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言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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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戰國之史料，或可稍稍彌補傳世史料不足的缺憾。8以傳世和考古發掘史料 為基礎，我預期這項討論能夠列出一份大要，將戰國到兩漢的黃帝形象分門別 類地呈現給讀者。
誠如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 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9事先預 設能在史料中尋找到可靠的、首尾聯貫的單一黃帝形象，是非常危險的。換句 話說，如果最後整理出來的黃帝具有不同面相，甚至有互相矛盾的複數形象，
也應該盡可能將其全數保留。將史料中的黃帝形象初步分類後，我會試著對這 些形象的形成或轉變提出解釋。雖然礙於學識不足，這些解釋的效力並不強，
而且只能回答一小部分問題，但我希望它們可以幫助有識者提出更加充分的解 釋。
啟發我靈感的，是有關民族主義的黃帝故事，以及它們在近代中國學界引 發的討論──不可諱言，我也可能受政治立場影響，不知不覺間戴著有色眼鏡 閱讀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導致立論出現偏差。但望讀者諸君不吝指出這篇論 文的謬誤。如果有朝一日，這篇論文對研究民族主義能有任何貢獻，那將是我 的榮幸。但是要聲明：雖然我的論文可能間接有助於研究民族主義，卻不能直 接肯定或否定「炎黃子孫」或「黃帝子孫」是否為事實。我和一些民族主義者 可能會引用相同史料，但因無法證明漢代以前就有和近現代相近的「民族」概 念，所以本文研究的不是近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第二節 文獻回顧
自「古史辨運動」至今，關於黃帝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其中焦點多環繞 在黃帝事蹟究屬神話或信史上，試圖全面整理其形象或相關論述變遷的著述則 是相對少數。多數研究者著眼於如何重啟上古史研究，他們的工作包括重新評 估傳世史料，運用新史料與傳世史料相互對照，以及引用如社會科學、考古學 的成果為歷史研究提供理論指導或新史料。個別學者的研究不一定會全面向我 們展示黃帝的形象，但本節試圖藉由回顧他們的成果，來幫助我們尋找黃帝形
8 參考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2001），頁 247-293；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2001），頁 147-168；馬 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陳鼓應 註釋，《黃帝四經今註今釋：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台北：台灣商務，1995）。
9 （漢）司馬遷，（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五帝本紀》（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5），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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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台北：1995)，頁 227-228。
12 參考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收入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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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徐炳昶、蒙文通為代表的學者試圖證明疑古風氣並未使上古史形成一片 真空，部分黃帝傳說仍然反映歷史事實。雖然兩人對上古人群的地理分佈問題，
在結論上出入很大，然而，基礎工作都是從傳世文獻來考據古人活動的地望，
再根據地望、世系、姓氏等線索將古人分成幾大集團，每集團各有其主要活動 的區域，經交流、戰爭逐漸融合為一。因為黃帝的集團有近似於行游牧生活的 記載，所以他們筆下的黃帝具有游牧民族首領的形象。徐炳昶指出「古代人與 神無別」，黃帝的人王形象不必然由天神形象所派生，分清五帝屬於神話還是 歷史人物，也不是重要的工作。黃帝、舜、嚳原先皆為氏族英雄之名，有時又 以此代稱該英雄的氏族，氏族分化後，這些名字又成為分支氏族所紀念的神祇。
戰國學者要找五位三代以前的帝王來充當五帝，見黃帝之名列於虞、夏後裔的 祀典，於是排入五帝之列，成為五德終始秩序的一部份。徐、蒙二人認為傳世 文獻仍然能用於研究上古，經過比對、篩選之後，學者可以過濾出較為可靠的 史料，這與疑古學者的態度大異其趣。14
錢穆、徐炳昶、蒙文通三位學者，都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為主要 的對話對象。他們三位以傳世文獻為最主要的史料來源，徐炳昶還受共產主義 史學和人類學理論薰陶，15但共通點是比較少使用考古得來的史料。在另一方 面，考古學於二十世紀初引進中國後，出土的史料因為偽造的可能性小，可與 傳世史料相互印證，為疑古風潮之後的上古史研究注入了活水。徐中舒、丁山 研究「陳侯因 」，見到銘文中有「高祖黃帝」，就把黃帝作為虞舜、田齊祖 先的歷史上溯到齊威王時。丁山更斷言黃帝非晚周諸子虛構人物，也不是由神 帝變為人帝。16二十世紀考古學傳入中國後，從發掘安陽殷墟開始，更多可供 研究上古的新史料一一出土，因此沉重打擊疑古學派對上古史的否定態度。17 遺憾的是，自「陳侯因 」後，再沒有任何出土的更早史料提到黃帝。
