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勞動力市場制度背景下的職業流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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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規模差異，亦使得職業流動機會隨之分化。故參考既有研究，可以假設從業公 司規模越大，個人越願意於大公司中累積年資，較易發生水平流動；同時，因為 大公司職業階梯明確，也較容易發生向上流動。所以提出以下假設：

H1a：大專以上學歷有助於個人在職場上向上流動

H1b：當個人從業公司規模越大，個人越容易發生水平與向上流動

第二節 教育-勞動力市場制度背景下的職業流動過程

前一章節初步點出個人職業取得中，人力資源與機會結構之相關討論。上述 觀點與研究，多半將國家結構性因素視作單一時期影響，較缺乏制度變遷角度。

故此章節將討論跨國比較研究中的教育制度與勞力市場，兩者如何連結並影響個 人職業流動歷程。最後則回到台灣高等教育制度變遷過程與其影響。

關於教育制度如何形塑個人職業取得歷程，在既有跨國比較研究中，存在兩 種比較觀點：一、教育制度本身之特性，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中職業配對過程；

二、教育制度與勞動力市場間的連結關係，如何影響教育學歷於職業取得的功能。

在第一種觀點，Allmendinger (1989)曾以美國、挪威與德國為例，建立教育制度 類型學分類，並區分出兩個指標：標準化程度(standardization)、階層化程度 (stratification)。標準化指的是國家對於教育機構之控管程度，如國家是否掌握各 教育機構之師資培訓、預算設定、課程設計與統一檢定考試；階層化則代表國內 教育分流是否明確，如德國中等教育提供五種分流管道，以明確劃分出不同學歷 類型，因此德國即是階層化程度高的代表。在Allmendinger (1989)的討論中，他 認為教育制度標準化越高，雇主越能信任教育學歷可 作為個人能力的訊號 (signal)，減少雇主篩選、審視成本。教育階層化越高，則代表特定教育學歷與職 業存在密切關聯，亦能減少職業不匹配。因此當國家教育制度標準化、階層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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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觀點，Kerckhoff (2000)、Mills 等人(2006)認為除了標準化與階層化 外，需考量Maurice 與 Sellier (1979)劃分兩種教育學歷與勞力市場連結類型：資 格空間(qualificational space)、組織空間(organizational space)。前者代表國家為德 國，其師徒制(apprenticeship)特徵為教育資格與職業取得條件緊密關聯，又以職 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Ryder 1985)。若回到台灣教育制度變革背景，Tsai 與 Shavit (2007)曾劃分三個出生世代：1946-1955、1956-1966、1967-1979。第一個出生世 代(1946-1955)就學階段時，國家產業方向為出口導向，勞動力市場需要大量技術 工人、技術員人力。因此官方鼓勵設立職業學校、增加學生員額，並同時限縮學 術教育之擴張。此階段為專科快速擴張，該階段為台灣第一次高等教育擴張；第 二個出生世代(1956-1966)就學期間遇到國家於 1968 年推動九年義務教育，於 1972 年禁止新私校設立。該階段高等教育擴張停滯，主要高等教育仍以職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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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重塑後續世代高等教育取得機會(陳怡靖、黃毅志 2011; 駱明慶 2018)。該階 段為台灣的第二次高等教育擴張。

回顧以上台灣高等教育制度變革，國家作為主導角色，依據產業方向與人力 需求對高等教育數量上、類型上進行開放與限縮；加上國家對於教育制度的控管，

顯示台灣教育制度為高度標準化，但於學術與職業教育分流上並不像德國存在明 顯區隔，因此 Müller 與 Shavit (1998)將台灣歸類於中度階層化。同時，教育系統 因應產業轉型，學術教育分流於 2000 年左右逐漸超越技職分流(就讀高中人數大 於高職)，且科技大學與研究所亦逐漸成長。使得晚近台灣教育學歷與職業取得 過程，更貼近組織空間描述，故也產生學用落差的討論(翁康容、張峰彬 2011)。

然而在教育制度變革背景外，Blossfeld 等人(2008)也提出 1980 年代全球化 趨勢伴隨雇用彈性化，使青年剛進入職場便面臨低工作待遇與不利的工作轉換機 會，即勞動力市場中的次級工作(Piore 2008/1970)。同時，增加的失業經歷也存在 疤痕效果，為青年烙下求職過程中的汙點，不利後續職業歷程。對照國內研究亦 發現台灣勞動力市場中，存在典型/非典型工作類型區隔化現象(柯志哲、張珮青 2014)。Mills 等人(2006)則認為職涯中間階段男性，亦深受全球化鉅觀環境影響，

個人職涯具有更多不確定風險(Beck 2004/1986)。個人職涯更容易中斷、重返並脫 離正式僱用管道，但也增加職業轉換的可能性、縮短失業維持期間。他們認為在 如此鉅觀環境下，並非代表各國存在一致性影響；而須考量制度面下，社會福利、

教育、家庭文化與雇用制度，如何調節全球化帶來之影響。最後依個人屬性，如 教育程度、就業部門與技術身分，型塑個人差異化職涯發展軌跡。

總結上述跨國研究結果，若從制度面角度，台灣教育制度雖屬高度標準化、

中度階層化，理應讓尋職者與雇者能更快速獲得良好配對；然而，後續教育制度 的轉向使得台灣趨近於組織空間特徵，教育學歷用途更接近於個人能力憑證，多 數教育學歷未必為特定職業的技術門檻。進而本文回顧台灣高等教育制度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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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區分出四個世代，個別面對不同制度變革背景：第一個出生世代(1946-1955)為專科擴張世代、第二個出生世代(1956-1966)為高等教育停滯世代、第三 個出生世代(1967-1979)為高教鬆綁世代、第四個出生世代(1980 之後)為專科升格 的第二次高教擴張世代。於此本文預期不同世代面對截然不同的教育-勞動力市 場制度背景，單就台灣教育制度的重大變革，即型塑不同世代的職業流動模型。

加上跨國比較研究者提出的全球化鉅觀變遷，亦為個人職涯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使個人職涯更容易中斷、重返，但也增加職業轉換的可能性。尤其以 1967 年後 出生世代就學期間適逢1985 年高等教育制度鬆綁，學術導向的大學學歷數量逐 漸擴張，整體台灣教育-勞動力市場連結傾向於組織空間特性，不利於個人尋求 穩定的職業配對。因此即便台灣教育制度類型屬於高度標準化與中度階層化，後 續世代身處高等教育擴張下的制度背景，仍然面臨相對不穩定的職業流動。故本 文提出以下假設：

H2：相較早期世代，1967 年以後出生世代較容易面臨職業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