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機構典藏-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NCCUR):Item 140.119/9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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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學位論文. 漢代監獄文學研究 ──以鄒陽、司馬遷、馮衍、蔡邕為中心. 指導教授：曾守正教授. 研究生：黃雅雯撰.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 摘要以漢代有入獄經驗的文人及其相關作品為討論核心，藉由文人生平、作品及心態，和漢代政治學術氛圍相互參照，剖析書寫特色，交織出漢代監獄文學的梗概。研究方法以嚴可均輯《全漢文》、《全後漢文》為基礎，和史傳中文人生平事蹟相互印證，整理出漢代監獄文學作品共有 15 人 19 篇，個別分析探討，著重討論西漢初期的鄒陽、中期的司馬遷、東漢初期的馮衍、晚期的蔡邕。書寫特色從文體形式、發憤抒情、比興用典三方面，探討漢代監獄文學作品的共性與特性。大一統政治集權時代，上位者的心意凌駕於法令之上，文人因受讒毀或不合上意而入獄，書寫遭遇和心情：鄒陽投奔梁孝王，見嫉入獄，〈獄中上書自明〉連用典故，語氣慷慨，具有戰國策士遺風；司馬遷為李陵說情而入獄受刑，藉〈報任少卿書〉表白心路歷程及著史志向；馮衍見疏於光武帝，因與外戚過密而入獄，幸得赦免，後以〈顯志賦〉自傷懷抱；蔡邕因金商門之禍入獄，〈戍邊上章〉寫盡不得繼續漢史的擔憂。文人以上書求得赦免，藉書信傳達感情與志向，抒發內心不遇的怨憤和對上位者的批判，例舉君臣相知的史實典故，同情共感，表白自我的信念，增強論述說服力。關鍵詞：漢代、監獄文學、鄒陽、司馬遷、馮衍、蔡邕.

(3) 目次. 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2 一、監獄文學緣起............................................ 2 二、漢代政治學術與文人心態的特殊性.......................... 6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探討........................................... 9 一、漢代政治學術與文人心態關係研究成果評析.................. 9 二、監獄文學相關論著的考辨................................. 13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方法.......................................... 16. 第二章漢代的政治學術與監獄考察 ......................... 19 第一節大一統與道轉儒的形成.................................... 19 第二節監獄溯源與漢代監獄...................................... 28 一、監獄的形成............................................. 28 二、漢代監獄制度........................................... 31 第三節小結.................................................... 37. 第三章西漢文人與監獄文學 ............................... 38 第一節抗直不橈──鄒陽........................................ 39 一、策士遺風............................................... 39 二、〈獄中上書自明〉........................................ 40 第二節多愛不忍──司馬遷...................................... 48 一、繼承父志與為李陵說情................................... 48 二、〈報任少卿書〉.......................................... 53 第三節其他文人................................................ 62 第四節小結.................................................... 67. 第四章東漢文人與監獄文學 ............................... 69 第一節義直守節，蚌病成珠──馮衍.............................. 69 一、有才而不見用........................................... 69 二、〈顯志賦〉.............................................. 73.

(4) 第二節意氣之感，流極之運──蔡邕.............................. 79 一、金商門之禍............................................. 79 二、〈戍邊上章〉與〈謝王允言〉.............................. 83 第三節其他文人................................................ 87 第四節小結.................................................... 97. 第五章漢代監獄文學的書寫特色 ........................... 99 第一節文體形式................................................ 99 第二節發憤抒情............................................... 103 一、發憤著述.............................................. 103 二、抒發情志.............................................. 106 第三節比興用典............................................... 107 第四節小結................................................... 112. 第六章結語 ........................................... 114 參考書目 .............................................. 118.

(5) 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研究的對象是以漢代文人有入獄經驗者的作品為討論核心，特別是以西漢的鄒陽（？—前 120 年）、司馬遷（前 145 年－前 86 年）與東漢的馮衍（1 －76 年）、蔡邕（133 年－192 年）為主要討論對象，並在史傳考察與文本解讀的基礎上，試圖了解文人心態的形成與變化，以及探究漢代監獄文學的書寫特色。鄒陽所處的是漢景帝之時──政治上無為而治，諸侯王分治其國，學術風氣較為自由；司馬遷是大一統思想發展興盛的漢武帝之時；馮衍是剛經歷王莽篡位的光武帝之朝；蔡邕則是外戚、宦官交替掌權、社會動亂的桓帝、靈帝之時。這四人身處的時期分別是西漢初期、中期和東漢初期、晚期。筆者特別列出鄒陽、司馬遷、馮衍、蔡邕四人，一方面是其文采可觀，具有分析探討的價值；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一文中徵引史實，辭采華麗，情意懇切，在悲歎之中包含着激憤感慨；而魯迅稱讚司馬遷《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報任少卿書〉道盡受宮刑以來的心路歷程；《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云：「（衍）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1說明漢章帝非常賞識馮衍的文才；蔡邕才華橫溢，學識淵博，舉凡碑誄、辭章、史志等，靡不精通。另一方面是意圖藉由討論分處西漢初期、中期和東漢初期、晚期的監獄文學作品，在探析文人個別的處境與心境變化之餘，也與當時期政治學術與文人心態互相印證，並據此貫通兩漢，串起漢代監獄文學的系譜。文本的選擇與分析以漢代文人書寫入獄經歷的作品，以及獄中創作的所有作品為主要考察對象，包含入獄前後的作品；納入討論入獄前的作品，只限於文人在即將監禁的狀況下的書寫，包括出獄後的相關作品，則是因為入獄經歷影響或成為其後創作的要素，因此一併討論。「監獄文學」是古典文學研究上一種特殊而少見的類型，究其緣由，與文本數量稀少，難以形成整體性、系統性研究有關，之所以如此，筆者以為可分為主、客觀條件論述：主觀上，文人因罪入獄，多帶有生命惶恐不安之感，思緒紛雜且面對未來渺茫的情況之下，未必會有心創作；客觀上，監獄環境不見得允許書寫，即使書寫，也可能無法流傳，更遑論傳世。再加上傳統監獄與現代監獄的性質、. 1. 《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卷二十八上，〔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 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04。 1.

(6) 功能不盡相同，文人多為待罪之身，等候審判之際，無心也無力創作，因此，文本不僅數量稀少，且有部分作品是交代遺言或是近似於口語言談。另一方面，文本擇取與判讀不易，要能確切肯定屬於監獄文學的範疇，需要詳盡考察文本內容與史傳中文人生平事蹟，才能予以劃分歸類，這些情形造成此研究主題較少受到關注。可是，文本中所反映出的文人的生命境遇、情感與心態，以及和時代氛圍的照應，是值得關注與研究。所以，筆者試圖以漢代具有入獄經驗的文人與其作品為研究對象，輔以史傳中文人生平事蹟，探討其入獄始末及書寫心境，還有書寫後的境遇變化，並嘗試據此一窺文人心態的形成與更化。另外，附帶說明的是漢代文人書寫入獄經驗的作品，文體形式多是上書、書信與遺言，本論文之「監獄文學」材料也未必盡如當代豐富，題材亦非多元，與現代監獄文學研究中的文本創作取向有明顯不同，但我們不需要以今律古，故筆者還是將題目訂為「監獄文學」，以此來涵蓋所有討論的文本。.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監獄文學緣起古代文人面對專制統治的政治局勢，唯一出路是獲取上位者的重視與支持，而面對風雲幻變的政局與上位者的愛惡，一方面有「不如歸去」之嘆，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在權力漩渦中打轉、陷落，往往會有「不遇」的情懷。〈與元微之書〉說：「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裡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2白居易以「籠鳥檻猿」為喻，比擬自己和元稹分別貶謫江州、通州，仕途不得意的處境，如同籠中鳥、檻中猿一般，苦悶不得自由；這僅僅只是貶謫心境的描述，就如此令人怵目驚心，若是身陷囹圄，生死不可預期的情形，文人是否會有更加苦悶與悲痛的情感呢？蘇軾 43 歲時，為小人以其詩文「謗訕朝政」、「指斥乘輿」陷罪，在湖州被逮捕，押解京城，經過四個月的監禁拷問，他自認為難逃一死，託獄卒帶絕命詩給弟弟蘇轍說：「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 2.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362。 2.

