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台灣文學發展中的語言運用
第三節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從混語到台灣話文的書寫
1905 年起日本殖民當局為主導漢文教育，編印《漢文讀本》六卷，作 為公學校漢文科的統一教材，當時課文中的日文漢字不多，如：郵便、電 氣、貯金、曜日、火輪、家政、紀元節、天長節等。至 1919 年出版的《公 學校漢文讀本》，其中以日文漢字書寫的用語大量增加，如：會社、銀行、
株式、電車、自動車、自轉車、派出所、名刺、工場、人夫、預金、貸付……
等79。這些日文漢字，經由公學校的推行，使得台灣人使用漢字書寫新概 念新時事的語詞，直接使用日文漢字取代舊有的漢字詞彙。
1920 年代的白話文運動，雖在台灣文壇形成風潮，但中國白話文在台 灣的推展並不順利，因為台灣民間通行的是台灣話，其與白話文運動的語 言「北京話」，並非屬同一方言系統，所以台灣文人逐漸感覺「中國白話 文拿到台灣已經不是白話文」的自覺80。台灣大部份文人僅能以書房所學 的漢文為基本，以有限的白話文作品做為書寫的學習，因而發展出「台灣 式的白話文」。再則日本話透過教育體系的強制灌輸，日本話逐漸滲入台 灣社會，於是混語書寫在當時逐漸風行。1924 年施文杞在《台灣民報》發 表〈對於台灣人作的白話文的我見〉，對當時文人所作的台、日語混雜的 現象提出批評81。他認為台灣人所做的白話文中，常出現「開催」、「都合」
等日本語詞，也只有學過日本話的人方能了解其意。施文杞的批評正是白 話文向台灣社會靠近而受到台灣通行語言的影響。另林耕餘也在《台灣民 報》刊登〈對在台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將「夏休」、「都合」、「紹介」
等詞彙稱為「變形的台灣方言」82。
至 1930 年代，隨著日語教育的提昇，日文漢字已被知識份子普遍的接 受並運用在書寫中。極力主張台灣話文的郭秋生在〈還在絕對主張建設「台 灣話文」〉中提到83：
現在臺灣固有言語的「咱」、「恁」、「阿母」這樣的固有貨幣 之外，還不能不從日本話多入「自動車」、「水道水」這樣的 新貨幣，以圓滑臺灣話的流通。……（中略）。何況現在的臺 灣話之中，從文言的成句攝取的成分也不少，……，而從日 本話之中攝取的新成分如「建物」、「正札勵行」、「陳列」、「行 列」、「見習」、「立場」等等也不計其數了。
79 張安琪《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漢文的形成與發展》，P22-24。
80 負人〈台灣話文雜駁〉，《南音》創刊號，1932 年 1 月，東方文化書局復刻本，1981 年。
81 施文杞〈對於台灣人做的台灣白話文的我見〉，《台灣民報》，1924.3.11, P8。
82 逸民(林耕餘)〈對在台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台灣民報》，1924.3.11. P8-9。
83 郭秋生〈還在絕對的主張建設「台灣話文」〉，《台灣新民報》，1933 年 11 月 11-26 日，《彙編》，
P441-443。
以上畫黑線的詞彙，是隨著日本殖民政府引進的日文漢字，當時被稱 做「台灣特殊方言」，在 1930 年代已在文人間廣泛使用。
另一方面，長老教會發行的《台灣教會公報》，從 1933 年 11 月，設立
「新台灣的陳列館」，由林茂生主持介紹當時通行的「新台灣話」，兼註以 英語及漢字的註解，林茂生認為當時台灣話的變遷，是受到日本殖民引進 新文明所帶來的新詞彙，這些詞彙本來就是漢字，只需改變讀音，所以很 快在台灣社會流通起來，融入台灣話之中，以下舉例說明84：
Hoan-te7(番地）：Hou7-khau2 e5 ho7-thau5. tui3 kok-gu2 e5 “banchi” lai5,kap eng-gu2 e5 “the number of a house” siong-tong. Bin5-kok sui-jian5 u7 teh eng7, chong2-si7 khah siong5 si7 eng7 “mng5-pai5-ho7”(門 牌號). Bun5-le7: Goa2 e5 chhu3 si7 Heng7-teng 5 hoan-te7 (=Boku no uchi wa saiwai-cho 5-banchi desu = I live at No. 5 saiwaicho).
