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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對於個人來說，得到一份「工作」所代表的意義，不只為所得增減，以擴充 經濟資源。職業取得亦將個人劃分進各異的職業團體，型塑特定職業文化與建立 封閉性機制(Weber 2008/1968)，形成社會地位(status)階序。從功能論角度，職業 更賦予個人於社會中的立足之地，以發揮個人所長、獲得相應報酬(Davis and Moore 1945)。因此有學者將職業分類視為現代社會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單位，構成 社會封閉性(social closure)、集體行動與形塑自我認同(Sørensen and Grusky 1996)。
傳統職業取得研究常見探討個人機會取得的不平等，相關研究取徑多半從 O-E-D(origin-education-destination)三角架構，探討家庭背景、個人教育與最終職 業成就的相關性，如著名的地位取得模型(Blau and Duncan 2008/1967)。該模型在 既有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研究基礎之上，將初職納入個人職業取 得路徑。然而，相關取徑仍被批評：忽略勞動力市場條件下的職業結構，難以釐 清O-E-D 架構內代間流動機制(Goldthorpe 2014)；亦未能看見個人長期職涯發展 與 工 作轉 換特 性， 遂引 發後 續 研 究者投 入 分析個 人工作史(Rosenfeld 1992;
Kalleberg and Mouw 2018)，以探究個人職業取得的代內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從職業歷程角度來看，個人職業取得為動態過程，並非個別終點，而是一連 串成就取得的軌跡，受到工作起點、先前工作經驗之影響；並因不同時間點、國 家制度變革、整體環境影響其轉換機會(Spilerman 1977)。因此我們可將職涯視為 一段段工作經歷，個人於其中面臨各式職業轉換機會；並非僅是初職與現職相關 性的結果。於個人層次，職業流動不僅受到先前職業經歷影響；於中介層次，受 到國家制度與組織特性形塑勞動力市場的機會結構；最後在鉅觀層次因社會變遷 而驅動機會結構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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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是關乎人生境遇的重大事件。Brinton (2010)曾觀察日本經濟泡沫後出生世代 的就業困境，他指出該世代在職業取得過程面臨種種不確定性與低薪條件，導致 經濟上相對生活困頓外，更具極大的心理壓力與不安全感。更甚之，有研究也指 出低職業聲望也關乎個人身體健康狀況(Behrens et al. 2016)。長遠來看，個人在 代內流動遭遇的不利結果，也會影響後續的代間流動(Jarvis and Song 2017)。因 此，一旦個人職涯經歷不利的職業轉換機會，可能伴隨身心狀況惡化與機會條件 受限，並促成社會階層再製。已知個人職業流動對於生活境遇產生影響外，我們仍需要進一步叩問：台灣 社會是否存在差異化代內流動機會？這樣差異化流動機會又如何產生？謝國雄 (1990)曾分析製造業內部的階級流動，他指出 1960-1970 年代台灣特定的勞動體 制、外在產業機會，配合個人生涯階段與家庭樣態，促成特定「黑手變頭家」現
1 謝國雄(1990)於研究中認為階級(class)相較階層(status)更能決定個人的謀生機會，因此他關注 於個人從業身分的改變，例如個人如何從受雇者轉為自行創業雇主。有別於前者，本文則是關 注於個人職涯中面臨的工作轉換(job-shift)，每份工作對應之職業(occupation)於社會階層中的位 置。本文認為如此社會位置的轉變同等形塑個人的生活境遇。
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37135&ctNode=517&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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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NI.asp?mp=4。
4 Mills 等 (2006)認為個人職業軌跡深受全球化相伴之鉅觀環境影響，他們提出四大鉅觀環境變
https://www.dgbas.gov.tw/lp.asp?CtNode=4987&CtUnit=1183&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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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該調查並非追蹤資料(panel data)，僅能獲得受訪者單一時間點資訊；並 且溯及資料有限，無法取得更早期的樣本。因此仍有賴相關職業流動研究，補足 對於台灣個人職業流動的理解。
圖 1 台灣 1997-2017 年轉業者轉業類型比例趨勢
資料來源：主計處臺灣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由於職業流動研究仰賴資料完整性，需透過回溯性資料(retrospective data)或 長期追蹤資料，以獲得受訪者從求學階段、截至受訪時職業轉換歷程。並立基於 國家所支持的大型資料庫與更複雜之統計模型，因此職業流動研究於近二、三十 年才快速增加(Kalleberg and Mouw 2018)。