(7) 生未了因」、3「夢繞雲山心似鹿，魂經湯火命如雞」，4一方面表現不捨家人的眷戀之懷，一方面也道出牢獄之災對文人心靈的摧殘，終日惶恐不安，字字寫盡血淚辛酸。萬幸蘇軾在多方營救下，未被判死罪，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軾到黃州之後，心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洗青年時期意氣風發、任意揮灑的姿態，轉為對生命更加謙遜深沉的領悟，這段入獄經驗讓蘇軾徹底地改頭換面，在〈卜算子〉中，以幽人、孤鴻譬喻自己形單影隻，「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表達對牢獄之災心有餘悸，其內心的不平和怨懟，彷彿沒有人了解似的，發出「撿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5的喟嘆。他滿心滄桑地寫下流傳千古的〈赤壁賦〉、〈念奴嬌〉等曠世大作，意圖為自己滿目瘡痍的生命尋找一個精神出口。可見監獄這個場域對文人影響甚巨，由獄中到獄後，入獄經驗對文人的心境、處世態度與作為都產生許多變化。再者，南宋祥興元年（1278 年）冬，元軍大舉進攻，文天祥兵敗被俘，服毒自殺未遂，在張弘範的逼迫下，寫下〈過零丁洋〉一詩，其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6兩句表現出寧死不屈的精神；從此，文天祥在監獄中度過了三年。〈正氣歌並序〉說：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污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幾，時則為水氣；涂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檐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或毀尸、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7 監獄環境是狹窄、幽暗、汙穢的，在身體與精神的折磨之下，文天祥以浩然正氣相抗衡，寧可「鼎鑊甘如飴」，也不願屈節投降。監禁期間得知家人苦難，他堅守初衷，在給妹妹文懿孫的信中說：「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至。. 3. 詩題：〈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 獄卒梁成，以遺子由〉其一，見〔宋〕蘇軾著、張志烈校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三冊，頁 2092。 4. 其二，同上註，頁 2094。. 5. 〔宋〕蘇軾著、張志烈校注《蘇軾全集校注》第九冊，頁 249。. 6. 萬繩楠：《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臺北：知書房，1999 年），頁 284。. 7. 萬繩楠：《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頁 269。 3.

(8) 言至於此，淚下如雨。」8可以推知三首詩是寫給妻子、妹妹和女兒的書信，表達他的心情和想法。身為人父，得知女兒備受折磨，心如刀割之下，他仍不改氣節；元世祖親自勸降，許之以高官厚祿，他也不動心，以一句「但願一死足矣」回覆。引頸就戮之際，叩首南方，衣帶藏詩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9一往不復的堅決，始終秉持忠義為國的精神，死時年僅 47 歲。由今日流傳下來的作品可知當時文天祥是可以寫作的，應該說他是被允許書寫的，也可以進行有限度的和外界訊息往來，而這都是為了使他屈服投降，但是，監獄的苦難對文天祥而言，只是讓心志更加堅定，氣節更加凜冽，並未使他動搖半分。蘇軾的忐忑驚懼在於自認為沒有犯意犯行，卻被人羅織罪名，身陷囹圄，害怕自己連累家人，在相對和平的北宋朝廷，無關於國家大義的情況之下，心念集中在自身處境的困窘與危殆，甚至在罪名未定時，就意圖自殺以保全親人，而在經歷這場天外飛來的烏臺詩案之後，扭轉了人生態度與價值觀，在經過一段惴慄不安的沉寂時光之後，才能真正擺落入獄經驗所帶來的後遺症，展現不同以往的灑脫恣肆；可以說這次監禁經驗帶給蘇軾重新省察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機會，讓他以嶄新的眼光看待人生，進而創作出許多經典作品，只是所付出的代價未免太過巨大，憑心而論，若是有選擇的權利，恐怕沒有任何人願意遭受這等苦難。與蘇軾相比，文天祥在朝廷存亡之際，力挽狂瀾未成，毅然捨棄自身的性命，選擇忠於宋廷，坦然面對牢獄之災，無視於各種磨難與功利誘惑，這也是他對於自我生命的堅持，寧願身陷囹圄，一死以效家國，也不願貪歡苟活，即使是敵對的元世祖也不得不敬佩他。雖然蘇軾與文天祥的時代背景不同，入獄的原因迥異，獄中心境也截然不同，卻都可見證入獄經驗對文人影響深遠。監獄是個封閉隔離的空間場域，阻絕與外界的溝通和訊息往來，限制犯人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容易產生憂鬱、不安、恐懼、緊張、易怒、焦慮等負面情緒，還有著對未來茫然的惶恐，文字書寫就是一種心靈療癒，試圖在受壓迫的現實環境中，表白心志，或是找一個可能的生命出口。更何況古代監獄不僅是刑罰的工具，除了執行勞役之外，還具有現代看守所的性質，是判刑前的關押場所，又兼具蒐證與審訊的司法單位，現代監獄則是「執行自由刑，限制受刑人的自由，加以教化輔導，使他能夠改過遷善，適於社會生活的地方」， 10性質與功 8. 萬繩楠：《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頁 280。. 9. 萬繩楠：《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頁 284。. 10. 林紀東：《監獄學》（臺北：三民書局，1959 年），頁 2。 4.

(9) 能不盡相同。文人在未知的刑責與生命危殆的憂懼之下，可能還要面對審問與刑求，文人書寫和現代監獄文學創作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時空場域與心境變化，也不僅僅是抒發苦悶不滿，還具有特殊的目的。文人惶惶終日，擔憂生命安危，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時刻，書寫是為自己抓住一線生機的機會──上書陳情申冤，如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云：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11 鄒陽為自己辯護，因為正直敢言，遭受嫉妒構陷，被捕入獄，感嘆荊軻和衛先生忠心而遭到猜忌，和自己處境相同，希望梁孝王明察秋毫。另外，文人書寫也可能是在生命終止前留下一些痕跡──交代遺言，如李固〈臨終敕子孫〉云：「素棺三寸，幅巾，殯殮于本郡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汙先兆域。」12李固遭誣陷入獄，臨死前的囑咐充滿憤懣之情，還包含無顏面見先人之意。出獄後的作品更是反映了入獄經驗對文人造成不可抹滅的創傷，回顧監禁所帶來的磨難，對生命造成巨大的影響，致使文人心境與作為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信仰與價值觀一夕崩毀，若不是心中尚有堅持，恐怕難以苟活於世，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13 他忍受鄰里鄉黨的恥笑，自覺愧對祖先、父母，對自我生命的無所歸依，終日茫然不知所措，無法為自己辯解的苦痛，只能寄寓死後的是非論斷，試圖在歷史上留下一筆痕跡。顏崑陽說：「中國文人坐牢，是一脈綿長而悲愴的傳統。他們坐的幾乎是被 11. 〔清〕嚴可均輯：《全漢文》卷十九（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200。. 12. 〔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四十八（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490。. 13. 〔清〕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二十六，頁 269。 5.

