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小說的城鄉衝突研究

全文

(1)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蔡振念先生. 沈從文小說的城鄉衝突研究. 研究生：馮玉婷.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2) 學年度：91 校院代碼：0009 系所代碼：221101 學位類別：M 論文名稱（中）：沈從文小說的城鄉衝突研究論文名稱（英）：Research on Conflicts between Urbanism and Ruralism in Cong-wen Shen’s Novels 語文別：中文學號：8711608 研究生姓（中）：馮研究生名（中）：玉婷研究生姓名（英）：Yu-ting Feng 指導教授姓名（中）：蔡振念指導教授姓名（英）：Zhen-nian Tsai 關鍵字（中）：城鄉衝突、價值體系、文學社會學、寫實文學關鍵字（英）：the conflicts between urbanism and ruralism, value system,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realistic literature 提要（中）：本文旨在分析沈從文小說呈顯的城鄉衝突現象，所體現的中國民初社會發展與社會群體意識，藉以了解沈從文小說的社會意義；並探究城鄉衝突主題與五四文學寫實傳統、早期鄉土寫實小說的關連性，試圖解釋沈從文小說的文學意義。除緒論與結論之外，文分三章﹕ 第二章主要整理社會學者對於清末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社會變遷的研究成果，作為後續討論沈從文小說的參考架構。第三章應用戈德曼文學社會學批評方法，分析小說呈現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與中國經濟、政治、文化變遷、群體意識的對應關係。第四章分析沈從文小說城鄉衝突主題可能承繼的寫實文學傳統，比較其與一九二○、一九三○年代重要鄉土寫實小說的異同，並探討作家個人或社會群體如何藉文學作品取得本身與客觀環境的平衡，經此評價沈從文小說在民初.

(3) 小說發展史中的地位。提要（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conflicts between urbanism and ruralism, which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society and social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reby comprehending the social meanings of Congwen Shen’s novels;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of themes of conflicts between urbanism and ruralism, tradition of the May Fourth realist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local realistic literature, and to interpret the literary meanings of Shen’s novel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Chapter Two is the ordination of sociologists’ research on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Ching dynasty to 1949, to serve as the frame of reference of Shen’s novels for later-on discussion. Chapter Three is to apply Lucien Goldmann’s literary critique to analyzing the binary opposite structure in Shen’s novels and homologies of Chinese economy, politics, cultural transition,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Chapter Four is to analyze the theme of urban and rural conflicts in Shen’s novels, which may inherit from the tradition of realistic literature, to compare similarity and dissimilarity of the important local realistic literature in 1920s or 1930s, and to explore how the author and the social collective keep objectivism and subjectivism in balance, thereby evaluating the status of Shen’s novel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頁數：132.

(4) 沈從文小說的城鄉衝突研究目錄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緒論. 1-7.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 清末至一九四九年之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8-30. 第一節. 農村經濟發展與其遭遇之危機. 10. 第二節. 現代工業發展概況. 16. 第三節. 都市化現象與城鄉衝突. 18. 第四節. 湖南省軍閥活動概況. 24. 沈從文小說中的城鄉衝突及其對社會群體意識之反映. 31-78. 第一節. 城鄉社會價值觀衝突. 33. 第二節. 城鄉邊際人適應衝突. 66. 第三節. 軍商階層與鄉下人之衝突. 72. 沈從文小說中的城鄉衝突於民初小說史意義之評估. 79-116. 第一節. 五四文學寫實傳統內涵及其與西方文學之關係. 80. 第二節. 晚清小說界革命對五四文學寫實傳統的影響. 88. 第三節. 沈從文城鄉衝突小說對五四文學寫實傳統之繼承. 97. 結論. 附錄：參考書目. 117-124 125-132.