既有職業流動研究有幾個關注面向：首先，於個人與組織層次分析個人面對 勞動力市場的機會結構，或從生命階段或機會結構變遷說明個人職業變動的差異 性 結 果(Rosenfeld 1992)。前者機會結構面向具有兩種觀點：其一為空缺論 (vacancy)觀點，認為個人工作轉換結果，決定於個人擁有之資源、身分與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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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的工作空缺如何配對(match)。如 Sørensen (1975)曾發現黑人相較白人，較 容易獲得不利的工作空缺，使得職涯過程面臨非自願離職風險與職業晉升限制。
因此種族作為一種社會屬性與身分，即劃分出截然不同的職涯軌跡。另一勞動力 市場隔離論則認為，勞動力市場內部依據不同產業、工作特性等區別，形塑不同 工作轉換機會。如產業特性與職業性別比如何影響個人職業轉換機會(Carroll and Mayer 1986; Haegglund and Bächmann 2017)。當份工作類型與離職原因如何影響 後續工作轉換，如Lippmann 與 Rosenthal (2008)討論非自願離職者，較容易面臨 後續工作職業聲望下降；Yu (2012)則認為在日本社會福利制度下，暫時工作者 (contingent worker)6相較於一般失業者更不易獲得後續正式工作與高職業聲望。
而在後者面向從個人年齡、生命歷程、職業經歷，擴大至組織與制度變遷，
討論個人流動機會的轉變。如檢驗工作轉換期間失業經歷如何影響個人重返職 場，多半研究皆證明失業存在疤痕效應(scarring effect)，使得個人容易面臨職業 向下流動(Bethmann 2013; Buchs et al. 2016)。或分別討論經濟蕭條時期效果(Yu 2010)、職涯階段的年齡效果(Buchs et al. 2016)，抑或從國家現代化趨勢說明個人 職涯流動逐漸頻繁，並因技術分化而擴大不平等(Blossfeld 1986; Becker and Blossfeld 2017)。最後，跨國比較研究則透過制度比較，試圖建立一套理論框架，
說明在鉅觀環境變遷下，制度性因素如何從中調節鉅觀環境之於個人的影響，形 塑個人職涯發展軌跡(Mills et al. 2006; Blossfeld et al. 2008)。
回到國內職業取得研究，多半延續Blau 與 Duncan (2008/1967)之分析框架，
討論教育如何影響個人取得初職與現職(Tsai 1998; 彭莉惠等 2011; 黃毅志 2011)，較少討論其間職業轉換過程。既有職業流動研究，部分著重於特定組織內 部(張晉芬、李奕慧 2001; 游美惠、柯伯昇 2008)；或探討婚姻歷程如何影響個 人於公司內部的權威流動(張峰彬 2013)，或討論典型、非典型工作身分別轉換
6 Yu(2012)將暫時工作者(contingent worker)定義為不分全職或兼職的定期契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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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志哲、張珮青 2014)。
綜合以上研究，少見研究根據制度性差異為背景，理解個人職業流動歷程之 變化。雖然 Mills 等人(2006)一書理論框架納入制度性因素，但僅有部分研究者 將出生世代(birth cohort)作為控制變項納入討論(Grunow and Leth-Sørensen 2006)，
並未深究出生世代之於個人職業流動歷程的意義。
在生命歷程(life course)研究角度下，個人職業取得歷程絕非僅是個人化的生 命經驗，應關注到個人生命歷程背後深受社會條件所形塑。以早期社會為例，如 宗教曆法、儀式、社會規範皆形塑了個人身心靈的發展階段，例如成年禮(rite of passage)或節慶(Hughes 1958)。到現代社會，國家制度則扮演重要角色，在 Mayer (2005)各國生命歷程的比較框架下，將教育、勞動市場、家庭、社會福利制度視 為現代社會重要的社會制度背景，透過國家各類制度互相影響下，形成群體共享、
近似的生命歷程模式(pattern)。故本文嘗試納入世代概念，以探究世代間所面臨 的社會變遷背景之外，也試圖理解制度因素如何改變世代間職業流動模式，並型 塑個人職業流動機會差異，以補足既有研究未及之處。
然而，為何本文僅聚焦於討論男性的職業流動模式？由於既有研究觀察到女 性相較於男性，更容易面對工作與家庭的相互影響(the interplay of work-family)、
面 臨 長 期 職 涯 中 斷 與 重 返 職 場 ， 上 述 因 素 使 得 性 別 間 職 涯 軌 跡 存 在 差 異 (Aisenbrey and Fasang 2017) 。於社會規範 也認為男性作為家庭經濟支持者 (breadwinner)，較不會面臨家庭與職場間的衝突，而妥協選擇不穩定的工作；意 即男性職涯較能排除文化規範加諸於個人職業選擇與退出行為的影響。此外，參 考 Mills 等人(2006)將新進職場者、屆臨退休者排除於討論之外，原因在於這些 職涯階段工作者較容易尋求或獲得短暫、不穩定之工作類型。因此討論中須釐清 不同工作階段之穩定度，否則將模糊討論結果，混淆職涯階段特性與外在環境變 化效果。有鑑於上述考量，本文將分析對象限定在職業生涯中段之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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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本文著重探討世代間職業流動模式之差異。此議題有其現象上、理論關 懷上之意義，亦能補充台灣職業流動研究結果。於此提出三個研究問題：(一)台 灣世代間是否存在不同職業流動模式？(二)背後存在怎樣的社會機制型塑世代 間職業流動模式差異？(三)台灣制度變革背景，例如高等教育擴張又如何改變世 代間的職業流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