(10) 嗜權者咬定『思想』有問題的政治牢。而監獄裡，似乎是一個讓靈魂再也不能打瞌睡，必須真切地叩問生命存在意義的地方。」14在鐵窗裡，文人面臨生死存亡，自我理想與現實政治的不協調，巨大的衝突下，透過書寫，寫出生命的遭遇，傳達渴望自由的心，表現不平的抗議，或是抒發監禁的苦悶，其人其事必然有其研究的價值。而目前「監獄文學」研究，時代集中在日治時期及其以後，地域則聚焦在臺灣，尚未上溯古典文學，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研究，實乃可惜。據此，筆者對於有入獄經驗的文人及其作品產生興趣，進而選定漢代為界限，探討此時期的監獄文學的作品，試圖在考察文人生平事蹟的基礎上，解析文本，並與當時政治學術思想及文人心態相互印證，為這些歷史洪流中的苦悶文人發聲，希冀為監獄文學範疇的研究貢獻心力。. 二、漢代政治學術與文人心態的特殊性漢代一統天下，在專制集權的政策之下，南北地域文化進一步融合，先秦諸子的思想也互相兼容，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陽，政治文化中心雖然不同，但總體來說，是一脈相承的。漢初有鑑於秦亡的教訓，政治上採取黃老治術，與民休息，另一方面又分封功臣，護衛漢朝天下。既國祚年淺的秦帝國之後，漢帝國的建立初露大一統的氣息，反映長久亂離後，社會普遍期盼平穩安好的想望，這時期的文人滿腔熱情，想替國家謀劃長治久安的政策，頻繁活動於朝廷與諸侯藩國之間，尚有戰國縱橫策士的遺風，卻又忠誠於大一統的中央朝廷，像是鄒陽、枚乘發覺吳王有謀反意圖後，都曾上書吳王，勸諫其勿謀反，15不被接受之後，轉 14. 顏崑陽：〈重回心靈的原鄉──原樸型監獄文學的特徵〉，載於《聯合副刊》2000 年 10 月 08. 日。文中還提到監獄寫作班的創作「幾乎都以自己切身的遭遇或感受為題材」，寫作是源於「『自我書寫』的需要，往往直述其事、直抒其情」，「書寫對父母妻兒兄弟甚至是故鄉的情」。 15. 《漢書‧賈鄒枚路傳》卷五十一云：「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鄒）.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曰：『……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 6.

(11) 而投向其他諸侯王門下，表現出政治氛圍中積極昂揚又自由的精神。到武帝時期，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漢帝國達到興盛階段，政治上真正實現大一統集權，經過七國之亂後，諸侯王的權力徹底被削弱，中央朝廷成為文人唯一效忠的對象；元封五年的〈求茂才異等詔〉云：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16 詔書內容充分顯現漢武帝的雄心壯志，認為天下人才能盡為朝廷所用，下令地方官員察舉「非常之人」，而文人為了施展才能，入仕也成為基本追求。董仲舒又向武帝建議「獨尊儒術」，由黃老而儒的學術風氣轉向，深切影響文人士子的際遇，至此政治局勢迥異於先秦及漢初，也讓文人心態因此變化。張新科說：由於大一統的政治，文人的價值取向是一元化的，即忠於國君，建功立業，為大一統的社會服務。君王是唯一的價值判斷者。揚共性而抑個性，以群體的面目出現，體現了對政治一統的認同與歸屬。17 對大一統政權，文人由原本表面的順從，進而認同、內化，也由漢初的遊士型態轉向經學之士，嚮往著在聖明君王的統治下，實現自我理想，肯定人生價值，他們渴望能一展長才，卻因為種種現實原因無法達成，失望之下，發出不得意的悲歎。18此時期的文人仍具有大一統之下對政治學術積極進取的心態，但漢初遺留的戰國縱橫捭闔之風已然泯滅。歷經王莽篡朝、光武帝中興，至東漢和帝以後，君主多幼年即位，皇權旁落，朝廷內部士大夫階層與外戚、宦官發生嚴重鬥爭，造成慘烈的黨錮之禍，《後漢. 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頁 2338-2343、2359。 16. 〈武帝紀〉卷六，〔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頁 197。. 17. 張新科：《文化視野中的漢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62。. 18. 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提到漢代文人涉及不遇主題的有 24 人 44 篇，. 其中大多是盛世的作品，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頁 209-253。 7.

(12) 書‧黨錮列傳》19記載了詳細的過程與後果；士大夫關心國政，意圖挽救腐敗的政治情況，激烈直諫，卻遭遇如此沉重的打擊，在這樣的情形下，文人士子開始尋求不同以往的出路，羅宗強說：他們原本從矢志忠於皇權開始，反對外戚和宦官專制的腐敗政治，意在維護大一統政權，而這個政權對他們的報答，卻是一次次殘酷無情的打擊。他們對於這個政權的向心力是很自然地慢慢消失了，他們的心態，從矢志於皇權，轉向了高字標置，轉向了相互題拂。20 文人心態的轉變表現在行為思想上，或是更加慷慨激昂批判現實，或是傷感的抒發，甚而轉向明哲保身、全生遠害的精神遠颺，道家思想再次復甦，卻是由漢初政治上的運用轉向個人生命的選擇。總之，漢代政治學術的轉變對文人生命與其創作產生極大的影響。漢初文人上承戰國策士遺風，除了中央朝廷，尚可效命諸侯王，具有縱橫捭闔、鋪張揚厲的風格；武帝至東漢中期，大一統的集權統治，對漢帝國的擁護與文人個人志向相結合，再加上「獨尊儒術」政策下的倫理規範，文人在對政治積極進取與失落. 19. 《後漢書‧黨錮列傳》卷六十七云：「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 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宇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尃夂〉〕、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宇、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頁 2187-2188。 20.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4。 8.

