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1. 健康因素與勞動關係

Kidd, Sloane, and Ferko（2000）使用 1996 年英國勞動力的調查數據，研究 健康及身心障礙男性兩者由於人力資本禀賦差異程度以及與生產力相關的差異 在勞動力市場的差異結果。使用 Baldwin and Johnson（1994）的方法估計工資歧 視對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健康及身心障礙男性兩者之 間確實存在實質工資和勞動參與率的差異。Cai（2007）的研究指出健康因素常 常是勞動者決定是否參與勞動市場的重要因素，健康不僅是人力資本的呈現形式 之一，也是衡量受僱者的價值指標（Becker, 1964; Grossman, 1972），當勞動者健 康狀況不好時，也會降低他們參加勞動市場的意願。

身心障礙者在許多社會經濟層面處於不利地位，尤其在中歐和東歐國家特別 困難，處於惡劣生活水平。Mussida and Sciulli（2016）研究中歐和東歐國家，包 含波蘭、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六個國家身心障礙者的就 業情況。發現障礙對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有負面影響，特別是障礙程度愈高影響愈 大，且負面影響有時幾乎是西方國家的兩倍。即使控制了障礙者福利的影響，對 身心障礙者的就業仍是有負面影響，表示障礙本身對就業的負面影響是占主導作 用可能性。障礙的長期影響小於短期影響，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部分身障者進入 勞動力市場，這可能有利於社會包容和國家經濟表現。

身心障礙者持續的低就業率一直受已開發國家政府的關注，並一直是政策實 施的目標，包括鼓勵就業，平等的法律和社會福利改革，進步的關鍵指標是與障 礙者相關的勞動缺口，即非障礙者和身心障礙者之間就業率的差異（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DWP), 2013; Schur et al., 2013）。過往文獻發現英國

1998-2012 年間與障礙者相關的勞動缺口呈現拓寬和縮小兩種不同的結果，這種 差異可能是由於選擇不同調查資料（綜合家戶統計調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GHS）或勞動力調查（Labour Force Survey, LFS）)。Baumberg, Jones ,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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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s（2015）在此背景下研究比較身心障礙普及率和障礙相關的勞動缺口的趨勢，

身心障礙普及率和勞動缺口兩者之間不同的趨勢也在不同的調查中被發現，身心 障礙普及率和勞動缺口兩者之間的負相關提示著可能與對障礙定義不同有關，對 障礙定義越廣泛則與障礙相關的勞動缺口愈小，因此不能確定與障礙者有關的勞 動缺口已在英國從 1998 年開始變小。

2. 政府福利補助對身心障礙者就業之影響 (1)福利補助增加對就業之影響

Parsons（1980a）探討美國戰後 1960-1980 年間壯年(45-59 歲)男性勞動力嚴 重衰退的原因，發現潛在的社會安全替代率(津貼對市場薪資的比例)對個人的勞 動參與選擇有很大的影響，而社會安全津貼制度的改進與津貼發放的增加是造成 勞動力衰退的主要原因，並且不同程度的影響低薪資的勞動者。Parsons（1980b）

分析種族間 45-59 歲男性的勞動參與率與健康狀況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實證結 果發現，經濟與健康因素為影響黑人與白人間勞動參與選擇的主要原因，其中經 濟因素包含社會安全替代率、福利對個人薪資的比率以及失業。

從 1984 年的聯邦殘疾保險計劃後，領取 DI 福利的成人(非老年人)比例上升 了 60％。同時，領取 DI 的人口組成變年輕，更多是患低死亡率的疾病，而且更 涵蓋了低技能人口。Autor and Duggan（2003）文中追蹤降低篩選嚴格度、收入 替代率上升，及醫療福利實物價值提升的變化，探討 DI 福利供給的對低技能勞 工的勞動參與率影響。由於模型強調，DI 的申請對於非就業者是更具吸引力的，

因為面對較低的機會成本會選擇退出勞動市場尋求福利，DI 的供給增加可能會 誘使面對就業蕭條的低技能勞工退出勞動市場，因而對失業率的測量會降低。

1984 年後，對應同等幅度不利的勞動需求衝擊下 DI 使用率成長 2-3 倍，同時，

高中輟學的人在不利的衝擊退出勞動力幾乎是兩倍，並且不太可能進入失業。雖 然不能量化降低 DI 篩選嚴格度和不斷上升的替代率誘使這些行為的變化，但對 這些現象 DI 供給的增加就是一個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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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estas, Mullen, and Strand（2010）探討 DI 對就業是否有負面效果，使用隨 機分配考察人員來估算收到 SSDI 的因果效果。首先估計申請 SSDI 者之勞動供 給因果效果。採用數據資料來配對申請者的考察人員，並利用在審查員的審核通 過率來估計對就業率的影響。申請者被隨機分配到不同的考察人員，每個考察人 員習性、傾向不同，所以各個申請者申請通過的機率不同，以此不同的機率來估 計對就業率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發現，在 2005 年和 2006 年約有 23％是在合格 邊緣的申請者，在就業率上，比從未收到 SSDI 的人高出 28 個百分點。研究結 果指出，在無法判定申請者的損傷程度較低的情況下，隱含放寬 SSDI 將導致增 加對身障者勞動供給的不利因素影響。

