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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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時空環境下扮演執政黨／在野黨、支持方／反對方的他們，在主客易位之 後，是否延續當初的觀點、論述和承諾？甫上任的蔡英文政府，兩年任期中轉 型正義取得了哪些進展？又存在哪些挑戰？本研究希望透過檢視不同總統時期 對轉型正義的論述和實踐，來解答這些問題。

需特別提及的是，本研究關注的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台灣經歷國民黨威 權統治，到1980 年代末期走向自由化、民主化至今」的轉型正義問題，由於實 施戒嚴、動員戡亂時期，使台灣島上住民由《憲法》所規範的基本權利遭受侵 害、國家體制因權力未受節制而扭曲，而民主化過程則是在「中華民國」這個 外來政權的憲政框架之下進行，因此本研究的「轉型正義」未上溯至追究日治 時期甚至更早前的殖民統治者責任。同理，台灣原住民族所遭受的迫害跨越不 同時期的政權，「轉型正義」處理的是一個政權由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政體之 後，對於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之成員、體制、意識形態之清理，因而與回復原住 民族經歷數百年來不同殖民者統治，對其權利、主體地位、主權、土地和資源 所造成之侵害的「歷史正義」不同，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涉及檢討時間範圍更 廣泛的、所有外來殖民族群加諸於原住民族的歧視和迫害，並以恢復其集體權 利為目標，是以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和歷史正義，亦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之 內。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台灣民主化文獻回顧

根據David Potter 在《民主化的歷程》(Democratization)一書中針對解釋民 主化進程的研究途徑所做的分類，與民主化相關的概念與解釋通則大部分可歸 類為三種理論取向：「現代化理論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轉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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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與「結構理論途徑」(structural approach)。「現代化 理論途徑」強調許多有關現行自由民主或成功民主化所必要的社會與經濟要 素，最典型的代表是1960 年 Seymour Martin Lipset 在其作品《政治人》

(Political Man)中指出，民主和一國社會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程度有關，Lipset 並 發展出不同的指標作為評估基準，除聚焦於社經發展外，數量化的證據、相關 性的分析也是現代化研究途徑的特徵。「轉型理論途徑」強調政治過程及菁英 的開端與選擇，以解釋從威權統治邁向自由主義式民主的緣由，以Dankwart A.

Rustow〈民主的轉型〉(Transitions to Democracy)一文為代表，Rustow 認為，將 不同國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做全面性考量的歷史研究途徑，比尋求功能要素更 能提供較殷實的分析基礎，因此，其解釋焦點在充斥社會衝突的「歷史政治過 程」，歷史過程的驅動者是衝突中的「政治菁英」作用，民主體制係經由人類 的主動精神所創建。「結構理論途徑」強調有利於民主化的權力結構變遷，其 解釋焦點在於歷史變遷的長期過程，Barrington Moore Jr.1996 年的著作《獨裁 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中的貴族與農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係結構研究

途徑的開端，Moore 指出，農民、貴族、都市資產階級與國家之間變動關係模 式，導致了自由民主的政治型態。因此，結構研究途經關注階級、國家與跨國 權力的結構變遷，認為自由民主的歷史路徑基本上取決於結構變遷因素，而非 菁英主動性及其選擇（David Potter 等著、王謙等譯，2003: 14-28）。

回顧台灣解釋民主化過程的文獻，可發現多數學者都不只運用一種理論途 徑的概念，而試圖觸及不同面向，以掌握民主化經驗的複雜證據。

瞿宛文（2011）探討民主轉型對台灣戰後發展型國家模式的影響，在 1980 年代開始的政治轉型面向中，加入經濟發展的考量。自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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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台灣的產業政策模式轉型，由於經建官僚體系維持其鑲嵌自主性，能掌握 變化方向、隨之改變產業政策模式、且具政治高層支持，可謂相當順利。然 而，到了轉型壓力日增的1980 年代，自由化的呼聲漸增，而政治強人年高體 弱，無法如以往以強力的政治意志來主導及協調整體的發展政策，隨著1987 年 解嚴，過去長期被壓制的民主政治與各種社會運動開始風起雲湧，經濟上則伴 隨民主運動興起，發生國內市場自由化、匯率升值熱錢流入、內部資產市場不 斷加溫、股市與房市狂飆等變化。民主化雖成功呈現了社會對經濟發展以外的 目標的追求與展望、增進各方意見表達與溝通的可能，但同時也使社會對如何 修正發展優先政策不易形成共識、增加政策協調的困難。另外，台灣民主政治 競爭模式帶來分化及黨派化的考量，伴隨著全球化的影響，經濟政策趨向短期 化，且常以爭取選票的民粹邏輯為主要考量。聚焦於台灣社經發展與民主化脈 絡、並輔以GDP 產業分配、名目人均 GDP 和對外貿易餘額等數量化的證據作 為論述佐證，偏向「現代化理論途徑」的分析；同時，文中述及美國對台灣經 濟政策轉型扮演重要角色、以及全球化和兩岸關係等外在因素影響，也包括了

