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興用典

《文心雕龍‧比興》云：「『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 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¹⁶「比」是比附事理的，用類似的例子來說明

15 ［漢］戴德撰，［北周］盧辯注：《大戴禮記》（四部叢刊初編本）。

16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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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興」是引起情感，要依據事物微妙處，來寄托思想感情。古典文學中，

運用「比興」多是討論詩歌的表現手法，雖說在文章分析中較難以明確指明何處 為比、何處為興，卻也能用來討論文人藉由書寫方法傳達的思想感情，以及意圖 達成的效果。

文人常以動物為喻，進而聯想自身處境而傳達想法感情，如〈獄中上書自明〉

云：「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 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以牛驥同皁比喻不分賢、不肖，其後文天祥〈正 氣歌〉：「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即用了同一個比喻。〈報任少卿書〉云：「假 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以牛毛、螻螘比喻輕易死去是毫 無價值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指死亡的意義不同，可 如泰山般重要非凡，也可如鴻毛一樣微不足道；運用泰山、鴻毛的輕重對比，讓 讀者容易體會因何而死的差異，以此更能了解司馬遷心之所向。又以猛虎處深山 為喻，闡述「刑不上大夫」的緣由，再和自己今日的遭遇相比，更顯得諷刺悲哀。

胡母班〈與王匡書〉云：「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以虎口、蛇毒為喻，形容 王匡的狠毒，顯出自己遭受迫害的處境。毛玠〈對狀〉云：「青蠅橫生，為臣所 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以綠頭蒼蠅比喻毀謗自己的小人，層出不窮地向上 位者進讒言。

至於用典部分，漢代監獄文學的作品中，常引用歷史上忠誠效主和君臣相知 的例子，類比文人現在的遭遇，試圖以此勾起君王正視讒言的可怕，以及提醒君 王應對人才賦予信任，以史為證，能增強論述的說服力，除此之外，文人也多引 用典故，來強調自己忠誠的心志。用典是文人基於過去的歷史文化，加上現在的 時代氛圍，以及個人的生命經驗所融合而成，因此，文人選擇引用典故，以及所 選擇的典故事蹟，都是來自歷史的思考，更是具有價值性，不僅是抒發自己的情 感與思維，表現個性，也是認同且感知到典故史實的共性，換言之，具有相似經 驗的文人在同情共感的原則上，會潛意識或是有意的選擇雷同的典故史實，來表 述自己的生命經驗，也就更容易引起共鳴。

劉國斌〈鄒陽《獄中上梁王書》的用事與文學散文的產生〉提到：

〈獄中上書自明〉幾乎涵蓋了從用事到用典發展過程的幾個基本型態與環 節，如前所述：相對隱約地顯示基本完整的事件本體；截取事件文本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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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以古比今，以古證今，借古抒懷。¹⁷

鄒陽大量引用君臣故事，又運用對比手法呈現，加上典故史實本身就具有強烈的 說服性；連用荊軻、衛先生、卞和、李斯、箕子、接輿、比干、子胥八個典故來 說明「忠而不報，信而見疑」，敘述簡單明確；用樊於期、王奢、蘇秦、白圭來 論述上位者與臣屬之間知與不知的差別，用司馬喜、范雎陳述人才見嫉遭害，遇 明主而受重用，卻是詳盡陳述。大量運用典故，一方面可以顯現文人的學識，一 方面可以加強說服力，可是典故連用也容易造成閱讀理解的困難，鄒陽敘事詳略 交錯，反而可以凸顯主題，活化語句，且用典使文章含蓄典雅，更容易引起讀者 想像，產生言外之意的效果，也不至於太過直白，委婉留下思考空間，卻又清楚 傳達意旨。

《文心雕龍‧事類》云：「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 者也。」¹⁸借古人古事驗證今人今事，一方面是同情共感的效果，也可以成為強 而有力的證明，再者，從不同觀點陳述同一件典故，也會形成不同的意涵。馮衍

〈顯志賦〉中舉稷、契、皋陶、伊尹、呂尚闡述君王重視賢才，君臣相得而成就 功業，也是感嘆自己有高才卻不見用；杜篤〈大司馬吳漢誄〉前序則用同樣的典 故稱讚吳漢的功績，永留史冊；書寫目的不同，馮衍為表達情志，杜篤是為人作 誄文，即使運用相同典故，意圖也不盡相同，但立基於同樣的文化思維中，以此 推論杜篤也藉此凸顯自己的才能，冀望君王賞識而獲得赦免，不也是一種可能的 詮釋。另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鄒陽四次舉荊軻刺秦王之例，一用燕太子丹賞識，