(2)福利補助政策改變對就業之影響

Campolieti and Riddell（2012）探討在加拿大身心障礙政策改變對身心障礙 者就業率的影響以及身障者人數的變動的效果，第一項政策是身心障礙者就業還 是可以領取身心障礙保險金，第二項政策是身心障礙者無須重新申請、身分鑑定 就可以繼續領取保險。使用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方法，估計結果指出引進的第 一項政策使身心障礙者傾向就業，但對身心障礙人數沒有產生影響。與此相反的 是，結果指出引進第二項政策並沒有對文章中研究結果有任何影響。

Campolieti, Gunderson, and Krashinsky（2007）此研究使用獨特的調查資料（由 安大略省的勞工賠償委員會所收集），估計身心障礙男性勞工福利支出和其受傷 後工資對其勞動供給影響。利用客觀指標測量身心障礙者健康狀況，分別估計壯 年和老年勞工的工時以及返回職場的決定。研究結果指出，傷後工資高的人對於 他們復工後選擇較長工時有正向激勵效果，尤其是對於年紀較大的勞工。結果也 指出，領取一次性福利給付不會扭曲工作與休閒選擇，如果收入增加，一般來說 對於恢復工作或復工者工時選擇不會有負面誘因。唯一的例外是為年輕身心障礙 者生命週期較長意味著領一次性福利給付的所得效果會降低他們返回職場的可 能性，儘管對他們返回勞動力市場的工時選擇沒有影響。研究結果也指出增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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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相關補助計畫對身心障礙者增加工時的選擇是有效的。

另外，來自加拿大的一些證據顯示工資補貼提高了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成果。

例如，工作發展計劃（Job Development Program）中的個人補助計劃（Individual Subsidized Program, ISP）的評估發現，工資補貼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增加了就 業和身障勞工的收入（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95）。同樣，有關身心 障礙勞工就業的評估，也發現工資補貼提高了就業能力、就業率和身障勞工的生 產力（Social Policy Research Associates, 1984）。另外，稅後工資增加的所得稅抵 免制也可以被用來增加身障勞工的工作時間。例如，Burkhauser（1998）描述了 勞動所得稅扣抵制（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 EITC）在美國如何可以擴展到身 障勞工。與此類似，Burkhauser（1998）還提出一項關於身障勞工稅制建議，稅 收抵免等於其收入的 40％。這兩項稅制政策會有效提高身障勞工的薪資水平。

這些稅收抵免政策在身障勞工決定他們希望參與勞動的程度也有直接的好處。

Karlstrom, Palme, and Svensson（2008）研究 1997 年瑞典 DI 計劃取消了 60-64 歲勞工特殊資格規定是否使這個年齡組的就業增加，他們的研究使用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方法來研究對比 55〜59 歲的身心障礙者，再研究改革後有多少程度 的就業效果是被 sickpay（病假支付工資）保險或失業保險的增加所排擠，研究 結果發現不同的勞動市場保險方案吸收在改革後的沒有 DI 資格的勞工，隨著改 革的結果受影響的年齡組無論是失業率和 sickpay 保險制度的利用皆增加。在這 項研究中，發現沒有實證支持改革使該年齡組就業預期增加，至少在改革 2 或 3 年後沒有達到預期就業增加，但 2~3 年後該年齡組的就業有潛在正面影響出現。

Staubli（2011）研究在澳洲 DI 政策變化的影響，該政策是提高老年男性 DI 的申請資格標準，使用 difference-in-difference 方法對澳洲私人機關員工的數據分 析，結果顯示身障人數顯著的下降，就業增加 1.6-3.4 個百分點。改革後受影響 的年齡組 DI 申請顯著減少。該政策改變對失業和醫療保險有外溢效果，領取失 業補助人數增加了 3.5-3.9 個百分點，領取醫療保險大約增加 0.7 個百分點。

Moore（2015）探討取消 DI 對就業的影響，很少有 SSDI 的受益者重返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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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難以評估在沒有福利下他們可能的就業情況。利用政府資料，探討在 1996 年後因毒品和酒精成癮失去 DI 資格的人的就業情況，結果顯示被取消 DI 資格者，大約有 22％開始工作，這個就業反應是相對大於他們的歷史工作水平。

收到 DI 2 - 3 年的受益者有最大的反應，表明了一個時期的補助可能可以極大化 一些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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