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形式

《文心雕龍‧定勢》云：「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 勢也。」¹文人根據自己所想表達的思想感情選擇文體形式，並依據這種文體的 特點形成作品的基調，而文人主觀情致加上客觀文體的特點，自然形成獨特的文 體風格，致使在文體形式的表現上，兼有主客觀的融合，換言之，即使是相同文 體形式的作品在具有文體的共性之外，也有文人的個性，這是在文本分析時不容 忽視的特點。

綜合分析漢代監獄文學作品共十九篇，就文體形式而言，可分為四種：一為 上書，共十一篇，篇章最多；二為書信，共六篇；三為賦，四為誄，皆各一篇。

《文心雕龍‧章表》云：「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 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

表以陳請，議以執異。」²上書是臣下對君主的應用性公文，依據劉勰所說漢代 分為四種，各有主要的功能及書寫目的，但是實際運用時，並沒有這麼明確的區

1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頁 114。

2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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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而且文人書寫時，常常沒有訂立篇章名稱，嚴可均輯《全漢文》、《全後漢文》

也沒有特意根據《文心雕龍‧章表》的分類訂立篇名，但是從篇名及內容上還是 可以知曉是屬於上書形式，如段孝直〈上表訟冤〉、馮衍〈上疏自陳〉、蔡邕〈被 收時上書自陳〉。上書文體因為書寫對象是下對上的尊卑關係，必然對於內容和 語辭有所規範，這並不是指文句形式的要求，而是如顏崑陽在〈文學創作在文體 規範下的經緯結構歷程關係〉中提到：「以『章表』為例，其『形構』特徵主要 不在語言層的規格化，而在於由君、臣的『社會倫序關係』所隱蓄一種特殊的『敘 述語態』，即臣之對君那種『誠惶恭謹』的說話態度。」³面對握有生殺大權的君 王，上奏言事必然謹守臣子恭謹謙卑的態度，即使是表達不同意見，據理力爭，

也不脫出「誠惶恭謹」的範圍；在監獄文學的作品中，文人除了傳達遭受委屈的 憤懣不平之外，大體而言，還是謹守為人臣者上書言事應有的態度。

漢代監獄文學作品的文體形式以上書居多，原因不難推敲：文人寄望透過上 書申冤而獲得赦免。文人雖說入獄緣由不一，但必然都經歷了對死亡的恐懼和害 怕牽連家人的擔憂，也有對自己冤屈的怨憤，若想要替自己申冤，文人自然會選 擇上書形式，書寫內容是表述事件經過及忠誠心志，書寫的對象是上位者，目的 是期望獲得赦免或洗清冤屈，如段孝直〈上表訟冤〉謹守為人臣的身分，陳述遭 梁緯陷害的過程，請求君王查明冤情；張磐〈在獄自列狀〉陳述自己為朝廷效忠 卻遭誣陷的憤懣，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委屈，寧可以生命為代價，也要證實自己的 清白；蔡邕〈被收時上書自陳〉以「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表示 自己憂懼的心情，又批判靈帝聽信讒言的昏庸，但在文章最後「惟陛下加餐，為 萬姓自愛」還是基於為人臣的身分勸勉君王；馮衍見疏於光武帝，又一心求用，

〈上疏自陳〉舉陳平、魏尚、董仲舒、李廣為例，最後以「疏遠壠畝之臣，無望 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收結，一方面期待獲得重用，對讒言毀謗激烈 批判，卻又謹守為人臣者應有的分寸。

整體而言，文人在表述事件經過、期望洗清冤屈的心態下，難免對君王「不 信任自己」及聽信讒言表示批判與指責，流露出受到誣陷的悲憤與不滿，以典故 史實中君臣相知、忠而被疑的例子提醒君王，這就形成漢代監獄文學中以上書形 式呈現的作品之共性，如馮衍〈上疏自陳〉云：「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

3 顏崑陽：〈文學創作在文體規範下的經緯結構歷程關係〉，《文與哲》第 22 期（2013 年 6 月），

頁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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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埶，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 哉！」表面是自鄙無才無勢，想要免於讒毀是困難的，實際上是透過反詰語氣批 評君主不能明辨是非；蔡邕〈被收時上書自陳〉云：「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

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直言自己忠心建言反遭陷害，此後還有敢於為君主盡忠 的人嗎？孔僖〈上書自訟〉云：「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 含容，又何罪焉？」直指君王應有包容之心；毛玠〈對狀〉云：「臣聞蕭生縊死，

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 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舉蕭望之、賈誼、白起、晁錯、

