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星雲法師《無聲息的歌唱》的創作義蘊
第一節 星雲法師的寫作因緣
星雲法師的寫作因緣起於出家後的青少年時期，他的文學創作觀深受當時 的佛教發展與民國以來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以下先探討他出家之後的大陸佛教 現象與來台後的台灣佛教現象，從其創作背景探討其文學創作理念：
一、出家後的大陸佛教現象
星雲法師出家的因緣是在十二歲時隨母親至南京找尋在戰亂中失蹤的父親 的路途中，經過南京棲霞寺，無心一句話答應棲霞寺一名知客法師要出家，信 守承諾的他便以作出家人為終身職志，當時還是棲霞寺當家的志開上人為星雲 法師的剃度師，出家的時刻(1938)正好是八年抗戰的初始之時，星雲法師在
《往事百語五‧永不退票》中提到出家的因緣：
一九三八年，年僅十二歲的我陪著母親沿著江浙一帶，尋找在戰火中失 去連絡的父親。經過棲霞山時，一位知客師問我是否想出家，我隨便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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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將寺廟財產作為興學經費，儘管維新運動以失敗告終，廟產運動卻是 貫徹始終地實行82。第二次的廟產興學是由當時南京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發表 宣言，並組織廟產興學促進委員會，主張「打倒僧閥，解散僧眾，劃撥廟產，
振興教育」83，此舉激發佛教界全體的危機意識，各省及佛教雜誌紛紛發出抗 議聲言，兩次廟產興學造成佛教界空前的團結力，促成第三屆全國佛教徒代表 大會於民國二十年四月八日於上海總會召開：
這是全國佛教徒從未有的大團結，人人深知這是佛教存亡的關頭，不特 包括各省各縣諸山住持及各省佛教會，以及蒙藏佛教代表會聚一堂，如 此會聚，實開全國佛教徒從未有之團結盛況，共謀挽救佛教危亡。84
可見得廟產興學的政策真正使佛教界感受到滅教的危機，使各地的佛教代 表都能積極發聲抵抗。
廟產興學是近代佛教的一大法難，以興學之名行掠奪佛教寺產，但這在當 時積弱不振、任列強欺壓的清政府為圖自強的積極變法中，廟產興學是有其理 性與正面效益的。只是政策的理想與實際執行差距甚大，廟產興學激發土豪劣 紳的覬覦，藉政府政令名正言順地掠奪廟產，而明清以來的佛教僧眾長期不問 世事，致使面對家園被奪的存亡關頭竟無力抵抗，這促使佛教界反省，驚覺到 僧才的不足是造成佛教積弱的根本原因，並且為對抗政府以興學之名將廟產充 公，有志之士主張僧界自己辦僧教育，於是清末民初之際，佛學院如雨後春筍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7779&page=18
82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台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 年 9 月初版），頁 72-74
83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 154
84 同前註，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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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地出現，這是民初佛教界對歷史的反省與面臨存亡關頭的覺悟所得出的結論：
佛教需要人才，僧眾需要教育。85
為對抗廟產興學，佛教界展開復興運動，而其精神又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
1. 五四運動思想啟迪
近代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是兩千年來未有的遭遇與變革，西方以船堅砲利挾 帶的民主思想強勢地傳入中國，1840 年鴉片戰爭是西方帝國主義公開侵略藍圖 的號角，將侵華的行動正式以戰爭的形式合理化，從此之後的百年，中國只能 忍辱吞聲地任由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的國土上傳教、經商、殖民，這 樣的不堪激起知識份子的愛國情操，致使知識分子普遍的覺醒，於是思想界的 革命運動─五四運動便在這樣的氛圍醞釀中爆發。
五四運動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五四運動包含 1917 年開始的「新文化 運動」，由胡適、陳獨秀等人發起。1916 年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雜誌，提 供有志之士發聲的舞台，提倡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新青年》也是新 文化運動最重要的陣地。新文化運動正式始於 1917 年 1 月胡適在《新青年》發 表〈文學改良芻議〉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狹義的五四運動為 1919 年 5 月 4 日 在北京爆發的大型學生愛國運動，幾千個學生與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示威，
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口號，訴求北京政府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 祥，並且阻止了北京政府簽訂凡爾賽條約。86
五四運動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對中國有全面性思想的啟發，含涉的範圍包括 政治、社會、文化，在政治上阻止了德國山東問題的凡爾賽條約簽訂；在社會 上提出反傳統、破迷信的口號；在文化上提出白話文運動，解放文體，達到普 及教育與啟迪民智的效果。這股覺醒的力量也刺激了佛教界，一是改革的精神 促使佛教界提出從內部改革佛教的理念，二是五四運動提出破迷信的口號造成
85 鄧子美：《中國近代化與傳統佛教─百年文化衝撞與交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1994 年4 月），頁 107