「結構理論途徑」的解釋。

曾建元（2005）討論台灣政治體制自黨國威權轉型為憲政民主的過程，爬 梳戰後台灣在中華民國黨國威權統治下的歷史、冷戰結構背景下台灣與美國的 關係演變、1970 年代國民黨遭遇政權統治正當性危機及其後選擇以「台灣化」

作為應對策略。指出國民黨主導下展開的民主化歷程，開始於蔣經國默許民進 黨成立、選擇解嚴、改革政治體制等自由化措施；隨著蔣經國逝世、李登輝掌 權，遂藉由民氣與黨國體制的因勢利導，推進被譽為「寧靜革命」的成功民主 變革。文中並以Huntington 所稱「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的「變革模式」五 階段：改革派的出現、權力的獲得、自由化的失敗、壓制保守派、與反對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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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來說明李登輝接續本土化政策、利用黨國民主集權制鞏固權力、藉收攏黨 內權力和民主化力量以維持自身民主化盟主地位、進一步在國是會議與民進黨 合作的過程。係以強調政治過程和菁英抉擇的「轉型理論途徑」為主，並輔以 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之間跨國權力結構變遷的「結構理論途徑」說 明。

朱雲漢（2001）則認為，197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內外壓力的湧現，諸如外 交形式的逆轉、經濟成長後反對運動對威權政體的挑戰等背景，僅是國民黨著 手民主改革的必要條件，而「官方意識形態與憲政制度內蘊含的調適彈性」以 及「國民黨面對潛在的省籍矛盾與快速經社變遷所持續進行的組織調適」兩大 關鍵因素，才是蔣經國領導國民黨在1980 年代中期主動進行「解除戒嚴」、

「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國會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自由化措施的充分 條件。他並指出，台灣的政體轉型帶有濃厚的四種特質：由上而下、選舉帶 動、分期付款是、低社會成本。其中「由上而下」的特質，即是指「政體轉型 主要是由執政菁英，而非反對運動所主導」。由此觀之，朱雲漢的觀點係屬

「轉型理論途徑」，強調菁英對於政體轉型的抉擇。

李酉潭（2006，2007）使用 Huntington 的民主化模式理論以及 Rustow 民 主化過程的模型，解釋台灣經濟發展及領導人決策轉變所造成的民主轉型過 程。就Huntington 民主化過程的類型而言，台灣兼具「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 主」的「變革模式」以及「政府與反對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實現民主化」的

「移轉模式」，是較為溫和的轉型方式。1980 年代晚期，蔣經國在「黨外人 士」串連組黨、國民黨政權出現醜聞與危機的情況下展開自由化作為；繼任者 李登輝則挺過國民黨內反對勢力的反撲，在統治地位穩固後引入台灣人民的支 持力量，強化民主化的改革動力，並完成總統直選的民主化目標。就Rustow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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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轉型的四階段——背景條件、準備階段、決定階段、鞏固階段而言，「準備 階段」即民主的起步時期，也就是1970 年代本土反對運動再起造成的「自由空 間」擴大，以及1987 年戒嚴令解除之後明顯的政治法則被衝撞、政權推行自由 化的歷程；「決定階段」及民主的轉型時期，承接自由化的發展，政府開始傾 聽社會各階層的不同聲音，以人民權利為主體思考，如《懲治叛亂條例》的廢 止，並在1991 與 1992 年完成「國會全面改選」、1996 年完成「總統直接民 選」兩項民主化實踐的指標；隨後，並在2000 年完成首次政黨輪替、政權和平 轉移，邁入「鞏固階段」的民主鞏固時期。無論Huntington 或者 Rustow 的理 論運用，都屬於強調政治過程與政治菁英抉擇的「轉型理論途徑」，但李酉潭 與張孝評（2002）也特別指出，雖然 Rustow 的模型是轉型理論研究途徑的源 頭，將轉型理論焦點放在具體個案的普遍觀點與實務分析研究，以及菁英選擇 與行為上，對於台灣民主化的解釋固然有其重要影響，但仍須注意到經濟結構 的發展與變遷（現代化理論途徑）、社會階級與權力結構類型變動（結構理論 途徑）等其他研究取向的彼此相互運用。

蕭全政（2004）從歷史與結構的角度分析戰後台灣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 間的關係，認為從1960 年代的政治發展論到 1990 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

均將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議題放在現代化理論的架構脈絡中分析，存在過 度簡化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複雜脈絡與因果過程的傾向。現代化理論之不 足，在於經濟發展不僅限於都市化、工業化、教育水準提升等現代化價值的轉 變，還可能涉及國家機關對民間社會的控制與主導關係；政治民主化也不僅涉

均將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議題放在現代化理論的架構脈絡中分析，存在過 度簡化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複雜脈絡與因果過程的傾向。現代化理論之不 足，在於經濟發展不僅限於都市化、工業化、教育水準提升等現代化價值的轉 變，還可能涉及國家機關對民間社會的控制與主導關係；政治民主化也不僅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