(5)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沈從文（1902-1988）作品在一九二四年初次發表於《晨報》，1 其後受到郁達夫（1896-1945）、徐志摩（1895-1931）與胡適（1891-1962）等人鼓勵，並從魯迅（周樹人，1981-1936）以紹興家鄉作為背景的小說中，得到啟發， 2 逐漸以湘西風土人情系列創作嶄露頭角；作品包含散文、小說、戲劇、新詩、歌謠等，尤以小說成就特為突出。. 1. 姜穆於〈行伍作家沈從文〉一文，引據朱婉清說法，以一九二四年發表於《晨報》之〈七毛錢〉為最早。另據秦賢次〈沈從文年表〉，沈從文習作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晨報》〈北京欄〉初次發表，而確知篇名的第一篇問世作品則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報副刊》所載散文〈一封未付郵的信〉，署名休芸芸。姜說載《三十年代作家論》（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 333；秦表收入彭小妍編《沈從文小說選》冊二（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5），頁 798。. 2. 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言：「加之由魯迅先生起始，以鄉村回憶做題材的小說正受廣大讀者歡迎，我的學習用筆，因之獲得不少勇氣和信心。」（原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選編《沈從文小說選集》，北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轉引自邵華強、凌宇編《沈從文文集》卷十一，香港：香港三聯書店與廣州花城出版社聯合出版，1982-1985，頁 69。）. 1.

(6) 源於政治因素，三○年代末期，沈從文小說除了屢經政府查禁刪改， 3 也遭到左翼文學界嚴詞抨擊現實性不足、缺乏思想深度。 4 此後在一九四九年至文革（1966-1976）期間，沈從文聲名可謂完全湮沒無聞。相較於西方學界所給予的高度讚譽，華人學者方面，除了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舉列沈從文為三○年代六位重要作家之一，有過相當精彩的討論外， 5 中文學界約莫直到一九八○年以後，才開始掀起重估沈從文文學成就的熱潮。 6 論者述及沈從文小說時，泰半將之區分為都市與鄉土兩大類，前者多屬諷刺小品，意在揭露現代都市人性格精神上的扭曲病態；後者細膩勾勒湘西故里風物，懷鄉憶舊之餘，亦描寫了農村社會在接觸都市文明後的墮落趨勢。早期論鄉土文學者，多奉魯迅為宗，晚近學者則轉而關注沈從文鄉土小說跌宕多姿的文體形式及其深刻豐富的內涵意義。沈從文既從傳統方志、傳奇、志怪等古典文學汲取養分，又借鑑近代西方文學大家在情節、人物方面的設計匠心，穿插使用方言與苗民神話歌謠，從而營造出帶有奇特異鄉情調的湘西世界。小說. 3. 沈從文家書曾提到《長河》（ 1945）與〈芸廬紀事〉（1942）出版刊載皆頗費周折，內容屢經重慶政府審查單位刪節改易。參見〈給云麓大哥— 1942 年於呈貢〉、〈給三弟— 1944 年於昆明〉，載於劉一友、向成國、沈虎雛編《沈從文別集》之《長河集》（長沙：岳麓書社， 1992），頁 5-16。. 4. 三○年代左翼思想高漲，文壇充斥描述階級鬥爭的作品，沈從文不滿於「差不多」現象，連續發表〈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文壇的「團結」與「聯合」〉、〈再談差不多〉等篇文章。左翼批評家復又撰文攻訐，遂掀起一場文學論戰。按：三篇文論分別刊載《大公報• 文藝》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國聞週報》卷十三，第四十五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公報•文藝》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5. 夏志清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9，1961 英文版），頁 209-231。. 6. 王潤華《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附錄部份收有近年沈從文研究書目資料，甚為詳盡。 2.