(Hoan-te7(番地)：戶口 e5 號頭。對國語 e5”ばんち”來，
kap 英語 e5 “the number of a house”相當。民國雖然有 teh 用，總是 khah 常是用“門牌號＂。文例：我 e5 厝是幸 町 5 番地(=ばくのうちはさいわいちょうばん-ちです= I live at No.5 saiwaicho))。
林茂生每介紹一日語漢字詞彙時，都先用台灣話解釋字義，字源以及 在漢語、英語的同義詞，再以台灣話、日語、英語分別對照說明，字源的
「讀音」、「用法」源自日語，而「用字」則源自漢文。這些「新台灣話」
很快流行於民間，融合吸納成台灣在地語言，這種融合台、日語言的「克 里奧語」(creole)85，時至今日仍然活用於台灣社會，是北京話的漢字無法取 代的。
所謂「混語書寫」(the macaronic)是指隨意混用不同語系統詞彙於文本 中，它凸顯文化翻譯者折衝周旋於外來／本土、國家／地方、古典／白話、
菁英／通俗的語言符碼之間進行創造性轉化。在引介新概念的同時，也創 造了新的表達模式，因此混語書寫正是跨文化現代性的所在。86
1923 年東京大地震後的日本興起「新感覺派」(neosensationalism)，即
84 林茂生〈新台灣話的陳列館〉，《台灣教會公報》587，1934.2.96。李勤岸主持台師大台文系「台 灣白話字文獻資料館」。
85 克里奧語(creole)，又稱混合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長期接觸交融，所產生的新語言，如同加 勒比海的現代海地語，是法語與當地土著語言融合而成。在台灣新生的「台灣華語」，相當程度 符合克里奧語的定義。郭嘉彥《社會語言學教程》，五南出版，2007.6, P281。
86 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聯經出版，2012.2, P43。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期，其文學實踐均充分展現跨歐亞文化交流的現象，他 們書寫的特徵正是語言中的跨文化現象。其代表人物有：川端康成、橫光 利一及從台南旅居上海的劉吶鷗。其中劉吶鷗曾至中國、日本求學，並時 時在台灣、日本和中國之間遊歷往來，他在 1927 年出版的日記中拗口的中 國白話文，夾雜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及台語詞彙，充分展現了跨文化 的特性。以下舉其日記中一則對北京女人的描述：87
聲雖好，身體，從現代「けんだいじん」人的眼光看起來卻 不能說是漂亮。那腰以下太短少了，可是纖細可愛，真北方 特有的大「わわとこ」男的掌上舞的。這樣 dekucate「纖弱」
的女人跟大男睡覺。對啦，他們是喜歡看她酸癢難當，做出 若垂死的愁容，啊好 cruel「殘酷」！唱時，那嘴真好看極了，
唇、齒、舌的三調和「ちょうわ」，像過熟「かじゅく」的柘 榴裂開了一樣。布白衣是露不出曲線「きょくせん」來的，
大紅襪卻還有點 erotic「色慾」素。
此段敘述文字中 delicate、cruel 及 erotic 等三字以英語呈現，而加註日 文發音的日文漢字詞彙，可以想見其混語書寫的繁複。
另在台生活 36 年的日籍作家西川滿，於 1935 年出版的詩集《媽祖祭》
中多首呈現台、日語交混的書寫，顯示出他對異境台灣的熱愛。
〈媽祖祭〉 一九三五。二。十《媽祖》一卷三號
ありがたや、春、われらが御母、天上聖母。媽祖ちまの祭 典。神神の卜卦。天地ここに靈を釀して、夕、金亭に投げ ゐ大才子。花月の、空飛ぶ鳩か、わがこころ。