(13) 不遇之間徘徊巡弋；東漢晚期的政治黑暗，受到黨錮之禍帶來的震撼，文人激烈批判社會現實，或是轉而關注自身命運。這些都彰顯漢代文人生命深深受到政治學術的浸融，也反映在文學創作上，而其中監獄文學的發生更是與文人仕進有緊密關連，因此筆者選定漢代為研究範圍，意圖在探討漢代政治學術及文人心態的基礎上，與監獄文學文本相互印證，深入抉發個別文人的遭遇與其在文本中呈現的心境變化。除此之外，既以分別討論具有入獄經驗的文人，當然會有各自不同的生命際遇，心態上也會有不同的呈現，但是在漢代這個共同的時間背景中，也具有許多共同的觀念與看法，因此在關注個別文人及其監獄文學作品之外，也試圖掌握普遍心態，藉此一窺漢代監獄文學的梗概。.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有鑑於以監獄文學為主題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統性的理論，更遑論以漢代為研究範圍，因此前人文獻概況研討分為對漢代政治學術與文人心態關係研究成果評析與監獄文學相關論著的考辨，筆者分就時代氛圍與文類研究兩方面回顧與探討前人研究，作為本研究的基底，再從中聯繫時空背景、文人與文本，並分析三者之間對照。. 一、漢代政治學術與文人心態關係研究成果評析傅璇琮在《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的總序說道：古代文學研究要向深度發掘，當然要著力於文學內部發展規律的探求，但這種探求是不能孤立進行的。這些年來，文學與哲學思想、政治制度，以及與宗教、教育、藝術、民俗等關係，已被人們逐漸重視。人們認識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外部附加物貼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應當研究一個時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產生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21 21. 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2。 9.

(14) 文學作品絕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是在「歷史──文化」的氛圍中產生，所以在討論作品時，絕不可忽視時代氛圍的影響。筆者在前段「研究動機與目的」中已提到漢代政治學術與文人心態的特殊性，而這些特性勢必作用於文學創作上，所以對時代的政治學術氛圍深入考察，一方面能體現文人如何在作品上表現時代精神，一方面也作為文本解讀的註腳，進而考察時代共性中的文人、文本個性。徐復觀《兩漢思想史‧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22討論到：漢代是專制政權與意識形態建立的時期，漢初實行半封建半郡縣的統治制度，但是諸侯王的設置是專制政權中的一種變局，漢高祖之所以封異姓為王，完全是為了滿足功臣的願望，以有別於項羽而獲取天下，不旋踵異姓王即遭到翦滅，而大封同姓卻是與大一統的手段背道而馳，致使七國之亂的出現。諸侯王無不四處攬才以擴張勢力，游士的活躍似乎回到戰國時的景況，但是，正如余英時所說：「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斷定漢初還是戰國游士時代的延長。事實上，秦的統一確已結束了古代游士的時代。不過由於社會史不像政治史那樣有清晰的斷代，所以漢初幾十年之內游士又一度迴光返照而已。」23 經過高祖、惠帝、文帝、景帝，至武帝之時，接受主父偃的的建議之後，下令諸侯王分戶邑以封子弟，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諸侯王的勢力已被削弱，又採納董仲舒「獨尊儒術」，一改漢初的黃老思想，文人由游士轉向宮廷，乃至成為經學之士，積極進取，謀思長治久安的昂揚精神繼續發揮，但隨著政治大一統，學術思想、價值取向基本上也趨於一致了。曾祥旭說：「學術從來都受政治的影響，由司馬談的總結反過來恰好說明漢初政治思想以黃老為主，但也不廢其他五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思想文化的重要轉折。」24學術受政治影響在漢代尤為明顯，漢初兼容並蓄，以黃老思想為主，主要是政治上的現實需要，漢武帝時的仕進出路和設立五經博士，則致使儒學成為此後的思想主流，游士也搖身一變，由諸侯上賓轉而為朝廷官吏。25另一方面，雖然漢武帝獨尊儒術，思想文化一改漢初以來黃老為主的格局，但在發展初期，儒學只是處於政治的附庸與文飾的地位，26而漢武帝比起父輩來說，對於文藝的愛好是突出的，帝. 22.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頁 163-202。. 23.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51。. 24. 曾祥旭：《士與西漢思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7。. 25. 參見何國正、劉蜀子：《漢代士人心態與辭賦創作》（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5。 26. 參見何國正、劉蜀子：《漢代士人心態與辭賦創作》，頁 53。 10.

(15) 王的提倡也大力影響學術及文學的發展。于迎春說到：皇帝和士階層在文化需要上是不同的。漢武帝雖尊儒術，在政治理想上頗希望成就聖王事業，但他在政治實踐中對文法吏的重用，在個人生活中對方術士的尊禮，就使得儒術從國家管理的核心和人生命的根本處被放逐出去，從而表明他對儒學影響的接受是微淺、有限的。對他而言，尊儒與其意謂著道義原則下德行、人格等人文精神的煥發，不如說，等於擁有了一面可以用來自重權威、粉飾太平的堂皇旗幟。27 換言之，此時的儒學是為了大一統的需求與帝王的喜好服務的。與先秦及漢初相比，西漢中期以後，文人受到這樣大一統所帶來的壓抑，一方面產生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一方面也有「悲士不遇」的情懷，文人的政治理想、人生價值的實踐受到限制，失去了擇主而事的可能，能否建功立業，取決於帝王的賞識與否，自我期許與現實政治的落差，自然讓渴望建功立業的文人興起不遇的悲歎，因而對屈原的「信而見疑」產生共鳴，抒發在文學創作上，就有許多「悲士不遇」的作品產生了。顏崑陽在〈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一文中，有詳盡的闡述。金春峰在《漢代思想史》中提到漢代的經學哲學本身是政治的，漢武帝獨尊儒術後，至元、成之際，經學之士成為新的士族與巨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而這種皇權與經學士族相互依存結合的情況，左右了西漢後期的政治變化，從王莽興起、東漢光武帝的登位，至靈帝、獻帝以後，終亡於黨錮之禍。28另一方面，經學和讖緯的合流，現實政治符應陰陽五行，引用儒家經典解釋事例，致使儒學發展逐漸興盛，也逐漸僵化。在歷經王莽篡朝、光武帝中興之後，東漢文人更重視氣節，中晚期皇權旁落，外戚、宦官相繼干政，與士大夫發生激烈鬥爭，造成兩次的黨錮之禍，張蓓蓓《東漢士風及其轉變》提到在這樣現實的壓力影響下，東漢士風有兩種特色：其一是行事多慷慨任氣，遠承遊俠之風，表現為對抗外戚、宦官誓死不退，手段激烈，黨禍發生後，甘願入罪，自負高潔，輕易去官等；其二是結黨相高，有趨於名士風流，互相標榜，品評人物等。29這樣文人風氣的轉變也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張新科提到：「政治衰敗之時，文學創作出現三種情況：一是名節之士，勇敢地批判、揭露現實，希望能夠挽救社會；二是自我內心的抒. 27. 于迎春：《秦漢士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86。. 28. 參見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修訂第 3 版），頁 7-8。. 29. 參見張蓓蓓：《東漢士風及其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5 年），頁 1-2。 11.