(7) 生動描繪鄉村社會的生活內容，對於鄉下人的節曆慶典、祭祀活動、嫁娶風俗、起居作息，乃至山川地貌，靡不備載。然而小說畢竟是文學創作，紀實虛構交錯其間，讀者往往難辨真假，而沈從文寫作態度的浪漫傾向，7 以及對寫實、象徵等寫作手法的巧妙運用，亦令批評家窮於解釋與歸類。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 1948-）稱其為「抒情現實主義鄉土文學」，8 沈從文鄉土小說的複雜性，可見一斑。寫實與浪漫向來被視為五四文學兩大主流，但晚近論者則嘗試從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歷史種種角度辯究五四文學的多聲複義，重新為大師與經典尋求定位。對於沈從文小說的多樣面性，研究者或將之聯繫至作家生平、創作心理、民俗文化、思想潮流等方面，本文則旨在關注沈從文小說的城鄉衝突主題與民初社會現象、五四文學寫實傳統以及早期鄉土寫實小說的關連，試圖解釋沈從文小說的社會和文學意義。.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歷來備受中外文學批評家矚目，與詩歌、散文相較，小說似乎更容易發現作品與社會環境的對應關係（homologie）。沈從文向來堅持. 7. 王德威〈原鄉神話的追逐者〉一文，認為沈從文寫作姿態是「浪漫激進」的，但「浪漫之餘，實不離傳統寫實風格的訓練」。（載王德威《小說中國 — 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1993，頁 253-254。）. 8. Jeffrey C. Kinkley 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 1987 英文版），頁 393。. 3.

(8) 小說是「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9 ，刻意注重描寫「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於營養不足所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10 根據創作動機與寫作意圖評價作品，不免有陷入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之虞，但對於具有高度自覺（self-conscio usness）寫作特質的沈從文而言，11 小說序文自道卻也不失為一種研究材料和觀察角度。論者固然不必將文學創作等同社會文獻處理，鉅細靡遺的比對真實事件，但是若完全忽略沈從文對當時城鄉社會衝突現象的描繪以及這些現象在小說中的呈顯，似乎也失之偏頗。二十世紀以來，文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literature）論述蔚然成林，該學派理論誠然有其缺陷， 12 卻也提供研究者一個嶄新的研究視野。戈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於其建立的「發生論結構主義」理論中（Structuralisme génétique）， 13 提出作品結構與社會群體精神結構（structure mentale）存在緊密. 9. 沈從文：〈短篇小說〉，收入劉一友等編《沈從文別集》之《抽象的抒情》，頁 250。按：〈短篇小說〉原為沈從文一九四一年在西南聯大國文學會發表的講稿，修訂後於一九四二年刊載昆明《國文月刊》第十八期。. 10. 11. 12. 沈從文：〈邊城題記〉，收入劉一友等編《沈從文別集》之《邊城集》，頁 96。. 關於沈從文高度自覺寫作特質的論述，可參見王潤華《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頁 23-46。. 以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為中心的波爾多學派（école bordelaise）所持之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戈德曼所持之發生論結構主義研究方法（或稱文學的辯證社會學方法，Sociologie diale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大致是文學社會學兩大流派。二者各有其擅長與不足處，一般認為前者重視以社會調查與統計技術方法，解釋作家創作、作品出版傳播方式與讀者閱讀消費行為之間的關係，不免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研究。後者則被評為過度強調文化創作的集體特性，且戈德曼研究對象往往限於偉大作品，而未能遍及通俗作品。（參見何金蘭《文學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1989，頁 71、68、124。）按：埃斯卡皮著作有《文學社會學》（葉淑燕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1958 法文版）。. 13. 戈德曼理論深受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盧卡奇（György Lukács, 1885-1971）、皮亞杰（Jean Piaget, 1896-1980）影響，《隱藏的上帝》（Le Dieu Câché, Paris, 1956）與《朝向 4.