而採探源方式研究古史的考古學者亟欲尋找史前人類活動所留下的痕跡，與我 想探討的黃帝形象並沒有直接關係。18縱使他們的工作亦偶然涉及黃帝傳說，
也因為與我的論文所關切的時代間隔太久，兩者間很難找到直接對應關係。針
14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台北：里仁，1999），頁 32-72、274-304；蒙文通，《古史 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99），頁 42-61。
15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頁 7-10。
16 徐中舒，〈陳侯四器考釋〉，頁 498-499 銘黃帝論五帝〉，收入丁山，
《古代神話與民族》（南京：江蘇文藝，2011），頁 120-125。
17 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台北：允晨，2006），頁 17-19。
18 如近二十年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見李學勤，〈代前言：追 尋中華文明的起源〉，收入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4），
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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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2007），頁 70、165。23 如李零，〈說黃老〉，收入李零，《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1998），頁 278-290；
鍾宗憲，〈「黃帝」形像與「黃帝學說」的窺測──兼以反省《黃帝四經》的若干問題〉，收 入李學勤等，《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台北：台灣書房，2007），頁 425-471。
24 如楊儒賓，〈黃帝與堯舜〉，收入李學勤等，《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台北：台灣書 房，2007），頁 355-390。
25 如饒宗頤，〈道教與楚俗關係新證〉，收入饒宗頤著《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北京，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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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文化概念」所產生，這種概念他名之為「歷史心性」。他認為民族的起源性 敘事經過「建構」得以形成，清末以降是關鍵時期，但「族群形成過程」(ethnic process)卻不可忽略歷史的延續性。最遲從戰國開始，原本分屬不同族群的人 群將族源記憶聯繫到幾名古代帝王，最後多數參與者的祖先都成為「黃帝之裔」。
比起那些已經成為「華夏」或「黃帝子孫」核心成員的人們，王明珂更加關注 歷史上處於團體的邊陲，或是可能，但尚未擁有團體成員身分的人群是如何接 納，或是遺忘由特定「歷史心性」產生的歷史之過程，他稱之為從「邊緣」產 生的「異例」(anomaly)。27他的研究將視角從華夏中心帶到邊緣，可能會藉此 見到不同於經典的傳說，使我們更深入理解黃帝的各種形象。
此外，還有幾位先驅學者涉足黃帝的形象研究，他們是 Charles Le Blanc、
李笑岩與孫瑞芳。Charles Le Blanc 的論文”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將關於黃帝的史料整理出三個方面：「世系的祖源」（Genealogical Ancestrality）、「典範性的皇王」（Paradigmatic Emperorship）與「中央之神」（The God of the Center），是一個雖然簡單，卻有再擴充、細分可能性的作品。28李 笑岩的〈先秦時期黃帝形像新詮──以諸子文獻和《漢志》著錄為中心〉以《漢 書‧藝文志》為關鍵史料，採用諸子學的框架區分關於黃帝的史料，並指出不 同學派所敘述的黃帝形象異同。李笑岩之文章的優點，是其可能相當接近劉歆、
班固等漢朝當代學者的看法。29孫瑞芳的〈秦漢時期炎黃二帝形像變遷研究〉
對黃帝形象之變遷，以及同時代政治、宗教之間的關係的闡述，比前二者更加 詳細。不過，他對與政治關係較少的黃帝形象著墨不多，則是我可以嘗試補充 的部分。30他們兩位的工作雖然有區分方法之異，但關心的問題都與這篇論文 非常相近，提示了許多啟示。這篇論文則企圖以他們的成果為基礎，採用更多 的史料，並考慮調整或修改分類，以便將戰國秦漢黃帝形象建構的歷史提綱挈 領呈現給讀者。
27 王明珂，〈族群歷史之文本與情境──兼論歷史心性、文類與範式化情節〉，頁 9；王明珂，
〈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
（台北：2002），頁 586-587；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
頁 35-38、82-83。
28 Charles Le Blanc,“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985): 45-63.
29 李笑岩，〈先秦時期黃帝形像新詮──以諸子文獻和《漢志》著錄為中心〉，《河北師範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4（石家莊，2011.07），頁 131-136。
30 孫瑞芳，〈秦漢時期炎黃二帝形像變遷研究〉（鄭州：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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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