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晚清小說界革命對五四文學寫實傳統的影響
五四寫實文學的流行，固然與當時知識份子大量譯介西方哲學、文學作品有 關，但觀其精神內涵，毋寧更接近晚清（1895-1911）知識界提倡的文學救國運 動。22 儘管五四文人高舉反傳統旗幟，對清末小說多所貶抑，但如欲分析五四 文學寫實傳統的形成，實難以忽略梁啟超等人推動的小說新民風尚以及那些具有 社會性意義的新小說。
晚清新小說的出現，與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密不可分。「小說界革命」
一詞，首見於〈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是梁啟超為了推行以小說達到 喚醒民心、教化普羅大眾的理念，而提出的重要口號；綜觀全篇文意，「小說界 革命」大致可以解釋作時人小說觀念的全面革新。發表於梁啟超此文之後的相關 論述，雖然甚少直接引用「小說界革命」一詞，卻泰半延續「小說界革命」揭示 的方向，繼續肯定小說改良群治的社會功用，並據此對小說的文類劃分、主題思 想、地位評價、閱讀方法等問題提出意見。「小說界革命」於是從梁啟超個人所 提出，倡言小說社會功用與文學地位的口號，搖身一變為多數知識份子共同推行
22 歷史學者多將「晚清」起訖時間定義為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 1840-1911），但依照政治事件
所劃分的時間斷限，未必盡然符合文學研究的需要，故晚清小說論者指稱的「晚清」年限往 往有所差異，如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意指一八三九至 一九一一年﹔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1989）意指一八九七 至一九一六年﹔黃錦珠《晚清時期觀念之轉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偏重討論一 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
的小說革新運動。這股革新風潮，造就了晚清新小說的豐富面貌，其中含有深刻 社會寓意的作品，大致可以視為改良群治文學主張的實踐。
「小說界革命」雖於〈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文中才提出，但梁啟超對小說 社會功用的思考，早在〈變法通議•論幼學〉（1897）、〈蒙學報演義報合敘〉
（1898）兩篇文章裡，即見端倪。自中日甲午戰爭（1894），清廷戰敗後，有識 之士紛紛重新檢討洋務運動缺失，將以往對西方船艦器械與聲光電器的偏重，調 整為涵括政治、教育、法律、文化、思想多方面的效法，並出現借鏡日本模式以 資維新的呼聲。梁啟超自然也體認到改革必須從政治體制與民智人心著手，他亟 思徹底變化國民智識氣質，在觀察歐日等國富強之道後，他首重幼童教育，並倡 言藉小說「悅童子、以導愚氓」，23 而為了深化這種教育啟蒙作用，他又主張 作家應該以俗語寫作。就其觀點，文學語言必須盡量貼近口語，若遣詞用字艱澀 深奧，將難以被婦孺農氓接受，小說新民的功效不免大打折扣。此外，他也批評 多數傳統小說題材不出「誨盜誨淫」，以致社會風氣敗壞；而造成小說內容貧乏 萎靡的原因，正是學養深厚的菁英份子不願意降格寫作，遂使得「小有才之人，
因而遊戲恣肆以出之」。梁啟超堅信才學之士若能改正小說為文學末流的觀念，
以俚俗口語寫作深富啟蒙教化意義的小說，便能振厲末俗，藉著呈顯社會黑暗 面，喚醒民心、振奮圖強。故〈變法通議•論幼學〉「五曰說部書」結論中，呈 現出樂觀的態度，梁啟超肯定小說功效為：
上之可以借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 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癬、纏足虐刑，皆可以窮極異
23 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合敘〉言：「人莫不由少而壯，由愚而智；壯歲者，童孺之積進也，
士大夫者，愚民之積進也。故遠古及泰西之善教者，教小學急於教大學，教愚民急於教士大 夫」、「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遊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
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也」。（參見林志均編《飲冰室文集》之二，台北：
台灣中華書局，1978，1915 初版，冊一，頁 56。）
形。24
綜上所述，梁啟超汲取了歐美日本借重小說變化風氣的經驗，以及著眼於小 說通俗適眾，易於吸引讀者的特點，而將小說當作教育童蒙、啟迪中下層民眾智 識的利器。為了實踐小說新民理想，他又舉列國外例子，抬高小說地位，鼓勵才 學之士甚至政論家親自寫作文字俚俗，寄寓革新理念的新小說。〈論小說與群治 之關係〉大致沿襲了這些論點，繼續將小說視作改良群治的首重途徑。梁啟超對 小說新民的成效，期待甚深，除了懲惡勸善的傳統道德教化觀念，他幾乎將舉凡 新時代所應具備的新風俗、新政治、新思想都納入小說所能達到的載道範圍，〈論 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開宗明義揭示說：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風俗，
