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第一代本土詩人的語言轉換（華語轉台語）

戰後，台灣人不僅未能從日本時代強制性的「國語普及運動」中解放 出來，相反地還要被迫再學習另一個「國語」。只要是戰後世代的台灣人，

大家都經歷過這段國語推行運動，由於學校採取強制推行國語的辦法，讓 許多人留下不少痛苦的回憶。

陳儀在 1945 年 9 月 2 日接任台灣省行政長官之前曾對台灣語言教育提 出他的看法³¹：

「本人到台灣後，擬先著手國語和國文的教授，預期達到使 台胞明白了解祖國文化的目的。此項工作艱鉅，然以本人在 福建推行國語運動之經驗而言，則此種工作在台灣省可望於 四年內大抵完成。」

到台灣後，陳儀又在 1946 年 2 月 16 日表示限期強制完成的決心：

「對於國文，我希望我們要剛性的推行，不能稍有柔性。……

俾可增加效率。」

光復之前日語、日文已是台人通行的語文，吸收資訊的主要通道。日 人治台遲至 1937 年才廢除漢文版的報紙、雜誌，然而陳儀卻在光復後僅一 年（1946 年 10 月 25 日）即廢日文，使當時的台人頓時成為文盲或半文盲，

並在二二八事件後全面禁用日語，禁用日本唱片。台籍作家被剝奪了創作 最基本的能力，少數被迫從此停止創作。一般人無法想像從日語的世界，

旦夕之間轉到北京話的世界，承受多少心理上精神上的創傷及困擾。到了 1946 年前後陳儀等人極力改造台人思想，使之完全中國化；另一方面民間 則對國民政府的種種政策上的失誤及昏庸無能因而心灰意冷，以不學習國 語做為消極的抵抗。

1956 年以後，國民政府急於國語政策奏功，因此開始推行全面性的「說 國語運動」規定各級機關、學校及各種公共場所一律使用國語。1956 年 5 月 30 日省政府教育廳下令禁止方言，校中設糾察隊互相監視。1957 年 10 月 9 日教育廳通令各縣市羅馬字聖經有礙國語推行，應予取締，並且要求 傳教士不得用方言傳教，改用國語。1958 年 1 月 23 日省政府公布加強山 地教育實施辦法，其中第 18 條規定「各縣山地國民學校應切實加強國語教 學，其日常管訓講話等均須用國語，禁用日語，違者從嚴議處」。1958 年 2 月 6 日教育廳對羅馬字聖經態度稍變，但仍通令各有關機關在三年內暫准 使用，以後應逐漸淘汰，改用國語聖經。1959 年 11 月教育部規定放映國

31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文鶴出版公司，84 年 7 月，P106-113。

語片絕對不准加用台語說明，違者予以糾正或勒令停業。1965 年 7 月 10 日省政府通令各縣市政府，各級學校「加強推行國語實施計劃」中曾指出 三點：

1.本省推行國語，原著績效，惟近年來受到客觀因素之影響，推行國 語之風氣，轉入低潮，方言日語甚熾，亟應予以糾正。

2.語言不統一，不但同胞情感不易融通，且妨害政令之推行。

3.語言不統一，影響民族團結。

國語政策到了 1970 年前後已經膨脹為「惟國語獨尊」的政策，其他的 語言不過是方言而已，有害民族主義思想。中原意識下的國語教育不是含 蓄的教育，而是充斥著整個教育層面的制度。早期倡議國語教育的人無不 強調迅速同化的重要性，無不指出學生的母語，如果是方言，應盡早根除，

以利習國語及其相關的中原文化價值系統。

台灣推行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國語，其他方言皆非法定語言，備受壓 抑、排擠。小學教育不僅不教授學童的母語，並且嚴格禁止孩童使用。禁 用方言時期起迄年代為 1950 年至 1987 年，前後約達兩個世代。學者張良 澤(1939 年出生)憶述小學時的經歷³²：

「五六年級的級任是台中師範剛畢業的陳輝岩老師。……他 印發每人數張國語票。每張蓋有他的私章。凡是講一句台灣 話被聽到了，最先聽到的人便向他索取一張國語票，每週結 算一次。超過基本額的人加分，少了票的人挨打屁股。少一 張就打三下。林四郎每次都被打得跳起來，老師又不准他叫 出聲來，女同學看他哭叫不得，最樂了。……」（張良澤 1988）

陳麗君對於國民政府實施的「國語政策」分析指出³³：

透過嚴厲的禁止與處罰，將學生對母語的負面認同深深內化 到他們的心靈。這些因為講母語而受到羞辱的學童，在成年 後多數因為體認到說母語無法出人頭地，因此對他們的下一 代，採取儘早學說「國語」的語言學習態度。台灣本土語言 被逐出校園，在只能退入家庭的情形下，又漸漸遭到台灣人 家庭的摒棄。……台灣語言文化漸漸流失，台灣人對自己的 歷史產生失憶症。透過「國語」的學習，台灣人被植入中國 歷史與中國意識，遂喪失了主體性，成為被宰制的階段。更

32 張良澤《四十五自述》，前衛出版公司，1988。

33 陳麗君〈戰後台灣語言政策之政治分析(1945－1997)〉南台科技大學「2004 年語文教育國際 學術研討會」，2004 年 6 月 18 日，P44-45。