(9) 的對應關係，因此小說往往表現了社會群體的精神意識，亦即該群體成員的「全部願望、感情和思想」。14 簡言之，他認為文學創作的主題是社會團體，而非孤立的個人，作品表現出的世界觀（vision du monde）為特定時空下的社會群體共有，是對整體現實的一種和諧統一的看法。此外，戈德曼亦假定人類所有行為都嘗試為一特定情況賦予具意義的答案，企圖在行動主體與環境客體間創造新的平衡，而平衡具有不固定性與暫時性，固有平衡將會因新狀況出現屢有不足，以致行動主體必須再次創造新平衡，亦即此一平衡過程不斷以辯證方式週而復始的延續。當這項假定應用於文學創作方面之際，文學作品的實質就在於解構舊有結構，重新創造新的平衡，以便個體足夠應付社會環境的新要求。戈德曼認為文學既然作為世界觀表達方式之一，從中體現個體對環境的適應過程，反應了作品產生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批評家便能從作品內在分析中分離出作品的客觀意義，建立作品與價值觀、風俗、文化實踐、政治、經濟等因素的連繫。他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先從作品本身理解（compréhension）其客觀意義，再將之置入歷史社會的包含結構（structure englobante）中，解釋（explication）作品的發生緣起。 15 前者旨在避免情感謬誤（affective fallacy）和作品形式（forme）的忽略，後者著眼於歷史社會對作品的支配性。戈德曼解釋作者傳記、文學史、與被研究的作品有關聯的社會團體，三者皆可作為包含結構，但他特別注重後者，強. 一個小說的社會學》（Pour une Sociologie du Roman, Paris,1964）為其代表作。戈德曼理論評介可參見：何金蘭《文學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頁 73-136；Mary Evans 著，廖仁義譯《郭德曼的文學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頁 37-61；JeanYves Tadié 著，史忠義譯《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1987 法文版），頁 185-189。 14. 15. Lucien Goldmann 著，蔡鴻濱譯：《隱藏的上帝》（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頁 2 1。. JeanYves Tadié 解釋戈德曼研究步驟為「首先確定作品的頗有意義的內在結構，然後尋找與作品時代的文化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的相似性以及有意義的關係」。（載 JeanYves Tadié 著，史忠義譯：《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頁 188。） 5.

(10) 調研究者應該留意經濟、政治、社會背景因素對創作的影響，尤以經濟為關鍵。 16. 戈德曼的批評觀點有特出之處，亦有其侷限，自不逮言，但是他所提出社會環境對於作品的影響、作品與社會群體精神結構的關連性、以及藉文學創作在不斷變化的現實環境中創造新平衡的論點，應用於沈從文小說的實際批評之中，應該有助於了解小說對於城鄉衝突現象的描繪與體現，亦提醒研究者留意沈從文如何以文學作品處理現實世界的諸多問題，是否為作家個人或者社會群體在時代變局中尋找到新的平衡？因此筆者借重戈德曼對於文學作品與社會背景、社會群體意識的對應概念，首先於論文第二章整理了社會學者對清末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社會變遷的研究，將其成果作為小說討論的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冀能有助於沈從文小說社會意義的探察。就社會學者觀察，農村傳統經濟的凋敝與工商都市的崛起，乃是民初社會的重要變革，而文學批評家則率將城鄉二元對立結構視為沈從文小說的明顯特徵，言其反映時代問題，但沈從文如何描繪城鄉社會的對立矛盾？小說呈顯的城鄉衝突涉及哪些層面？這些衝突的基本根源是什麼？小說又將如何體現鄉下人在民初工業化與都市化過程中面臨的迷惘掙扎、愛憎哀樂？筆者以為上述問題皆尚待釐清，故論文第三章將就小說文本進行分析，嘗試提出解釋。第四章則轉將焦點置放於沈從文小說對城鄉衝突此一社會現象的關切與批判，可能承繼的文學傳統或者可能受到的文學環境影響，並且分析沈從文是否以文學作品為行動主體創造出與環境客體間的平衡？盼能經此爬梳，了解沈從文小說，特別是鄉土題材小說，在民初小說發展史中的地位。第五章則為總. 16. 此論點承繼自馬克斯。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談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完全決定社會、政治和思想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他的存在；相反的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他的意識」、「經濟經礎一改變，全部鉅大的上層建築也就或快或慢隨之而轉變」。轉引自 Douwe Fokkema and Elrud Ibsch 著，袁鶴翔等譯《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台北：書林出版公司， 1987，1985 英文版），頁 76。 6.