(16) 發，或迷惘，或無奈，或傷感；三是尋找精神家園，自我安頓。」30之所以出現文學創作的改變，自然是源自文人心態的更化──文人由衷心擁護政權的一元轉向多元，尋求安身立命之所。這充分顯示漢代政治學術風氣的轉向影響文人心態，而漢代文人心態的研究常會以辭賦作為呈現媒介，31入獄文人也有以賦作為書寫的文體，如馮衍〈顯志賦〉。徐復觀《兩漢思想史》32一書討論在大一統專制政權之下，文人士子的作為與心態，提到兩漢思想對先秦而言，是一種大的演變，而演變的根源當求之於政治、社會，尤其是〈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一人專制的五種特性〉，對於了解漢代政治氛圍多所助益；又分別針對《呂氏春秋》、陸賈、賈誼、《淮南子》與劉安、董仲舒、揚雄、王充及《史記》論述，對於漢代政治學術思想主張及風氣徹底分析。在政治學術氛圍的交融之下，文人士子面對現實和自我生命的心態與作為，常會透過創作展現出來，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論》33中對於文人階層的形成、分化與特徵及其複雜性有詳盡論述。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34. 對於士階層的興起和東漢政權與世族大姓的關係有全面性的論述，提到：「知. 識階層的第一次社會定型發生在秦漢時期。……在經濟方面趨向恆產化，在社會方面走向宗族化，在政治方面則通過鄉舉里選的制度而建立了正規的入仕途徑。」藉由政治權力的引導，知識階層致力於為大一統帝國服務，所關懷的是建立群體秩序。再者，就政治學術思想的發展來說，也許我們不能簡單的以知識分子來概括士階層的特質，也不能排除那些所謂的非學術的思想，更何況漢代盛行天人感應的讖緯學說，勢必也作用於文人心靈，影響思維模式，乃至於闡發於文學作品中，因此，顧頡剛的《秦漢的方士與儒生》35就直接將所謂的非知識階層都納入學術. 30. 張新科：《文化視野中的漢代文學》第二章「大一統政治下的文人心態軌跡」將漢代四百年的. 歷史分為三大階段：漢初、政治一統及衰敗，因應產生的文人心態由自我追求、盛世情懷，轉向多元心態，並展現在文學創作上。頁 48-84。 31. 如王煥然：《漢代士風與賦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何國正、劉蜀子：. 《漢代士人心態與辭賦創作》都從兩漢士人身分的演變由游士、宮廷文士、儒士，進而轉向士大夫，及其由此而產生的心態變化，來分析對辭賦創作的影響。 32.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 33. 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論》，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 年。. 34.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 35.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原名為《漢代學術史略》。 12.

(17) 討論的範圍了，另外，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36更是把出土文獻與傳統典籍匯通，把上層、中心的知識精英思想和下層、邊緣的方技術士思想相結合，開啟另一視角的研究進路了。張新科提到：我們看漢代的文學作品，沒有哪一類作品是脫離當時的文化背景而產生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下認識和研究漢代文學。事實上我們都承認，漢代文學不是純文學，是文史哲雜糅一體的文學。37 提出文學研究的另一種思維，文學絕不是獨立時代之上的，而是融入時代之中，漢代文學更是如此，我們若是以現代對文學的定義來談漢代，會發現是寥寥可數、乏善可陳的，但是實際上，漢代是文學走向成熟與獨立的關鍵時期，無論是散文的形式，還是唐以前的詩歌文體都已經基本具備了。也由於文史哲揉雜，討論漢代文學作品，不能自外於對政治、學術思想、文化各層面的認知。因此，筆者擬由以漢代政治學術思想的考察為背景，加上監獄制度的規範為輔助，結合文人生平事蹟與入獄經歷，討論漢代監獄文學的共性與個性，以及和時代氛圍呼應的文人心態及創作。. 二、監獄文學相關論著的考辨以監獄文學為研究主題的著作中，數量不多，且明顯以日治時期及其以後為研究範圍，雖說與筆者意圖討論的漢代相隔甚遠，時空背景迥異，監獄的性質與功能不同，書寫情態也不同，然而略作梳理，亦有可堪借鑑之處。學位論文中，黃文成《受刑與書寫──台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38指出臺灣文學中的監獄書寫精神，反映出的是時代的大環境及創作者個人及創作空間三者的互為影響的文學作品。以 1895─2005 年的監獄文本為研究對象，從日治時期、國民政府遷臺以後，到「美麗島事件」及解嚴以後三大階段，探討受刑與書寫、人性與意志對決的議題，附錄還收錄姚嘉文、柏楊、楊青矗三位臺灣當代監獄文學作家的口述歷史，以及其入獄相關檔案資料。其中提到作品精神是時代環境、作者與創作空間的交互作用下而成的，與筆者想法不謀而合，也成為本論文的論述思 36.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 37. 張新科：《文化視野中的漢代文學》，頁 346。. 38. 黃文成：《受刑與書寫──台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其後出版為《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臺北：秀威資訊，2008 年。 13.

(18) 路。陳素卿《監獄環境的人格研究──以監獄文學為例》39鎖定的作者與作品包含國內、外，以呂昱《獄中日記》、施明德《囚室之春》、哈維爾《獄中書簡》及台灣各監獄寫作班為討論對象，偏重在刑犯的心理人格釐析與探討。而以日治時期為範圍的林佳蕙《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蔣渭水、楊華為例》，40論者從三人生平與入獄相關事件開始討論，接著就獄中作品的內容、精神內涵及特色加以探討，對於林幼春、蔣渭水、楊華三人的作品作極為詳盡的介紹與分析，並說明三家獄中創作的意義與價值，結論提到臺灣監獄文學的發展並非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並得出「文學」和「監獄」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尚有王妙花《簡吉《獄中日記》研究》， 41論者將簡吉《獄中日記》縝密分析，希望透過簡吉以日文寫成的獄中日記，還原農民運動的真相，並且在法律條文外，窺見日治時代獄政實際的運作，以及對受刑人的影響。另有以二二八事件為討論重點的：王宗仁《曹開新詩研究》，42論者親自訪談曹開夫人羅喜女士，並蒐集到曹開所有的手稿與創作資料以為研究之用。以美麗島事件為主的：趙宜瑩《美麗島事件與牢獄小說～以施明正、呂秀蓮和姚嘉文為例》，43論者從二二八事件至美麗島事件的發生及影響做詳細考察，再對三人的牢獄小說探討主題與特色。還有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44以公開發表過的作品為討論對象，並且鎖定在政治犯身上，論者以 1895 年新政治實體誕生迄今為止的政治犯為研究對象，以其個人牢獄生活見聞、體驗為題材創作，且曾公開刊載或付梓出版之「臺灣政治監獄文學」為討論主體，文本竭盡所能加以輯佚整理，且援引理論與文本形成深層對話。另外，單篇論文有：廖振富〈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 45論者認為林幼春、蔡惠如、蔣. 39. 陳素卿：《監獄環境的人格研究──以監獄文學為例》，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年。 40. 林佳蕙：《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蔣渭水、楊華為例》，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06 年。 41. 王妙花：《簡吉《獄中日記》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2011 年。. 42. 王宗仁：《曹開新詩研究》，臺北：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7 年。. 43. 趙宜瑩：《美麗島事件與牢獄小說～以施明正、呂秀蓮和姚嘉文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論文，2005 年。 44.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2006 年。 45. 廖振富：〈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 14.