86 余英時：〈「五四」的吸引力〉，《歷史月刊》第 16 期(民國 78 年 5 月 1 日)，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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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排斥宗教的現象，被視為迷信的佛教在社會的地位搖搖欲墜，於是佛教自 己開始提出佛教非迷信的辯證，思想上的論述大量的在新發行的佛教雜誌上發 表，這是佛教受五四運動影響的反應與改變。
2. 佛教自覺自救
清末知識分子為救亡圖存提出各種改革創新之見，大量引進西方思想理論，
不管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全盤西化」，皆是知識分子對國家的責任 感所產生的自覺與自強，而佛教界的有志之士在佛教存亡之際，在家居士如楊 仁山、歐陽漸、章太炎、梁啟超、譚嗣同等，出家僧侶如八指頭陀、太虛大師、
仁山法師等提出一連串佛教革新之道，僧侶自救之法，並在佛學的研究領域有 了重大與創新的拓展，以及在對傳統佛教的制度與觀念也提出改革的洞見。知 識分子對國家的存亡的警醒憂慮使他們努力去發現國家積弱的問題癥結點，得 出結論在於國民性，梁啟超〈呵旁觀者文〉痛斥中國的國民性在於「旁觀」者 的麻木漠然：
對於吾家國而旁觀焉，不可言也。何也？我主人也。我尚旁觀，而更望 誰之代吾責也？大抵家國之盛衰興亡，恆以其家中國中旁觀者之有克多 少為差。國人無一旁觀者，國雖小而必興。國人盡為旁觀者，國雖大而 必亡。今吾觀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謂餘人信，請徵其流派。87
魯迅也說到「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
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88，這種向內的思想觀念的反 省與檢討已經是思想觀念的革新。佛教界受其思潮影響，內省教界積弱之因，
87 梁啟超：〈呵旁觀者文〉，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 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444
88 魯迅：〈兩地書‧八〉，林非主編《魯迅著作全編》第 4 卷(北京：中華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6 月)，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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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佛教所遭遇的法難並非外在的打擊，而在於僧質的低落，如章太炎〈儆十 方佛弟子啟〉：
法門敗壞，不在外緣，而在內因。……與城市相連，一近俗居，染污便 啟，或有裸居茶肆，拈賭骨牌，聚觀優戲，鈎牽母邑，雜碎小寺，時聞 其風，叢林軌範雖存，以多弛緩，不事奢摩靜慮，而惟終日安居，不聞 說法講經，而務為禮懺，矚累正法，而專計貨財……馳情於供養，役行 於利衰，為人輕賤，亦以宜矣。復有趨逐炎涼，情鐘勢耀，詭云護法須 賴人主，相比染心，實為利己，既無意於正教，而適為人鄙夷。此殃咎 實為自取。89
說明僧徒不經進求道、不講經說法，以經懺為做為謀生的工具、貪圖供養、
現實勢力的現象，社會對佛教的輕視實在是僧眾自甘墮落所造成。
在佛教的救亡圖存中，以楊仁山為佛教復興運動之路的開拓者，太虛大師 為佛教復興運動的發揚者。
楊仁山成立金陵刻經處(1866 年)，大量將中國歷代以來法難所焚毀遺失的 經典從日本請回中國刻印，並創辦祇洹精舍，以新式教育培育了後來攸關佛教 復興的重要領導人物如太虛、歐陽漸、梁啟超等，雖然祇洹精舍為期短暫，但 其對佛教界思想的啟發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藍吉富精簡地總論楊仁山對現 代佛教的三大影響為「佛教教育的革新」、「佛教經論的流通」、「培育佛教人材，
造成學佛研佛之風氣」90
太虛大師提出教產、教制、教理革命三大革命，針對當時寺僧只知把持寺 產，不知教育僧才的弊病提出具體的改革理念，由於廟產興學關乎已迫使佛教
89 章太炎：〈儆十方佛弟子啟〉，太虛大師審定、范古農校訂，慈忍室主人編輯，《海潮音文庫》
第2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民74)，頁38
90 藍吉富：〈楊仁山與現代中國佛教〉，《華岡佛學學報》第 2 期(臺北：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
民國61 年)，頁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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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存亡問題，佛教界對於廟產興學轉為積極的對應，以僧徒自辦僧教育作為 保護廟產的因應措施。
以上是對中國近代佛教界動亂的歷史做的簡單回顧，可了解佛教的發展與 國家的政策及興衰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國難重重的近代中國屢遭國家利用與 犧牲，佛教在民國初年已經是積弱不振到達極點。危機代表著轉機，正是在此 危急存亡之際，激發出有志之士護國愛教的情懷，點燃覺悟的火花。五四運動 引發中國知識界普遍的思想覺醒，也激發了佛教界的復興運動，以楊仁山為起 點，太虛大師為號角，對中國近代佛教復興提出了具體方向，而星雲法師便在 佛教復興旗幟蕩漾的氛圍中成長，其在《無聲息的歌唱》及其他早期發表的文 章中所呈現的復興佛教理念可說與其當時成長時期的歷史背景與佛教界狀況密 不可分。
二、來台後的台灣佛教現象
1949 年星雲法師隨著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立即面臨顛沛流離的命運，據
1949 年星雲法師隨著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立即面臨顛沛流離的命運，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