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介與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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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早期傳統文獻探討金融中介與經濟發展的關連性時，大多是以新古 典成長模型來說明，如：Mckinnon (1973)、Shaw (1973)等。但此類模型 卻缺乏分析上的理論基礎。雖然當模型引入金融中介後，透過流動性管 理與提高資金運用效率等功能而幫助社會資本累積的擴大，但由於新古 典生產函數具有資本邊際生產力遞減的特性，故即便金融中介有效率的 為經濟體系累積資本，卻只能透過儲蓄行為的改變讓資本產生一次跳躍 式的增加，產出提高均歸因於外生的技術進步，無法刻劃出各別的成長 率³。

爾後，隨著內生成長模型的興起，修正由於資本邊際報酬遞減造成 無法解釋永續成長的缺失，並將金融中介機制整併入內生成長模型，使 得金融中介發展對於經濟體系成長間的互動能有更清楚的說明，而許多 研究中亦顯示了金融中介機構的存在對於總體環境的利弊影響，故本章 將分別針對金融中介與政府政策之干預對經濟成長造成之影響等方面 的相關研究進行回顧，以說明金融機構對於政府政策與經濟體系中所發 揮的影響力。

第一節  金融中介與經濟成長 

Diamond and Dybvig (1983)的銀行擠兌模型中說明，銀行可透過發 行活期存款，為在隨機時間點進行消費的民眾提供風險分散之功能，清 楚說明關於銀行扮演流動性供應角色如何影響資本的累積，這也是 Patrick (1966)、Cameron (1967)所著重的主要論述。另外，該文亦指出在        

3 參見 Pagano (1993)與陳明郎(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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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存款保險下可避免由於擠兌必須收回貸款而使生產性投資被 迫終止的情形。

Bencivenga and smith (1991)認為銀行活動具有以下基本特性：1.向 社會大眾吸收存款並從事放款，透過大數法則的運作，使得提領需求相 當容易預測。2.持有流動性準備來應付可預測的提領需求。3.可消除或 減少廠商投資上的自我融通需求。文中利用三期疊代模型為架構，所有 民眾與銀行均可投資於不具生產力的流動性資產與具有生產力的非流 動性資產，在銀行透過大數法則而確保民眾的流動性需求下，銀行獲得 的資金可投資於具生產力的資本，消除流動性風險並減少不必要的資本 清算，防止不當的資源配置，有助於資本累積，提升經濟成長。

Levine (1992)則是利用跨期的不確定性模型，透過極大化效用之過 程，檢視金融中介提供促進投資組合多樣化、流動性管理、搜集並處理 投資評估的資訊等服務如何影響經濟成長，而模型的預測大致符合其實 證結論：金融中介提供的服務與經濟成長率之間有很重要的關係，並顯 示出金融中介的存在可以改善資金的配置與增進社會資源使用的效率 來刺激經濟成長，此亦與 Goldsmith (1969)和 Gertler and Rose (1991)的金 融體系之規模與投資的效率間具有正向關係的結論相互呼應。

King and Levine (1993)對 1960 年至 1989 年間之 80 個國家從事金融 深化與長期經濟成長間的實證分析發現，金融發展對於同期或未來的經 濟成長、資本累積與增進資本運用效率間具有正向穩定的關係。此結論 不但與 1911 年時 Schumpeter 提出金融中介扮演融通投資之關鍵角色，

屬於創新重要元素之一的觀點一致，同時也說明了金融發展亦是未來 10 到 30 年間長期成長的良好預測指標。

De Gregorio and Guidotti (1995)則是以銀行對私人部門債權與 GDP 間之比率(CREDIT)來做為金融發展的指標，並據此為投資和成長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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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首先其延續 Barro (1991)的模型並加入金融發展指標為額外解釋變 數，發現金融發展對於每人實質 GDP 的成長間具有正向影響，特別在 中低所得國家較高所得水準國家更為顯著，此現象是由於高所得水準國 家的金融發展己大多發生於銀行體系外所致。另外，該研究中也強調，