(19) 渭水的作品可說是臺灣近代「監獄文學的濫觴」，也是日治時期監獄文學的代表作。三人的相關作品內涵，可從大我的社會層面和小我的個人層面來觀察，創作的文體涵蓋古典文學的詩、詞、文及白話散文，而相關作品的語言風格各具特色，表達鮮明，並未流於單一化，也禁得起藝術層面的檢驗，避免了所謂「殖民地文學」的常見缺失。值得一提的是陳振宇〈論王陽明獄中詩所呈現之心境〉，46是古典文學中直接以獄中作品為研究主體的論文，切入點乃是從王陽明在上疏觸怒劉瑾後，被捕下錦衣獄，所作之獄中詩為研究文本，據陽明全集為十四首，因此分析陽明在「悟道」之前入獄的文人心境。筆者瀏覽相關研究論著後，歸結目前以研究「監獄文學」為主體的論述特點：一、所關注的時代以日治時期及其以後為主，極少溯源古典文學；二、作家多因政治事件或牽涉公共事務而入獄，包括抗日、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等，未見有因個人私慾觸犯法令而入獄的情形，而入獄緣由勢必影響作家心境與作為；三、作品創作是在作家自覺的情形下產生，且是在獄中完成居多，文體形式有日記、書信、散文、詩、小說等，作品數量頗豐，作家也會清楚標明是在獄中創作；四、相關研究在分析時，常會從人權或是心理的視角論述。而這些研究論著的切入點與分析角度及方法，對於本論文極具參考價值，當然筆者也清晰認識到時代氛圍的差距甚大，個別文人與其創作不可等而視之，應避免完全以現代監獄文學的研究視角與方法帶入，宜盡量以漢代政治學術環境為基礎，分析文人境遇與其作品，才能盡可能客觀論述漢代監獄文學的特色。從入獄原因來說，漢代文人入獄多是受到讒言陷害或是忤逆皇帝、上官，和因民族家國的立場不同而入獄的文人境遇不同，面對牢獄之災的心情及應對自然也不同；漢代文人多為無預期之下入獄，對生命存亡感到恐懼，意圖透過著作求救或是獲得赦免，日治及以後的文人則是主觀意志上抵抗殖民政府或是當權者，清楚意識到對於己身生命的危機，創作是為了傳達思想與表露情感。再者，政治制度由專制集權過渡到民主政治，文人所要面對的環境與抵抗的對象也不同。在皇權統治下，漢代文人無從抵抗上位者，縱有滿腹委屈，也只能選擇盡力為己辯駁，希冀能上達天聽，脫離牢獄；日治及以後的文人則是為民族大義反抗殖民政府，為政治主張不同而積極呼籲，投身政治活動，與當權者對抗，因此目前研究多以心理或是人權視角論述，卻明顯不適宜於漢代的歷史文化背景。這些都是筆者在分析時代氛圍與文人及其作品作品為例〉，收入《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頁 136-197。 46. 陳振宇：〈論王陽明獄中詩所呈現之心境〉，《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報》第 6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91-120。 15.

(20) 時，需要謹慎考量與釐清的部分，避免以今論古。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論著的研究都是在 2005 年之後，可見監獄文學研究屬於新興的課題，許多基礎的論述尚未形成，且時代斷限集中在近現代，在徵信文本資料上相對較為容易，隨著解嚴以及資料開放，相信會有更多研究者關注這個議題，進而投入心血，並且溯源古典文學，使監獄文學的研究更加豐富。.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論文的探討對象是「漢代監獄文學」，討論的時代為兩漢時期（西元前 202 －西元 220 年），擇取史傳中記載文人生平確有入獄經驗，且因此而產生文學創作，以及作品中明白指出曾有入獄經驗者為討論對象，採史傳生平與作品互文見義的方式，最大限度蒐羅文本，包含文人入獄前在即將監禁下的創作、獄中所有的作品，以及出獄後創作有關入獄經驗的作品。欲建立漢代監獄文學的論述，本論文首先得立基於文本探討，由於監獄文學屬於新興研究主題，目前的研究取向多集中於日治時期、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等近現代時空環境，兩漢作品並無文獻可做整體性、系統性的回顧，因此本研究的第一道步驟是盡可能蒐羅兩漢的作品，並加以判讀研析其中屬於監獄文學範疇的著作，筆者以嚴可均輯《全漢文》、《全後漢文》47為底本，以周建江輯校《漢詩文紀事》48為輔助，參酌司馬遷《史記》、49班固《漢書》、50范曄《後漢書》51 與司馬光《資治通鑑》52等史傳的記載，並且為求慎重起見，以文本內容與史傳生平相互印證，務求無所闕漏。在謹慎的文本研析之後，可以符合本研究所討論的文本包括西漢時期 4 篇：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段孝直〈上表訟冤〉、司馬遷. 47. 〔清〕嚴可均輯，許振生審訂：《全漢文》、《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48. 周建江輯校：《漢詩文紀事》上下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年）。. 49.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 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50.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 51.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 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5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 古籍出版社，1956 年。 16.

(21) 〈報任少卿書〉、楊惲〈報孫會宗書〉；53東漢時期 15 篇：馮衍〈又與陰就書〉、〈上疏自陳〉、〈顯志賦〉、杜篤〈大司馬吳漢誄〉、孔僖〈上書自訟〉、張俊〈假名上鄧太后書謝減死〉、虞詡〈自繫廷尉奏言〉、李固〈臨終與胡廣趙奢書〉、張磐〈在獄自列狀〉、蔡邕〈被收時上書自陳〉、〈戍邊上章〉、〈謝王充言〉、酈炎〈遺令書〉、胡母班〈與王匡書〉、毛玠〈對狀〉。54文本數量雖然不多，但是文人時代分布由西漢初期至東漢晚期，據此也可對漢代監獄文學有較全面的認識，並與政治學術與文人生命互相印證。再者，時代氛圍──漢代政治學術、書寫空間──監獄、文人及其作品三者交織作用，才能全面呈現文人的生命與精神，因此，對於「監獄」場域勢必深入了解與分析，梳理監獄制度的形成與變革，並且聚焦漢代進行探討，才能更全面認識政治權力影響下文人的處境，也可做為文本探討的佐證。而針對文人及其作品的分析，除了文人生命歷程、文本的判讀與解析之外，對於文人的書寫特色，包括文體、技巧等進行深入探討比較。漢代監獄文學作品的產生多是有預設讀者，一部分是為自己申冤，常會是奏章形式，對象是上位者，乃至於皇帝；另一部分是抒發情志，以書信形式呈現，對象是親友。由於目的與對象的不同，表達形式也有所差異，或者含蓄委婉，抑或直抒胸臆。此外，「用典」也是一大特色，蔡英俊說：就魏晉以降文學現象的發展而言，則典故的使用不應被視為祇是一種單純的修辭手法，而是反映此一階段文士階層所必須具備的文化修養之外，更是要在言談或書寫活動中透過對於既往的事例的借用與解釋來證顯當下的經驗，因而在某種程度上說使事用典的活動最能夠深切反映古典文士階 53. 均見於〔清〕嚴可均輯：《全漢文》。鄒陽〈獄中上書自明〉見卷十九，頁 200-202、段孝直〈上. 表訟冤〉見卷六十三，頁 652、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見卷二十六，頁 266-269、楊惲〈報孫會宗書〉見卷三十二，頁 324-325。為便於統一稱呼文本，凡見於〔清〕嚴可均輯：《全漢文》、《全後漢文》之文本，皆採用嚴可均所錄篇名，未錄的蔡邕〈謝王充言〉則採用周建江輯校：《漢詩文紀事》下冊的篇名。 54. 馮衍〈上疏自陳〉、〈顯志賦〉、〈又與陰就書〉在卷二十，頁 190-194、杜篤〈大司馬吳漢誄〉. 在卷二十八，頁 284、孔僖〈上書自訟〉在卷三十一，頁 320、虞詡〈自繫廷尉奏言〉在卷五十六，頁 573-574、李固〈臨終與胡廣趙奢書〉在卷四十八，頁 490、張俊〈假名上鄧太后書謝減死〉在卷五十八，頁 595、張磐〈在獄自列狀〉在卷六十六，頁 678、蔡邕〈戍邊上章〉在卷七十，頁 720-721、〈被收時上書自陳〉在卷七十二，頁 733-734、酈炎〈遺令書〉在卷八十二，頁 819-820、胡母班〈與王匡書〉在卷八十二，頁 822、毛玠〈對狀〉在卷九十四，頁 951-952，以上均見於〔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蔡邕〈謝王充言〉見於周建江輯校：《漢詩文紀事》下冊卷五，頁 535。 17.