花が降る。火龍が踊る。媽祖宮の、芸閣の中に、なにごと ぞ、群集ぞけて逃げゆく男。狂子か、月を指してどなる聲。
「九天玄女娘娘。急急如律令。」88
經過 1930 年代的台灣話文論戰之後,台灣作家呼應「喙尖俗筆尖合一」
的主張，以及母語意識的覺醒，開始由混語書寫進而向全台灣語的書寫邁 進，做為啟蒙及反殖民的手段。
賴和（1894-1943）
賴和在 1923 年，試寫白話小說〈僧寮閒話〉，1926 年正月發表第一篇 白話小說〈鬥鬧熱〉，書寫語言都是北京話，僅少部份混雜台語詞彙。其
87 同上，p71。
88 西川滿《媽祖祭》1 卷 3 號，1935.2.10。張良澤〈西川滿詩歌る台灣情緒〉，2011.9.10。
後陸續發表的小說有 25 篇的敘述語言均以北京話為主。到了 1930 年以後 的小說對話語言出現台灣話多於北京話的現象，如：〈棋盤邊〉、〈惹事〉
等。而大多以台灣語對話的小說有〈辱！？〉、〈豐作〉、〈富戶人的歷史〉、
〈一個同志的批信〉、〈未命名洪水〉，其中 1935 年 12 月發表的〈一個同志 的批信〉，書寫語言基本是台語，僅混雜少部份的北京話，內容節錄：
提起批、重再看一遍。啊！伊的身軀原本軟弱、這款病的確 無騙我。不管伊啊、我那有這氣力？不過！不過若會一下病 就死去、那都無講起了、萬一病無死、後日出來、怎有面目 好相見？但是我雖講日日見財、卻不是收入來就是利益、要 寄些給伊、也著多日的粒積。
今日暗頓喰了太無滋味。喰飯的時候、父親像是蘊積了太久 的悶氣、今晚衝開了安全瓣、帶點自傷、也含些怒氣、向我 警戒者：「我老了、恁的事我本可以不管、由恁要去怎樣但是 也要想想看、自己幾歲了、再有幾年的歲月可拍拼、替人貼 的錢尚賠未清、又再給人家認了幾筆錢。兒子也大了、錢攏 袂曉好寶惜。」我不敢應、默默地任由他老人家去念、量約 喰一碗、就準飽去、緊緊離開食桌。
賴和受到 30 年代台灣話文運動的影響，劍及履及的實踐「言文一致」
的主張，這種書寫語言的轉變，陳建忠的研究認為：89
先前只是在思想上以「對話」的方式，顯現他非菁英的立場，
但語言上仍以中國白話文為主，到了這一階段，他則已經更 自覺地向學習群眾語言的路上走去，從而創造出以群眾語言 為主體的小說，這正是一個出身民間的知識份子真正回歸土 地與人民的立場之展現，賴和台灣話文小說的『本土性』正 具有如此的意義。
許維德在〈解讀賴和國族認同所涉及的幾點爭議──以最近三年的兩 本賴和研究專書為主要分析對象〉提出他的觀點：
多數的研究者都同意，可能是受到黃石輝等人所引發之「台 灣話文論戰」的影響，如果就文學語言的使用而言，1930 年 代的賴和開始在書寫語言上有所變化，從原本「敘述使用中 國白話文＋對話使用台灣話文」的這種文字書寫模式，逐漸 地加強其「台灣話文」的使用份量。（許維德 2007:1）
楊守愚（1894-1943）
89 陳建忠〈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字與思想研究〉，春暉，2004，P245。
1930 年楊守愚在《台灣民報》發表小說〈誰害了她？〉，接著又在《台 灣新民報》發表小說〈顛倒死〉，這兩篇小說的敘述語言都是北京話，人 物對話用台灣語。另兩篇小說〈斷水之後〉及〈女丐〉兩篇小說，也是對
1930 年楊守愚在《台灣民報》發表小說〈誰害了她？〉，接著又在《台 灣新民報》發表小說〈顛倒死〉，這兩篇小說的敘述語言都是北京話，人 物對話用台灣語。另兩篇小說〈斷水之後〉及〈女丐〉兩篇小說，也是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