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政策干預之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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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有正向之影響；反之，在高度銀行發展區域，其對經濟成長則為負 向的影響。此結果也間接呼應了李建強(2003)之實證結果：銀行發展程 度較低時，銀行及股市發展均可顯著促進經濟成長，但在銀行發展程度 較高時，銀行發展對經濟成長的正向影響反而不若股市來得顯著。
第二節 政策干預之相關文獻
在早期發展的內生成長模型文獻中，如 Romer (1986)、Lucas (1988) 與 Rebelo (1991)均己指出經濟成長的表現會受到政府政策與制度等因素 所影響。故在本節中我們將介紹的相關文獻將說明透過金融中介機構的 政策干預(特別是法定存款準備率)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Mckinnon (1973)與 Shaw (1973)認為在許多低度開發國家的經濟發 展過程中，政府為了維持金融穩定、規避風險、控制貨幣供給等理由，
往往採取壓低利率上限、管制信用分配、提高存款準備率等金融抑制手 段，此時，將會造成資本市場的價格機能失去作用，並扭曲儲蓄的資源 配置方式，阻礙經濟成長。
Bryant and Wallace (1984)則指出，當政府以貨幣及無違約風險的附 息債券來融通其預算赤字時，可透過對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限制政策 的調整，使得通貨膨脹稅的運用更有效率。另外，若政府將存款準備率 提高，將減少貨幣的流通數量，在假定社會大眾對資金的需求不變時，
市場利率將會提高，而在設定資金市場利率上限下，將可以有效壓低市 場利率上升，故法定存款準備率和資金市場利率上限之間具有抵換的關 係。政府透過通貨膨脹稅雖然可以刺激產出，但也因此引發物價上漲，
故其可藉由存款準備率與利率上限調整等手段來達成兼顧經濟成長與 物價穩定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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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ivenga and Smith (1992)指出，雖然法定存款準備的限制不利於 總體經濟的產出，但透過通貨膨脹稅之稅基增加對經濟體系反而是有利
Roubini and Sala-i-Martin (1992)則分別以理論與實證來說明金融抑 制政策和經濟成長間之關係。理論模型方面，其說明政府有動機來抑制
Bhattacharya et al. (1997)則是以新古典生產函數來研究財政政策、貨 幣政策與法定存款準備率的改變將會如何影響名目利率與資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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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法定存款準備率的設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義。另一方面，若所有的 恆定狀態均衡皆受到法定存款準備率之限制時，將會有相對於唯一恆定 狀態均衡較低的資本存量與產出水準。
Hung (2001)則是探討在金融市場有逆選擇及審核借貸具有成本的 環境下，將會使金融中介內生化成立以提供委任監督的服務，並檢視政 府的財政、貨幣與存款準備政策對於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的影響。結果 顯示當政府赤字相當大時，金融市場的不完全將會產生複數均衡，此時 若設定太高的法定存款準備率將會產生與 Tobin 效果6相互矛盾的結果。
另外，在受限的法定存款準備率下，採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擴張性貨幣政 策將會增加均衡通膨率與經濟成長；反之，若存款準備率不受限制，則 此貨幣政策將無效。
Espinosa and Yip (2002)延伸 Espinosa and Yip (1999)的內生成長模型
，加入法定存款準備率之限制重新討論政府融通方式對經濟成長、通貨 膨脹率及社會福利的影響。當民眾有較小之風險趨避程度且金融中介受 到管制下，模型將由原先的複數均衡轉變為只有唯一的均衡。若在平衡 成長均衡中設定受限的法定存款準備率時，此時擴張鑄幣稅率將不影響 經濟成長，但會使通貨膨脹率上升；另一方面，增加所得稅融通政府支 出會抑制成長與導致通貨膨脹，但其影響程度不若透過鑄幣稅方式融通 來得大，而融通方式由鑄幣稅切換為所得稅時會使經濟成長率降低且造 成通貨緊縮，若從福利觀點來看，透過邊際遞增的鑄幣稅率來融通政府 支出增加所造成的扭曲程度最小。
6 Tobin 效果是指通貨膨脹會使民眾減少持有貨幣，而增加所得或財富投資於資本財的比例，
此時將使產出增加，有利於經濟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