(22) 層潛在的一種集體心理機制。55 筆者認為不僅是魏晉以後的「用典」具有這樣的特性，兩漢作品已有藉由「用典」來傳達共通經驗與生命情境，甚或是選取對典故不同的詮釋，來述說自己的處境與意圖。例如：鄒陽舉李斯為例，指他竭誠盡忠，卻為趙高所害，胡亥下令處以極刑，暗示自己忠誠不該被懷疑；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提到宮刑是最下等最大的恥辱了，雖說古有言：「刑不上大夫」，但因罪下獄且不忍自裁，終將受辱，即使是王公侯相也不能豁免，也同樣舉李斯為宰相，終被施以腰斬為例；馮衍〈顯志賦〉中大力抨擊霸道，譴責擾亂政局的兵家、縱橫家、法家，也說到「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意圖以道德和仁智來對抗亂世的詐術和權謀； 56同樣是用李斯的典故，卻以不同的視角來詮釋。「用典」可以在文人共通的知識經驗中，以委婉曲折的方式來表達心志，而達到同情共感的目的。因此，在文人生命與文本解讀之外，探討書寫特點與文人之間橫向比較，有助於架構漢代監獄文學的梗概。至於研究方法著重對以下四方面的解析：一是時代氛圍與文人心態，包括政治、學術、文學思想各個層面，力求了解漢代背景與因應產生的文人生命與精神，以及監獄制度的規範，這部分的討論將在論文第二章呈現。二是以曾有入獄經驗的文人為考察對象，由個別生平事蹟切入，對入獄始末及其後的境遇發展，盡可能詳細探討；三是解析文人書寫入獄經驗的作品，與史傳生平事蹟考察相互印證，並和時代氛圍與文人生命與精神相互對照；這兩部分將在論文第三、四章中討論，除了個別文人的殊相以外，也對群體生命的共相加以分析。四是對文人監獄文學的書寫特色剖析歸類，探究其作品的共性與個性，主要在第五章中對漢代監獄文學的共同特色與個別差異作討論。因此，本論文著重了解文人生平經歷、文人作品的詮釋，以及時代政治學術與文人心態三者之間的交互聯繫，試圖釐清相互影響的程度與形成的脈絡，並就文人監獄文學的創作橫向比較，交織出漢代監獄文學的梗概，一方面對個別文人有更全面性的認識，分析文人的個性，一方面了解時代氛圍與文人心態。再者，立基於個別文人的心理與踐履之上，試圖探討漢代監獄文學的共相。. 55. 蔡英俊：《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 的美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頁 287。 56. 蘇瑞隆：〈世變時移下的紀行與述志：以馮衍〈顯志賦〉為中心的探討〉（《政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12 年 6 月）），頁 152。 18.

(23) 第二章. 漢代的政治學術與監獄考察. 針對漢代監獄文學的時空場域，此章屬於外緣性和歷史性的考察，從這些外緣背景中，可一窺漢代時代氛圍與因應而生的文人生命與精神的軌跡。由分析政治學術的轉向切入，漢初一統天下，實行黃老治術，與民休養生息，分封功臣，至武帝中央集權，獨尊儒術，歷經王莽篡朝與光武中興之後，東漢文人標榜氣節，至中晚期，幼主即位，外戚、宦官接連干政，士大夫抗爭下發生兩次黨錮之禍，探討因政治學術環境而興發的文人生命與精神，並且略述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另一方面，針對監獄場域的溯源，由監獄的名稱談起，探討制度形成與發展，對監獄的性質與功能作詳盡說明，包括制度形成、空間與管理制度等，並釐清傳統監獄與現代監獄的異同。再聚焦漢代監獄，針對漢代監獄環境、管理人員、管理制度與文化考察，以作為文人書寫文本的空間背景。. 第一節. 大一統與道轉儒的形成. 西漢始建之初，首要面對的是如何穩固政權，安定天下，再加上連年征戰，民生凋敝，如何使社會經濟迅速復甦，另一方面，積累數世統一天下的秦朝卻在一介小卒陳涉揭竿起義，極迅速崩毀的前車之鑑，這對新初建立的西漢都是迫切需要面對的難題。因此，漢初之際，朝廷對一般人民所採取的政策是實行黃老治術，減輕賦稅、刑罰，休養生息。《史記‧曹相國世家》提到：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1 採用黃老思想作為政權的指導原則，清靜無為，一方面糾正秦朝對法治的濫用，另一方面，承繼秦朝法治的精神與立場則是沒有改變。透過道家，兼容儒、墨、名、法、陰陽等各家思想，尤其是吸取法家鞏固專制體制的功能，清靜無為與漢承秦制合一，最能符合且說明漢初政治的現實需要。徐復觀說：一般史家說漢初是實行半封建半郡縣的制度。所謂半封建，乃指的是被封 1. 《史記‧曹相國世家》卷五十四，〔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 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2029。 19.

(24) 為王的「諸侯王」而言，不是指這種列侯而言。「諸侯王」之不同於列侯，不僅在於他的身份較之列侯要高一等；而係被封為王的，乃真正是分封建國，在被封的範圍內，有政治上的統治權，與周代所封建的諸侯相等，故稱之為「諸侯王」。2 政治上先是大封功臣，安穩人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提到：「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孼，以鎮撫四海，用承衞天子也。」3況且劉氏子弟少而不肖，漢朝天下又急需穩固，高祖遂大封異性諸侯王，又在時機成熟之後，毫不留情翦除異姓王；大封功臣是為了穩固新興建立的王朝，翦除異姓王也是為了鞏固中央集權，向大一統專制政權邁一大步。高祖之後隨之而起的是朝臣與外戚呂氏的爭鬥，也在陳平、周勃、灌嬰等人力求平穩之下，等待適當的時機，一舉剷除外戚，擁立代王；可以說清靜無為的黃老治術，不僅是實際運用在治國上，更是在思想及作為上影響當時的政局，一方面積極進取解決問題，一方面又徐徐圖之，達成中央集權的目的。這個時期，由於漢高祖的「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總結秦朝招致覆滅的歷史教訓，首先提出「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4言明攻守異術，想要長久保有天下，絕不能僅以武治國，進而引發漢高祖「秦所以失天下」、「漢何以治天下」的追問，陸賈據此作《新語》十二篇，討論「行仁義，法先聖」的道理。在漢初黃老思想盛行的時代裡，陸賈是第一個提倡儒術的人，雖然不全為時用，卻為後世儒家思想發展埋下一顆種子。以「仁義」為本是陸賈的政治主張；〈道基篇〉云：「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5仁義是聖人一切行為的準則，「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6所以他主張「治以道德為尚，行以仁義為本」，反過來說，失仁背義會使政治昏暗，國家敗亡。陸賈認為秦朝滅亡是由於廢棄仁義、崇尚法治之故，「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舉措太眾」、「刑罰太極」為秦政之失，主張民以德化，自然民心歸向。但是他也不贊成完全不用刑罰，「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以刑罰為行仁義的補充。另一方面，陸賈 2.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一卷（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頁 96。. 3.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卷十七，頁 802。. 4.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卷九十七，頁 2699。. 5. 《新語校注》，王利器撰（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27。. 6. 《新語校注》，頁 29。 20.