金融中介對於經濟成長影響的主要管道在於增進投資的效率而非投資 的累積。

Pagano (1993)則是藉由簡單的 AK 成長模型，說明金融中介亦可視 為一種「廣義的要素投入」⁴，這是因為在內生成長模型中，所有關於經 濟成長的綜合因素皆會是成長的動力來源，而金融中介與經濟體系的互 動過程中會有外部性產生，並透過儲蓄投入於資本比例、資本邊際生產 力、儲蓄率等變數的調整來影響經濟成長。

Greenwood and Jovanovic (1990)則發展出一個風險分散模型，說明 金融中介程度和經濟成長率是共同內生決定的。金融中介之所以可以促 進成長是因為其降低投資於具高報酬的資本所要面對的風險，而在金融 中介的成立與運作需要負擔實質資源成本下，隨著經濟的成長，此成本 會逐漸下降，使人們參與金融市場的意願增加，更能發展金融中介，故 經濟成長又會反過來促進金融中介之發展。

Greenwood and Smith (1997)則是利用 Diamond and Dybvig (1983)與 Townsend (1978)兩個金融中介活動模型來說明金融中介引導資金投入 於最高報酬的投資機會，並提供流動性使得風險存在下依然具有投資效 率。金融中介活動不但改變社會的存款結構，透過提供企業活動所需資 金並分散風險，促使企業投入產出的專業化，讓經濟體系具有專業分工 下的規模經濟效果，提升社會生產力與經濟成長。

4 參見黃仁德與羅時萬(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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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Paul (1992)亦是以風險分散之角度來探討金融部門與實質部 門之間的發展關係，也就是金融市場對於技術選擇上的影響。其重點在 於說明資本市場的風險可以透過金融中介所提供的專業股權多樣化來 達到分散風險之目的，避免為分散由於資源集中投入專業生產技術所引 起的風險，造成人們選擇多角化投資的現象，使得技術無法專業分工，

致 使 經 濟 體 系 的 生 產 力 較 低 ， 不 利 於 經 濟 成 長 的 情 形 產 生 。 截至目前所回顧整理的文獻中可以得知，無論是理論或實證的研究

，均大多認為金融中介有利於經濟的成長，不過亦有學者發現金融中介 可能反而對經濟成長產生不良影響。例如 De Gregorio and Guidotti (1995) 的實證研究使用 12 個拉丁美洲國家 1950 至 1985 年間的追蹤資料來分 析，發現金融中介與經濟成長間呈現顯著負相關，這也反映出 1970 年 代至 1980 年代以來拉丁美洲國家金融極端自由化後卻隨之崩解而造成 金融危機的事實。該研究認為在金融體系缺乏適當的監督與管制之下，

金融中介的發展將因此連帶使得投資效率降低，故金融中介的發展重點 除了提升其規模與自由化程度外，亦必須納入適當的管制架構來提升其 中介功能的品質。

Pagano (1993)認為在金融中介的持續發展下，由於家計單位可以獲 得較佳的保障來減緩稟賦受到之衝擊與借貸雙方的利差不斷縮小、消費 性借貸管道更為暢通等因素下均會解決由於風險所引發的流動性限制 問題，因此反而有可能降低儲蓄率與資本累積，對經濟成長產生不良的 影響。

林昌平(2010)則是延伸 Shen and Lee (2006)的研究，發展動態追蹤門 檻模型來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之間的因果關係。其實證結果顯示，

以銀行發展來做為門檻變數時，不論區域之銀行發展程度如何，經濟成 長對於銀行的發展均為正面之影響，而在低度銀行發展區域，其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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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有正向之影響；反之，在高度銀行發展區域，其對經濟成長則為負 向的影響。此結果也間接呼應了李建強(2003)之實證結果：銀行發展程 度較低時，銀行及股市發展均可顯著促進經濟成長，但在銀行發展程度 較高時，銀行發展對經濟成長的正向影響反而不若股市來得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