使荊軻慷慨赴義，卻因白虹貫日遭到懷疑；二用樊於期為復仇自刎，以項上人頭 助荊軻刺秦王；三用荊軻不僅自己為知己者死，也不顧惜親人性命，可說是忠誠 效主的最高境界了；四用蒙嘉接受賄賂，使得荊軻有刺殺秦王的機會；雖是同一 件史事，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闡述不同的觀點，使得用典表白心志有不同層面的 抒發與寓意，所要表述的目的自然也就相異，正用典故可以加強論述說服力，反 用典故除了強化突兀感，也可增加思考的深度。

《文心雕龍‧時序》云：「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

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¹⁹劉勰雖然僅提到漢代辭

17 劉國斌：〈鄒陽《獄中上梁王書》的用事與文學散文的產生〉，《黃石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 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5 期（2011 年 10 月），頁 38-40。

18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 133。

19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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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受屈原影響至深，其實不僅是辭賦創作，屈原的生平事蹟及文采風格，都成為 漢代及其後文人士子同情共感與仿效的典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²⁰司馬遷認為 屈原因內心的怨憤而著作〈離騷〉，而這樣的情感來自仕途上的不得意，主觀上 的意志受到客觀環境的阻礙，產生不遇的情懷，藉由書寫，表達忠憤之情，而漢 代文人在面對人生困頓之時，自然會聯想到屈原及〈離騷〉，著作時，常受到其 影響，不管是在精神心靈，還是文字表述上。徐復觀〈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 的壓力感〉也說：

〈離騷〉在漢代文學中所以能發生鉅大的影響，一方面固然是出身於豐沛 的政治集團，特別喜歡「楚聲」，而不斷加以提倡。另一方面的更大原因，

乃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以屈原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的「怨」， 象徵著他們自身的「怨」；以屈原的「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的悲劇命運，

象徵著他們自身的命運。²¹

因此，屈原的命運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遭遇，更是文人共同的運命，這樣不遇的悲 劇不是單一特殊的，而是文人必須共同面對與承受的，屈原的「怨」也就成為有 著共同命運的文人的「怨」，這樣忠憤之情的不斷疊加，形成脈絡，也就塑造出 不遇的典型了。鄒陽和馮衍的作品中引用屈原的典故或是直接仿〈離騷〉，就是 基於這樣的同情共感──楚文化的浸融和自身命運的交織。屈原由於自我「忠君」

的個性及身為楚王室宗親，與楚國休戚與共，對楚懷王絕對效忠，與漢代文人在 專制政權之下，君王是唯一效忠者的處境類似，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受 到上官大夫、令尹子蘭的讒毀，因此被放逐；屈原的遭遇及作品，就成為後代文 人表達不遇情懷，或是遭受讒毀的怨憤所祖述的典型。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 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提到：

漢代文人的確是依循這種君子與小人、善良與邪惡平面性二分的人性觀 念，去理解屈原受謗於上官大夫的政治權力鬪爭。其實，這一人性善惡抗 爭的認知模式，基本上也就是他們自己政治經驗的類化。²²

20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卷八十四，〔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2482。

2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頁 284。

22 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文 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頁 229。對於漢代文人悲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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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政治經驗的類化，漢代文人自然產生對屈原的同情共感，尤其是對於入獄文 人來說，面對自身的不幸時，除了遭受讒毀的委屈之外，在不遇情懷之上，還要 加上對生死存亡的恐懼，內心的怨更是深刻而痛苦的。

鄒陽入獄是受到羊勝等人的嫉妒，向梁孝王進讒言，〈獄中上書自明〉云：「臣 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一開口就以顛覆常理的語氣 表達強烈的質疑；馮衍為曲陽令時，誅賊有功，卻因讒毀而不賞，上書陳事，也 為小人所阻，〈顯志賦〉仿〈離騷〉體例，又四處求索，「揵六枳而為籬兮，築蕙 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攢射干雜蘼蕪兮，搆木蘭與新夷；

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運用香草的寓託表明自己高潔的品格，更有直 接化用屈原語句，如「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鄒陽與馮衍藉助屈原 的典故事蹟，投射自我悲憤的情感，將自己的生命經驗與屈原加以類化，同樣因 讒毀而遭小人陷害，甚至鄒陽還因此入獄，面臨生死危機，馮衍也見疏於光武帝，

而透過對自我忠貞的肯定，相對是對小人讒毀的厭惡與君王聽信讒言的批評。

再者，用典除了類化經驗，加強論述說服力以外，有時也有言外之意的意味。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云：「子胥鴟夷」和毛玠〈對狀〉云：「伍員絕命於吳都」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云：「子胥鴟夷」和毛玠〈對狀〉云：「伍員絕命於吳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