(25) 的「仁義」是繼之以「無為」，反映當時普遍要求社會安定，休養生息的現實狀況。〈無為〉云：「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無為者，乃有為也」。7「無為」是陸賈政治理論上的依據，以「無為」的手段達到「有為」的目的。〈輔政〉云：「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8他把行仁義與無為聯繫起來，行仁義也就是無為之道。減輕人民的負擔，不過於干涉平民百姓的生活，因為「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9並且通過教化的功效，移風易俗，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德，而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10 人民的行為是以道德為標準，而不是因為畏懼刑罰、喜愛獎賞的緣故。這種儒道融通，甚至說是儒本道用，講求實用的政治主張是因應時局而產生的，為漢初的無為之治提供了思想基礎。出於對新興政權的期待與信心，漢初文人多主動積極投身政治，表現昂揚進取的心態，除陸賈之外，尚有叔孫通、晁錯等人，所思所想都是為解決現實問題提出策略，也敢於諍言犯上。賈誼繼陸賈之後，看到時代的病根，並且提出解決之道，卻為朝臣排擠，不為文帝所用，在政治上沒有一展抱負的機會。文帝時，諸侯國坐大，橫生異端；「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賈誼在奏章中提到削弱諸侯國的策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讓諸侯把所有的封地再分封給他們的子弟，如此數代之後，原本一個大國就分成幾個小國，國勢也就弱了，自然也就不會有反叛之心。賈誼這個主張是透過儒家的仁義恩厚，實現法家的中央集權政策；雖是以儒家為本位，但是在提出實際作法時，不免需要藉助法家治術，儒法融合的軌跡非常明顯。賈誼所面對的是長期無為而治下產生的弊病，「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醜，日甚，可為月異而歲不同矣。」11社會風氣已經明顯地和初建國時的情形不同，風俗日益敗壞；針對當時的社會情形，賈誼援引儒家經典來發展自己的學說，提出他的政治主張。〈過秦論〉12寫到：「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以武力取得天下之後，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終致滅亡。「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直接點出秦朝滅亡是由於「仁義不. 7. 《新語校注》，頁 68。. 8. 《新語校注》，頁 61。. 9. 《新語校注》，頁 71。. 10. 《新語校注》，頁 74。. 11. 《新書校注》卷三，［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91。. 12. 《新書校注》卷一，頁 14。 21.

(26) 施」的緣故。「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賈誼認為治國必須行仁義，但是權勢法制也是統治的手段。賈誼的行仁義，是要建立一套秩序，整頓上下無等的混亂情形，所以他曾經建議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企圖以一整套的禮儀，使得上下尊卑分明，藉以鞏固中央集權的正當性。更提出「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說明禮是預先防範，法是事後懲罰。事實上，賈誼所主張的「禮」，含有深厚的法家思想之影子，禮治學說使臣民自覺遵守尊卑名分，以鞏固專制政權的長治久安。賈誼雖然承繼陸賈行仁義的基調，但他的「仁義」是繼之以「有為」，更具體地強化禮的作用，重申荀子的禮治思想。《新書．禮》云：「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于民者也。……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13 把禮視為政治的準則、倫理的規範，推行禮治，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把倫理上父子的關係應用在政治君臣關係上，強調尊卑上下之分。另外，禮治學說也倡導人應各明其分，臣民有臣民應為的，君主也有自己的職分，又提出為政者應以民為本；《新書．大政上》說：「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14結合對現實社會的反映和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賈誼提出民本思想，提醒君主：國家是依附人民而存在的，因此，對統治者也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雖不可直接將賈誼歸入法家，但是賈誼的政治主張中明顯可見儒法思想結合的特點。基本上，他自我認同還是傾向儒家，只是在解決實際問題時，不免以法家為利器，所主張的「禮」才會參雜濃厚的法家成分。可惜的是文帝時的政治環境沒有給予賈誼施展抱負的機會，反倒是他提出的策略大多在武帝時被實現了。漢初各家學說之間的界線並不嚴明，有著較多相互溝通與融合，一方面因應時局需求，黃老思想盛行，政治上不僅是與民休息，學術上也是較為寬鬆氛圍，自然各家思想相互浸染調和，而在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之後，漢帝國漸漸強大，黃老思想也逐漸不是那麼切合實際狀況。面對這前所未有的大一統時代（秦朝國祚甚短，尚未有機會面對這個問題），君主自然企求一套能使國家長治久安的治術，各種思想因而孕育，在文人士子油然而生對大一統帝國的自豪感之下，不同. 13. 《新書校注》卷六，頁 214。. 14. 《新書校注》卷六，頁 338。 22.

(27) 於先秦的百家爭鳴，開始在思想上也追求歸一，這是歷史由分而合，思想也漸漸由分裂轉向綜合，卻又不滿足於專取一家，各派思想逐漸互相糅雜，為這個大一統的國家思想歸一作準備。另一方面，除了中央朝臣之外，即使是在諸侯王底下的文人謀士，也一改過去戰國時期各為其主的作風，興起維護大一統政權的意識，如枚乘察覺吳王濞有謀反之意，上書勸諫，力陳利弊；鄒陽原為吳王侍從，也曾上書勸說吳王勿反，吳王不聽，遂轉而投向梁孝王，又遭讒毀下獄，獄中上書，表明自己忠誠之心，旁徵博引，頗有戰國策士善辯之風。武帝時，漢朝已建國六十餘年，經過漢初的黃老之治，社會呈現一片蓬勃景象，《史記‧平準書》云：「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15清靜無為的思想已經不再適用於這個大一統的帝國，而且在長期無為而治之下，吏治敗壞，產生了許多社會亂象。面對這樣的情況，雄心大略的漢武帝欲有所改革，企求一套能使國家長治久安的治術，以之替代黃老之學，所關心的是政權的正當性、君權的神聖性等問題。董仲舒適逢其會，提出以儒代黃老的主張，一方面為漢政權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面更為建立漢政權的「正當性」而努力。〈舉賢良對策一〉中提到：「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之奈何。」把當時的社會亂象比成如朽木糞牆，必須要徹底改革。「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16類似陸賈、賈誼提出的攻守異術，董仲舒更進一步指出順應時局而加以變化，也就是所謂的「權變」，進而把建立以儒學為新統治秩序稱之為「更化」。〈舉賢良對策三〉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7 董仲舒把無法一統的原因歸咎在思想言論的紛歧，更進一步把儒學與統治治術掛 15. 《史記‧平準書》卷三十，頁 1420。. 16. 《漢書‧董仲舒傳》卷五十六，〔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 鼎文書局，1986 年），頁 2505。 17. 《漢書‧董仲舒傳》卷五十六，頁 2523。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