(11) 結前幾章討論成果。至於論文中所引註的沈從文小說原文與寫作年份，均據劉一友、向成國、沈虎雛合編的二十冊本《沈從文別集》；別集若無收入，則改據邵華強與凌宇合編十二卷本《沈從文文集》，別集中未注明時間者，將另引秦賢次〈沈從文年表〉所載發表年份。17. 17. 邵華強、凌宇合編的十二卷本《沈從文文集》（香港：香港三聯書店與廣州花城出版社聯合出版，1982-1985）與劉一友等編《沈從文別集》為目前沈從文出版品中較完備者，《沈從文別集》中並收錄沈從文舊作與從未發表的作品，包含書信、日記、雜感等。. 7.

(12) 第二章清末至一九四九年之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西方經濟史學者對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因為標準不同而看法各異。呂實強及林滿紅兩人根據羅斯托（ W. W. Rostow）的理論，認為中國自鴉片戰爭（ 1840 －1842）以後，開始應用近代西方科技從事生產活動，晚清七十年（1840－1911）正是傳統經濟首次得以較為快速朝向現代經濟發展的時期。 1 轉型期內逐漸增多的口岸通商與外國貿易，促使原本相當自給自足的中國經濟無法自外於世界經濟體系的影響，2 開始了持續至民國以後的一連串重大經濟發展。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以重農抑商為主，清末逐漸重視發展工商業。促成此一轉變的原因，除了商業與民生工業締造財富的速度遠較農業迅速，通商口岸貿易頻繁，工商稅收成為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以外，國防軍需孔急，曾國藩（1811－. 1. 呂實強、林滿紅：〈現代經濟的起步－清季的經濟發展 1840-1911〉，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冊一（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3），頁 1。. 2. 中國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時間，學者各有不同說法。張瑞德〈中國近代農村的發展與危機－晚近一些議題的評述〉列舉五種常見說法：一、巴素（ Dilip Basu）認為是一八五七年（鴉片首次輸入中國）。二、蘇耀昌認為是一八三○年代（鴉片進口迅速增加）。三、大陸學者一般認為是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爆發）。四、布蘭特（Loren Brandt）認為是一八九○年代（農業及數以百萬計的農家開始與國際經濟及市場整合）。五、布朗（Shannon R. Brown）認為是在一八九五年開放外人投資以後。（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 729。） 8.

(13) 1872）、李鴻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等人奏准開辦現代軍工業，也有助於朝野重視發展工業。然而工業化現象並不普遍，多數僅止於工廠林立的都市與通商貿易發達的港口，廣大內陸地區還是以依賴人力生產的傳統農業為主，民國初年農業人口仍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3 直至民國二十二年，農業人口比率也還維持百分之七十三。4 學者以為中國此時出現的雙元經濟（ dual economy）結構，恆常見於經濟發展初期國家，一旦改善落後地區的金融與交通問題，投資環境轉為健全後，城鄉差距便會逐漸縮小。5 但是國內連年的天災戰亂、沈重賦稅與不斷增加的人口壓力，卻只讓農村的生活水準離新興工商城市愈來愈遠，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遲遲無法獲得解決。有鑑於民初經濟形態的蛻變，致使許多社會變革隨之而來，城鄉的差異與衝突尤其明顯，因此本章著重討論清末至一九四九年以來，農村經濟發展與其遭遇的危機，以及中國現代工業的興起和都市化現象的產生，希望有助理解城鄉關係的變遷。此外，民初政局紛攘不安，地方軍閥擁兵自重，連年兵禍嚴重破壞農村經濟，引發匪亂與農村青壯人口外移都市等問題，亦是深化城鄉對立的導因，故另立第四節分析湖南地區軍閥活動情形。. 3. 蘇雲. a ：〈民初的農業社會〉，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 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 637。 4. 此項數據原由劉大中、葉孔嘉提出，轉引自侯家駒〈統一前後之經濟建設〉，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冊一，頁 435。. 5. 呂實強、林滿紅：〈現代經濟的起步－清季的經濟發展 1840-1911〉，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冊一，頁 44。. 9.

