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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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眾所周知，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敘事中，黃帝不僅是中國的民族先祖或 文化英雄之一，而且經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1民族主義者所再現的歷史──
包括黃帝故事在內──不見得足夠嚴謹，然而，令贊同或反對者皆感到震撼的，
是他們對歷史源源不絕的熱情。藉由再現特定的歷史故事，民族主義者向閱聽 人解釋民族現今處境的由來，再預言民族的命運之路將會通往何方。2黃帝故 事，是華人近現代史中，一個不斷受到書寫、複製、改編、再現的熱門對象。
對這一現象感到好奇，就是我嘗試探討戰國至漢文本中的黃帝形象的遠因。
在我童年所聽到的故事中，黃帝是一名英明的帝王，也是中國人遠古的祖 先。長大以後，我開始質疑：這些故事是否為基於政治目的所編造的「神話」？
升上大學之後，再一步深入探討民族主義與歷史學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它們 的關係像是雙面刃，民族主義者熱愛歷史，而這種情緒是促使歷史研究蓬勃發 展的動力。但在另一方面，由於古為今用的需求，民族主義者的政治立場存在 介入，甚至扭曲歷史研究之虞，也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為了避免扭曲，秉持 研究公正、客觀，學者是不是應該摒棄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或者，我們應該 徹底捨棄所有民族主義史學的著作嗎？
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或多或少受特定政治立場影響，不管他是不是民族主義 者。只有先正視政治立場對歷史學家可能產生的影響，方能思考政治立場對研 究歷史可能產生的影響。否則，一味忽視政治立場而要求學者保持公正、客觀，
無異掩耳盜鈴。我的回應是：儘管民族主義史學容易受現實政治需求操弄，若 因此就想徹底推翻它，恐怕又淪於因噎廢食、未審先判的困境。研究者的立場，
1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28（台北：1997.12），頁 1-77、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 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台北：2000.6），頁 77-158、（澳）
劉莉著，陳星燦譯，〈中國祖先崇拜的起源和種族神話〉，《南方文物》，2006:3（南昌，2006.08），
頁 123-127。
2 如 Anderson 所言：“If nation-states are widely conceded to be‘new’and‘historical,’the nations to which they give political expression always loom out of an immemorial past, and, still more important, glide into a limitless future. It is the magic of nationalism to turn chance into destiny.”See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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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術著作的寫作動機皆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可靠程度，但不宜據此一端對學 術著行思想審查。平心而論，對帶有政治目的的研究成果應該要小心，但不妨 作為研究的參考。受環繞民族主義史學的討論啟發，我對黃帝故事發生興趣，
期望能為其形成和轉變的歷程研究略盡綿力，於是著手〈戰國至漢文本中的黃 帝形象〉研究。
說到這裡，讓我先引用一段關於民族主義、黃帝事蹟與歷史教育的故事。
西元 1929 年，顧頡剛所編中學教科書因不承認三皇五帝而引起爭議。戴 季陶這麼說：「學者的討論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書上這樣說」，「中國所以 能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共信自己為出於一個祖先。」而顧頡剛辯駁：「如 果我們要團結這民族，……磨難中的犧牲人物正可喚起全民眾的愛國精神。」
「三皇五帝既經一定不可信，萬無維持其偶像之理。」而此書最後仍因「反動」
的理由被查禁。3針對這場風波，沈松僑指出：「戴季陶與顧頡剛表面上針鋒相 對，勢同水火，實際上，兩人卻有著一項共同肯認的基本前提：歷史學與歷史 教育應該為國族利益服務」。4
若他們都認為歷史學與歷史教育應該為國族利益服務，那可以想見，戴季 陶、顧頡剛的所認可的歷史著作，將不會寫入他們判斷不能為「國族利益」服 務之史事。雖然這看似是理所當然的結果，但它是有問題的：什麼才是「國族 利益」？使民族「團結為一體」就是判斷史事價值的唯一標準？
任何史事即使不能使民族「團結為一體」，也不意味它對歷史不具有其他 作用；三皇五帝即令無其人，神話傳說也仍然可能對民族的形成影響至鉅。評 斷史事是否能為「國族利益」服務，更難免招致先入為主之爭議──儘管取材 終不免受研究者主觀影響。歷史學與歷史教育為「國族利益」服務的呼籲，有 其特殊時空背景，不必多作責難。然而，今日的研究者不必被戴季陶、顧頡剛 對「國族利益」的認知所限制，那麼，即便使用的史料與兩人並無不同，也可 能從中發現潛藏的新課題。戴季陶認為三皇五帝應該載入教科書，是因為其事 蹟對「當下」中國民族主義教育至關重要；顧頡剛拒絕將其載入，是因他認為 其「自始」即為虛構。三皇五帝之事蹟在當時有無團結民族的功效，是一個問 題；三皇五帝存在與否，則是另一個問題。戴季陶、顧頡剛二人各持一端，在
「三皇五帝的相關討論是否寫入教科書」一事上相持不下。細心的讀者不難發
3 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3），頁 172。在《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
說法略有不同：「然其後長中山大學時，對於中小學教科書視為不當之甚，應予取締者，如 顧頡剛之本國史，古代部份竟疑大禹為無其人，未免乖異，不應作為中學課本；……是三 種者皆曾加以禁止。」見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北：台灣商務，1968），頁 353。
兩說雖有不同，但都指出該教科書因懷疑上古聖王存在與否，故遭到查禁。
4 沈松僑，〈召喚沉默的亡者：跨越國族歷史的界線〉，《思想》，2（台北：2006.6），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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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戰國之史料，或可稍稍彌補傳世史料不足的缺憾。8以傳世和考古發掘史料 為基礎，我預期這項討論能夠列出一份大要，將戰國到兩漢的黃帝形象分門別 類地呈現給讀者。
誠如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 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9事先預 設能在史料中尋找到可靠的、首尾聯貫的單一黃帝形象，是非常危險的。換句 話說，如果最後整理出來的黃帝具有不同面相，甚至有互相矛盾的複數形象，
也應該盡可能將其全數保留。將史料中的黃帝形象初步分類後，我會試著對這 些形象的形成或轉變提出解釋。雖然礙於學識不足，這些解釋的效力並不強，
而且只能回答一小部分問題，但我希望它們可以幫助有識者提出更加充分的解 釋。
啟發我靈感的，是有關民族主義的黃帝故事，以及它們在近代中國學界引 發的討論──不可諱言，我也可能受政治立場影響，不知不覺間戴著有色眼鏡 閱讀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導致立論出現偏差。但望讀者諸君不吝指出這篇論 文的謬誤。如果有朝一日，這篇論文對研究民族主義能有任何貢獻，那將是我 的榮幸。但是要聲明：雖然我的論文可能間接有助於研究民族主義，卻不能直 接肯定或否定「炎黃子孫」或「黃帝子孫」是否為事實。我和一些民族主義者 可能會引用相同史料，但因無法證明漢代以前就有和近現代相近的「民族」概 念，所以本文研究的不是近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