伍員等受人嫉害的例子，表明自己也是如此。藉典故史實抒發同情共感，也表明 自己不是孤立特殊，更能加強說服力，也含有暗示上位者應仿效古之明君，信任 愛重人才。

而在這樣的文體共性之下，依據文人所處的政治學術氛圍與個人經歷，作品 又表達不同的個性，如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上呈梁孝王，從為對方設想的角度 出發，分析眾多忠而見疑的事例，借古喻今，滔滔雄辯，慷慨亢直之氣表露無遺，

尚有戰國策士縱橫捭闔、鋪張揚厲的遺風；這是西漢初期特殊的政局之下才有的 風格，雖然也有對上位者的恭謹，在語態表述上卻明顯放肆多了。張磐〈在獄自 列狀〉云：「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 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對於自己蒙受汙衊不能忍受，力證清白，實 是自光武帝以來標榜氣節的影響所致，文人特別看重自己的名聲。蔡邕流徙朔方 時的〈戍邊上章〉以「憂怖焦灼」、「惶怖愁恐」表述擔憂無法繼續著史的心情，

「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部破，無所復恨」更是將自己貶到極低的地位，

懇求靈帝允其所請，和之前的〈被收時上書自陳〉中為自己申冤相比，情緒更為 激切，充分展現蔡邕對於著史的重視，這是蔡邕個人對生命寄託的志向，也透過 上書懇請傳達所思所想。而上書篇章中，唯一一篇以謝恩為書寫目的的是張俊〈假 名上鄧太后書謝減死〉，更是表現出對上位者極度尊崇與感激的心理：「陛下德過 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喜出望外、逃脫 死劫的心情，透過誇張的語詞呈現出來。

作品文體形式第二多的是書信；《文心雕龍‧書記》云：「詳總書體，本在盡 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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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酬也。」⁴書信本是暢所欲言，抒發情志，所以應該文辭暢達，情感充沛。書 信的寫作對象多為平行關係，不像上書須注重君臣尊卑，因此在內容及語氣表達 上更加直接坦率，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楊惲〈報孫會宗書〉寫給過去的朋 友、同僚，書信中淋漓盡致地表述自己的心志，剖析內心的想法與情感，敘述入 獄緣由時，更能清楚看到文人的思維，充滿自傷自憐之情，一方面小心翼翼寄望 對方能了解自己，一方面又不敢奢望，如司馬遷云：「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 人言也。」期待任安是智者，卻又隱含對任安不了解自己的失望；楊惲從說明回 信緣由：「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到書信結尾直接說出：「方當盛漢之隆，

願勉旃，毋多談」，更是充滿意氣之語。《文心雕龍‧書記》云：「漢來筆札，辭 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

〈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採；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⁵劉勰舉〈報 任少卿書〉、〈報孫會宗書〉為漢代書信代表作品，肯定其展現文人心志，氣勢充 沛，文采煥發。馮衍〈又與陰就書〉則述說誠惶誠恐的心情，以「賴蒙明察，揆 其素行，復保首領」，向陰就表示感激搭救之情，短暫數日的牢獄之災使馮衍完 全喪失信心，字裡行間盡是怯懦不安和悵然失措的情緒。

書信文體中的〈臨終與胡廣、趙奢書〉、〈遺令書〉、〈與王匡書〉是臨終遺言，

特別的是李固、胡母班書寫的對象可說是仇敵，也就是害死自己的人。李固指責 胡廣、趙奢助紂為虐，「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兇，成事為敗乎？」

甚至說他們是朝政衰頹的罪魁禍首，對於自己死得其所的「義」，無所怨言，反 倒對兩人充滿憤恨。胡母班云：「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 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對於自己為人所害充滿激動控訴的情緒，卻又是無可奈 何，只能悲哀地訴諸天地神明。酈炎〈遺令書〉書寫對象是祖先與親人，交代未 了心願，字句中充滿對親人的眷戀不捨及期許。三篇同樣是臨終遺言，因為書寫 對象不同，情志表達的目的也不同，但在情緒流露上明顯奔放外顯，無所顧忌，

畢竟是生命最後所能表述的語言文字了，自然更能暢所欲言。

《文心雕龍‧誄碑》云：「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⁶可見誄 文是用來敘寫亡者美好的德行，並且賦予永恆的價值。「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 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淒焉如可

4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 98。

5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 97。

6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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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此其旨也。」⁷因此在誄文書寫的基本要求上，記敘亡者的生平事蹟，必須 要鮮活如眼前所見，曹丕《典論‧論文》也提到：「銘誄尚實。」所敘說的內容 必須中肯切實，還要讚揚亡者的功德，表現生者悲哀傷痛的情意。杜篤〈大司馬

傷。此其旨也。」⁷因此在誄文書寫的基本要求上，記敘亡者的生平事蹟，必須 要鮮活如眼前所見，曹丕《典論‧論文》也提到：「銘誄尚實。」所敘說的內容 必須中肯切實，還要讚揚亡者的功德，表現生者悲哀傷痛的情意。杜篤〈大司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