(14) 第一節. 農村經濟發展與其遭遇之危機. 一、土地分配與租佃關係由於一九二○年以前土地所有權資料通常來自事後多年訪談所得，正確性有待存疑，兼以不同時期的調查報告，可能採用不同調查方法，自耕農、半自耕農定義不明，地主與雇農的統計資料也不充足，因此當學者援引前人研究成果作為佐證時，便容易因為資料取樣差異，對土地分配問題做出不同解釋。儘管如此，多數學者仍同意民初確實呈現土地分配不均現象，如王業鍵統計一九三四年時，僅佔總農戶數百分之三的地主，卻擁有百分之二十六的耕地；佔總戶數百分之七的富農，則擁有百分之二十七的耕地；佔總戶數百分之二十二的中農，擁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耕地；佔總戶數百分之六十八的貧農，卻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耕地。6 也就是說，佔農村總戶數一成的地主與富農，擁有了全國將近五成多的耕地。租佃問題方面，從立國至三○年代以來變化均不大。就全國平均而言，自耕農戶數始終約佔農民總戶數百分之五十，半自耕農戶數約百分之二十，佃農戶數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但若分區而言，黃河流域與東北地區以自耕農居多數，如山東、山西、甘肅、青海、寧夏等省自耕農可達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二百分比；長江及南部地區則以佃農居多數，如浙江、安徽、四川、湖南、福建、廣東等佃農比. 6. 王業鍵〈近代中國農業的成長及其危機〉，《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頁 369。. 10.

(15) 例普遍約達四十至六十百分比。7. 二、傳統農業發展與農村經濟遭遇的危機（一）傳統農業發展王業鍵統計清初至一九三三年，中國人口大約增加三倍； 8 另據姜濤研究，則為五點五倍，若計算至一九五○年止，中國人口更增加六點二倍之多。 9 人口持續成長，食物需求量相對增加，一九二八年以前，進口糧食數量約佔全國糧食總數量百分之三，10 民眾所消耗的農產品絕大多數來自國產，因此擴增作物產量便成為首要之務。大體言之，傳統中國農業的特色是勞力集約、土地節省、作物種類繁多以及超效率的農地利用，尤其是人口越稠密的地區，越盛行糧、桑、畜、魚多角經營，以達地盡其利。11. 7.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表一，載《中國土地人口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台北：華世出版社，1978 影印合刊本），頁 6-7。. 8. 王業鍵：〈近代中國農業的成長及其危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頁 356。. 9. 10. 11. 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台北：南天書局，1998），頁 129。. 王業鍵：〈近代中國農業的成長及其危機〉，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註二，頁 356。. 張瑞德：〈中國近代農村的發展與危機－晚近一些議題的評述〉，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頁 720-723。. 11.

(16) （二）農村經濟遭遇的危機中國農村經濟在民初至三○年代出現嚴重失調情形，農民為求溫飽，投入行伍或者淪為盜匪，時有所聞，有些貧農迫不得已，只能入城行乞，甚至靠典賣妻女來維持生活。為了改善經濟條件，大規模移民持續進行，如山東、直隸（河北）、河南、山西、陝西諸省農民向東北與內蒙古遷移；廣東與福建等沿海省分居民，大舉移民南洋或港澳地區；12 江南一帶農民則往上海等新興城市尋求發展機會。總體而言，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農民每年平均離村率達全國農村人口百分之六，至一九二○年代，離村率平均值已經升高為百分之八到二十，13 一九三五年時，離村率則為百分之十四，農村經濟凋敝情形可見一斑。14 導致農村經濟蕭條的原因，周策縱認為現代工業的發展與西方資本勢力長期入侵，是加速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主因；15 陳翰笙強調土地分配才是問題核心，地主階級收取的高額地租，對佃農形成嚴重剝削； 16 張玉法認為嚴重的荒災、土地不足或分配不均、田賦與捐稅過重，. 12. 陳彩章：《中國歷代人口變遷之研究》，收入《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據商務印書館 1928 年版影印），頁 119、133。. 13. 蘇雲. ： a〈民初之農村社會〉，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 集》冊下，頁 646-647。 14. 朱羲農：〈十年來的中國農學〉，載薛光前編《艱苦建國的十年》（台北：正中書局， 1971），頁 168-205。. 15. 周策縱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1981 修訂版，1960 英文版），頁 8。. 16. 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12.