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25
他之所以疾呼小說是改良群治的首要途徑，是源於體認到小說是所有文學作 品中，讀者群最多的一種文類，除了「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他 更嘗試從閱讀心理角度申明小說的移情作用，解釋小說何以具有「支配人道」的
「不可思議之力」。文中花費許多篇幅闡述小說「薰」、「浸」、「刺」、「提」
四種力量，「薰」指感染層面的廣遠，可由個人他人終至世界；「浸」指擴散力 度的深刻，可由數日數旬終至長時間積累，內化成為生命智慧；「刺」指突如奇
24 本段有關梁啟超小說語言、題材、社會功用觀點的引文，均見〈變法通議•論幼學〉「五曰
書部說」一節。（參見林志均編《飲冰室文集》之一，冊一，頁 54。）按：〈變法通議〉於 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96-1897）陸續刊行於《時務報》，是梁啟超鼓吹維新變法的重 要長篇論文，文中暢言教育、法律、政治、文學等多方面的改革方法。
25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原載《新小說》卷一，第一號，一九○二年。全文可參
見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之十，冊二，頁 6-7。
來的刺激能使人驟然領悟，當下煥然一新；「提」指讀者源於對小說人物志願作 為的認同，而從內心湧發提升個人情操的自覺。簡言之，小說事件情節的豐富多 變，能夠滿足閱讀者轉化生活情境的渴望，並構成事境，呈現為人共感共知的外 在世界，使人產生特定閱讀情感，刺激變化讀者的心性智識。至此，梁啟超推導 出小說是「文學之最上乘」的說法，力圖改變「小道末技」的傳統觀念，文章結 尾鏗鏘論斷「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大抵來說，是在〈變法通議•論幼學〉與〈蒙學報 演義報合敘〉基礎上再做衍伸。除了提出四種基本情感動力，本篇文章另一個值 得關注特點，是梁啟超將小說分成「理想派」與「寫實派」，以為「小說種目雖 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前者因為小說能夠「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 化其常觸受之空氣」，後者是因為一般人「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
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即使偶有感觸，也難以言語文字貼切表達，而 小說則能為其代言，「和盤托出，徹底發露之」，使人拍案稱是，「感人之深，
莫此為甚」。這種劃分方式，顯得模糊籠統，觀其意，理想派小說大概是偏重指 稱想像高渺，時空背景特異者，寫實派小說則應該是取材自日常生活，描摹社會 現實與人生情狀者。
晚清新小說文類觀念處於起步階段，許多說法似是而非，梁啟超「理想派小 說」與「寫實派小說」概念並不精確，繼之者又循其觀點，按照小說事件的虛實，
歸派成理想主義與寫實主義。例如成之（呂思勉）〈小說叢話〉（1914）言：
小說自其所載事蹟之虛實言之，可別為寫實主義及理想主義二者。寫實主 義者，事本實有，不藉虛構，筆之於書，以傳其真，或略加以潤飾考訂，
遂成絕妙之小說者也。26
該篇文章長達三萬餘字，企圖以西方小說作為參照，說明中國新小說未來發 展方向，爬梳其行文理路，可以得知作者對西方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idealism）
內涵認識不深。陳平原直言文中所謂「寫實」，根本只是「實寫」或者「實錄」
而已。他認為清末民初許多小說評述文章，幾乎都「把虛構與寫實對立起來，然 後又把寫實與中國源遠流長的野史筆記掛上鉤，於是乎寫實的原則很快為新小說 家所接受」。27 由於晚清小說界誤解寫實主義內涵，將寫實等同實寫或實錄，
歷史小說、時事小說因此大行其道，而作家愈來愈重視秘史軼聞後，黑幕小說又 代之興起，始終難以發展出西方寫實主義文學。這種望文生義而來的誤解，其後 遭到五四知識份子譏評，如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 1918）以為這 種「學了一點，便古今中外扯成一團」的態度，28 正是晚清新小說二十餘年來 成就不大的原因。類似的比對附會確實常見於清末小說批評文章，但平心而論，
時人對西方文學思潮接觸尚淺，謬誤在所難免，何況新小說原初意在新民，這種 特殊的政治期待或許也影響了批評家的視野，正如日後五四文人也常常選擇性的 援引西方理論，架構開展符合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需求的論述。
縱觀梁啟超「小說界革命」內容訴求，主要是強調小說利於敘述議論，又具 有普及性與感染力，從而突出小說比其他文類更適合擔負載道責任，故可享有與
縱觀梁啟超「小說界革命」內容訴求，主要是強調小說利於敘述議論，又具 有普及性與感染力，從而突出小說比其他文類更適合擔負載道責任，故可享有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