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

「自二次戰後，西方對文化統治思維的探討，確實出現了若干思維上的變 化。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 (Gramsci, 1971) 、阿圖塞的『意識型態國家 機器』論 (Althusser, 1971) 、傅柯的『統理性』（governmentality），都展 現 出 西 方 對 民 族 國 家 機 器 由 上 而 下 遂 行 威 權 式 文 化 統 治 的 批 判 」。

（Gramsci, 1971; Althusser, 1971；轉引自劉俊裕，2013：4）

其中，「統理性」（governmentality）亦可稱為「治理性」，傅柯指出此詞彙代 表三種事物： 行政國家，逐漸變成『被治理化』（governmentalized）」。（Foucault, 1991：

102-103；轉引自 Barker，2010：527）

關於文化治理，國際方面而言，古明君（2011）提到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概念會出現在歐美的學術界當中，與 1980 年代末至 2000 年左右 Tony Bennett 出版一系列著作的有關。Foucault 治理性概念被 Bennett 帶進文化研究，

且透過文化治理概念重新思索文化研究長久關於文化與權力的探討，進而讓文化 政策也成為分析的對象。

Bennett（1995）提出自由政府現代形式與文化領域最互相關聯在於將高級 文化（high culture）作為一種資源，可以被使用在管理社會行為領域，賦予個人 自我監督（self-monitoring）及自我管理（self-regulation）之新的能力。還有，博

18

物館不僅是被召喚至大眾的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任務，與之相反則是 為了此任務，博物館被想像成真正與一連串新的文化技術一起作用。更進一步，

文化治理化（the governmentalization of culture）指的是使用文化作為一種資源，

該文化能改變其觸及之對象的思想、感覺與行為。文化治理化旨在強調這個過程 產生之持久效果。

國內方面而言，廖世璋提到「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或社會的特定時空條件 下，基於國家的某種發展需求而建立發展目標，並以該目標形成國家發展計畫而 對於當時的文化發展進行干預，以達成原先所設定的國家發展目標」（廖世璋，

2002：163）。王志弘表示「通過文化來遂行政治、經濟和社會場域之調節與爭議，

以各類組織、程序、知識、技術、論述和實作為運作機制而組構的體制／場域」

（王志弘，2014：75）。劉俊裕則指出：

「中國傳統的『文化經世』與『文化經濟』思維，一方面結合了批判知識

關於博物館與治理，Tony Bennett 延續 Eilean Hooper-Greenhill 對於公共博物 館一開始被形塑為兩種矛盾功能的機構，分別為藝術精華的殿堂、民主教育的功 利主義工具。加上，由於Hooper-Greenhill 也認為博物館作為形塑為規訓社會的 工具，因而有第三種功能，是把知識的生產與消費區分開來的機構，博物館作為 馴服在不斷監督下的身體的場所。以此為基礎出發，Bennett 借用傅柯的術語「政 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來說明博物館的誕生（Bennett，2016：279-280）。

關於政治理性，Bennett 以傅柯解釋監獄為例來說明：

19

接續，博物館作為新技術的部份，Bennett 以博物館的誕生、物與人的秩序 及博物館與公共行為方式三個段落來說明，也是談論公共博物館以人民之名成立

20

Bennett 接續提到博物館亦不斷地遭受改革的要求，主要是兩個原因不匹配 而產生。一為公眾權利的原則，指的是支持博物館應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及易於接 近的要求，二為充分表徵的原則，意指支持博物館應充分表徵不同公眾部份的文 化與價值的需求。總之，一方面是支配博物館所宣稱的目標的修辭，另一方面則 是具體化於它們現實運轉模式中的政治理性（同上：280-281）。

此外，Bennett 更進一步指出「更大眾化水平的參與」是為支持兩個原則的 前提：

21

及國寶館事件，將五個事件視為文化治理事件。呼應Bennett 提及博物館不斷受 到改革是因為其本性在公眾權利及充分表徵原則之間的矛盾所導致，而將「更大 眾化水平的參與看成一切積極政治價值的必要條件」作兩個原則的前提。本研究 將藉由分析五個事件的歷程了解有哪些不同群體參與，以進一步解開故宮南院不 斷地受到改革的根本原因。

22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