(17) 同是破壞農村經濟的原因；17 王業鍵則從艾文（Mark Elvin）提出的「高度均衡陷阱」（the 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觀點解釋傳統農業遭遇的困境。 18 茲將上述原因分項敘述於後：（一）高度均衡陷阱：意指當肥沃的土地開發殆盡後，即使增加勞力與資本，用來開墾新地或是豐沃已耕地土質，都只能夠增加微少的生產量，此即報酬遞減現象。由於人口數量不斷成長，為了滿足糧食需求，勢必要採取勞力集約與節省土地的耕作方式，但勞力節約意味農民必須多生育以增加勞動人口，如此一來，人口數量又再次提高，兩者陷入惡性循環，導致農民生活日益困窘。中國勞工成本低，顯然比引進新作物、創新機具、改良耕種方式、資本集約等必需耗費高成本的做法，更能吸引農民，而當農民習於依賴人力生產後，對於新式農耕方法接受度降低，將會造成現代科學技術引進不易或研發困難的情況，此即中國農業遲遲無法跳脫上述惡性循環的原因。（二）國際經濟影響：自口岸通商以來，西方國家依仗經濟特權，大量傾銷貨物至中國，外商採取機械生產，商品比本地廠商更具備競爭力，例如進口洋紗造成土紗市場萎縮，紡紗農戶收入頓減，嚴重打擊農村手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因為鐵公路與海運等交通條件獲得改善，農家種植的經濟作物不再侷限鄰近市集銷售，農產品不僅轉運到其他省份，甚至也出口到國外，農民對外貿市場的依賴. 17. 18.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1993），頁 514。. 王業鍵：〈近代中國農業成長及其危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頁 366-369。. 13.

(18) 逐漸加深後，將很難避免國際景氣波動的影響。19 尤其三○年代發生經濟大恐慌，列強為了紓解本身經濟崩潰壓力，對中國實施匯價管制與農產品傾銷，造成外貿市場萎縮、洋米輸入增加，引發農村經濟危機。20 （三）地主剝削與沈重賦稅：三○年代時，平分其糧或租取其半已經是各地通行的賦稅標準，南北各省租率超過百分之五十者不在少數，地主又常有浮收勒索苛例。21 因此馬克斯主義論者主張土地分配不均是農村經濟日趨敗壞的主要原因，如陳翰笙強調地主階級掌控土地、貸款、物質供應、勞動力價格與市場，並且擁有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地主往往透過昂貴地租與高利貸等手段斂聚財富。22 賦稅方面，清末至一九三一年間田賦正稅變動不大，但附加稅則名目繁多，且稅額有高達正稅數十倍者，23 此外又有臨時稅與預徵、借墊惡習，如龔永濤著《四川土地整理計畫及其辦理經過》言：. 19. 張瑞德：〈中國近代農村的發展與危機－晚近一些議題的評述〉，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頁 732。. 20. 李宇平：〈一九三○年代中國城鄉問題的思想淵源〉，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期，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606。. 21.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收入《中國土地人口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頁 91-92。. 22. 23. 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 8。. 龔永濤《四川土地整理計畫及其辦理經過》：「民九年四川匪風甚熾，政府准地方辦團，每兩加征二元二角，因此造成自由附加之風。於是一切行政司法團務、教育、黨務、工廠等費均附加於糧稅之上。各縣附加之重，有超過正稅數十倍者。」（收入蕭錚主編《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三十七輯，台北：成文出版社與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 據手寫本影印，總頁 18327。） 14.

