 24.9%，這反映出的事實便是，有將近一半的紐西蘭民眾仍然不清楚 MMP 較 FPTP 更能夠符合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和公平性(fairness)的優點。
國內研究方面，Huang 等人(2011)以及游清鑫（2012）的文章皆利用「台灣 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的電訪資 料，並使用「橫斷面滾動樣本」(rolling cross-sectional data)的研究設計觀察 2008 年立委選舉投票日前一個月台灣民眾對新的「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MMM)的 認知及其變化情形。其研究分別詢問受訪者四個有關新選制的問題作為選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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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過去文獻亦有類似的研究成果。首先，Banducci、Karp 與 Vowles(1998, 103-104)發現教育程度、政治興趣以及政治知識越高的民眾答對「政黨票比較重 要」的比例也就越高。Karp(2006, 721)比較德國與紐西蘭民眾選制知識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與政治興趣皆是影響德紐兩國民眾瞭解政黨票重要性的顯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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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等人（2012）捨棄加總選民答對選制知識題數的傳統做法，運用項目反應 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建構一個屬於連續變數的選制知識測量，研究結果 同樣發現男性、年齡越大、教育程度越高、越關注新聞媒體以及認同小黨的民眾 選制知識越高。另外， Huang 等人(2012)的研究亦發現選制知識具有選舉循環 (electoral cycle)的特點：越靠近選舉日接受訪問的民眾，對選制知識的瞭解程度 也越高。
三、選制知識的政治影響
最後，有關選制知識是否對選民的政治行為與政治態度造成影響的問題，從 政治知識的研究結果來看，前面亦曾提及政治知識在行為面來說會影響一個人的 政治參與及投票行為，而在態度面來說會影響一個人對經濟現狀或是政黨表現的 評價。首先就國外的研究來看，Wattenberg、McAllister 與 Salvanto(2000)發現越 瞭解美國眾議院的選民越可能在眾議院選舉中去投票。Karp(2006)同時藉由分裂 投票與真誠投票(sincere voting)的研究發現選制知識對德國民眾與紐西蘭民眾兩 者的投票行為有不同的影響。在德國，民眾選制知識的高低與其分裂投票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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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深，政黨立場支持國民黨者可能因為新選制幫助國民黨獲得較多國會席次因而 傾向給予新選制好評價；反之，民進黨的支持者則傾向看壞新選制。即便如此，
民眾對新選制的瞭解程度越高，在統計模型中仍顯示出對台灣民主的發展越會顯 著地抱持著負面的看法，其原因作者的解釋是可能由於民眾認知到台灣新的立委 選制相較於過去 SNTV 在得票數與席次率之間的不比例性(disproportionality)更 不利小黨生存，因此對台灣未來的民主發展前景感到憂心。
四、小結
從上述選制知識的討論中首先可以發現，過去學界對選制知識的測量與應用 如同政治知識一樣大多僅限於事實性知識的層次：單一選區下國會議員的應選席 次（選區規模）、每一個選民可以投幾張選票（選票張數）、政黨需要得到多少 選票才能分配政黨比例名單的席次（不分區門檻）以及新選出的立委任期為多少 年（立委任期），似乎沒有進一步詢問民眾是否瞭解這些選舉制度背後所可能造 成的政治影響。在缺乏概念性知識的測量之下，我們無從得知民眾是否具備政治 概念化的能力，在投票時能將制度背後的影響納入考量，對於新選制的瞭解可能 只是流於形式，造成原先我們發現民眾的政治知識對其政治行為的影響力有高估 之虞。
其次，國外研究即便有類似概念性選制知識的測量與應用，像是 Vowles(1998) 與 Karp(2006)詢問德國與紐西蘭民眾「在 MMP 底下，哪一張票才是極大化政黨 國會議席數的重要選票？」但是，對於事實性知識與概念性知識之間的關係不是 沒有討論，就是只限於理論意涵上的假設（游清鑫 2012），缺乏進一步的實證 分析。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在既有的事實性選制知識基礎之上加進概念性選制知 識的測量與應用，透過將選制知識做更細緻的分類來找出能夠回答上述這些問題 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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