嚴重的是轉變認同後，部分台灣人成為統治者壓迫台灣語言 的幫手。

1987 年 8 月 20 日教育廳才通令各級學校不得再以體罰、罰錢等不當 手段制裁在校園內說方言的學生，隨著 1987 年 7 月 15 日台灣政治解嚴之 後，體制內對母語的打壓、言論的管制才慢慢鬆綁。尤其在 1987 年台灣筆 會成立，主張「尊重台灣各族群母語，實施雙語教育，反對一切妨礙母語 傳播的措施。」1988 年 12 月 28 日台灣各族群共同發起「還我母語運動」，

極力訴求修改廣電法對方言的限制及建立多元性的新語言政策，經過本土 社團多方折衝，終於在 1993 年 7 月 14 日，立法院通過刪除廣電法第 20 條對方言的限制，長達 48 年母語壓制的政策終告解除。

國民政府的語言政策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下推行國語，壓抑方言，這 個雙軌並行的政策在 1975 年廣電法通過之後取得「合法性」地位，更是雷 厲風行，嚴格限制方言的使用。1985 年又企圖通過語文法（規定無論公私 場合均須用國語），最後礙於輿情激憤，遂而作罷。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勃 興的台灣意識，加上世界先進國家（甚至共產國家）都推行雙語或多語政 策的雙重刺激下，部分知識份子再度展開維護母語的運動。八十年代以來 先後成立維護母語的組織如台灣筆會、客家風雲雜誌、原權會等等，其聯 合抗衡執政當局語言政策的意識至為鮮明，也直接促使日後母語教育正式 納入教育體制。

由於台灣屢遭外來統治，並且語言文化屢受嚴重壓抑，因此雖然語言 是文學的第一要素，卻一直被主流文學界（華文）有意或無意的忽略，直 到一九八○年代興起的台語文學運動才以語言為中心，重新探討台灣文學 的種種問題。

台灣文學史上除了幾度因外來殖民政權更替所造成的文學語言改變 之外，來自文學界自發性的語言運動有過兩次，第一次發生於日治時代的 台灣新文學運動，這是一次與白話文、政治改革、台灣文化改造、民族認 同等運動交結在一起的「鄉土文學」運動。屬於語文的部份，先是 1922 年開始的古漢文（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當白話文成為新文學的主要書 寫之後，1930 年變成各種白話文（日文、華文、台文等）之間的論爭，但 焦點主要集中於中國白話文與台灣白話文之爭。然而在 1937 年總督府全面 禁止使用漢文後，這次論爭尚無結果就被迫結束了，文學書寫的語言都轉 向日文。

在台灣文學界大部份人都發現一九八○年代起，台語詩是台灣文學中 旗幟最清楚也最亮眼的。戰後第一個用台語思考並直接以台語創作的作家 應該是林宗源，他想以母語寫詩的念頭起於一九五○年代，而在一九六○

年代開始嘗試用台語寫詩，收在未出版的『醉影集』中有一首〈議會歌舞

團〉是 1962 年的作品，另外在『根詩集』中的〈哭一聲無目屎的哭〉是 1965 年所做，最初也許像他自述的「我企圖融合母語及北京語，但是不敢 大量採用方言，驚用錯字」³⁴，所以這時期他的這類型的詩作還不是純粹 的台語詩，看來只像是「不中不台」或有明顯台語傾向的中文詩而已。一 直到他對於台語漢字較有把握也較能靈活運用的七○年代，真正完全屬於 台語語法，台語思考的台語詩才出現，當時發表於『笠』詩刊，後來收入

《根詩集》中的一些作品，比如〈滴落去我心內的汗〉、〈人講你是一條蕃 薯〉、〈借錢過日〉等等，不過，這些作品的初稿並不像九○年代，作者加 以出版時的台語面貌，倒像是有些中文化的台語詩，這是由於當時的台語 寫作，作者對於漢字的選用上遇到很大的難題，以致必需在字義上借用中 文漢字作為台語訓讀字，因此讀起來，會讓人覺得「像中文詩」，實際上 林宗源此時就用台語思考。

到了七○年代中期，向陽以台語作的詩，他從 1976 年起的詩作有一部 份就是台語時，發表於『笠』詩刊，像〈阿爸的飯包〉(1976)、〈搬布袋的 姊夫〉(1976)等等作品。向陽之所以寫作台語詩是：「當時我寫方言詩，並 沒有特別意識，只是單純地希望用自己的母語來表現詩，我用小時候看布 袋戲、歌仔戲和聽講古的語言記憶和經驗，寫了『家譜』系列的詩。³⁵」 向陽提到，他是因為父親病重時，「想藉詩來代替父親說話，來探尋父親 的生命，於是開始使用母語寫詩³⁶。」可惜的是他在出版惟一的一本台語 詩集《土地的歌》(1985)後，就轉回華語詩的創作。

七○年代的台語文學只有林宗源和向陽在嘗試播種，而且僅限於詩，

人數少，作品數量放在整個詩壇中自屬九牛二毛，然而這樣的嘗試卻已為 台灣現代詩壇投下革命性的種籽，這種與土地、人民血脈直接相通的文學 語言和內容令台灣文壇耳目一新，對這種向來被視為低俗的台語竟能成詩

人數少，作品數量放在整個詩壇中自屬九牛二毛，然而這樣的嘗試卻已為 台灣現代詩壇投下革命性的種籽，這種與土地、人民血脈直接相通的文學 語言和內容令台灣文壇耳目一新，對這種向來被視為低俗的台語竟能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