(19) 駐軍之收入不足，乃倡為借墊，初尚分派富民，貧者不與。其後竟公然預征。此風一開，各軍首長起尤而效之，或一年六征八征，或一年十征十二征。24 （四）自然災害與內戰匪亂：鄧雲特《中國救荒史》統計一九二○至一九三六年間，自然災害共達七十七次，計有水災、旱災、蝗災、風災、疫災、雹災、歉災、霜雪災、地震災，其中水旱災幾佔半數，而往往一年之中又有數種災害同時併發，十六年中死亡的災民人數估計約有一千八百餘萬人之多。25 除了天災造成的農業損失，戰亂對農作收成影響亦深。民國以來，各系軍閥爭鬥劇烈，加上北伐戰爭與數次剿共行動，內戰規模年年擴大，如以一九一七年的動員指數為一百，隔年便上升到一八一，一九二六年更一舉躍升為一○九○。26 兵禍使得許多耕地閒置荒廢，農作收穫減少，農民難以溫飽，交通又受到破壞，農產品無法運送到城市出售，農家應付本身平日支出已經左右見絀，遑論軍閥課徵的苛捐雜稅。荒年之中，鬻子典妻的慘劇隨時可能發生，游勇地痞則集結為盜匪，四處攫掠，擾亂地方治安，天災人禍接踵而來，毫無休養生息的機會，農村經濟自然殘破不堪。. 24. 25. 龔永濤：《四川土地整理計畫及其辦理經過》，總頁 18327。.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收入《民國叢書》第二編（上海：上海書店， 1990 重印本），頁 40。. 26. 蘇雲. a ：〈民初之農村社會〉，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 集》下冊，頁 645-646。. 15.

(20) 第二節. 現代工業發展概況. 十八世紀西方國家發生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意指生產技術與生產結構的革新，主要特徵是機器生產、工廠制度、精細分工。新興資產階級著眼於廣大海外市場，為了追求更高利潤，不斷改進生產方式，以便提升生產效率、降低成本，蒸汽機、水力紡紗機、飛梭等機具的發明，則適時提供新生產動能和生產工具，促使機器生產的現代工廠取代了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家庭手工業及小型作坊。27 工業革命帶動經濟快速繁榮，進而也對西方政治、文化、社會各層面，發揮深遠的影響力。民初時期，雖然機器工業佔中國總體經濟比例不高，28 但因為現代工商活動集中在少數城市，導致城鄉差距擴大並出現都市化現象，這些變化依舊對中國社會造成頗大的衝擊。關於新式工業發展史分期，學者說法不一，龔俊《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歸納眾說，加按年份，分為七個階段。29 晚近學者張玉法則於其基礎上再作修正， 30. 27. 兩人論述可互為參驗。中國工業化現象發端於一八四○年代，當時外商基於在. Carlo M. Cipolla 編，張彬村等譯：《歐洲經濟史（工業社會的興起I）》（台北：遠流出版社， 1989，1973 英文版），頁 171-172。. 28. 一九三三年，工廠、礦業和公用事業的生產量，佔國內淨生產值百分之十點五，至戰前為止，未有大幅度的變動。見 Albert Feuerwerker 著，林載爵譯：《中國近百年經濟史（1870-1949）》（台北：華世出版社，1978，1968、1969 英文版），頁 93。. 29. 30. 龔俊：《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台北：華世出版社，1978 台一版，1933 初版），頁 23。.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499-500。 16.

(21) 華洋人日常需求及貿易考量，藉由華商出面或以合辦名義，對修船、製藥、印刷、絲茶加工、鋸木等業進行小規模投資。自辦新工業則始於李鴻章在同治元年（1862）設立上海炸彈局與蘇州製炮局，初期多屬軍用工業，之後才漸有官督商辦的民生輕工業，但軍用與官督商辦工業同因本地缺乏科技人才，必須仰賴英法技師協助廠務，主事者又都為政府派任的官吏，並非學有專精者，導致成效不彰。直到民國初年至二○年代初期，新工業發展方見突飛猛進，大型機器與動力燃料進口量均增加許多。31 轉變原因在於銀行與鐵道轉運漸興，有利健全投資環境，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1919），國產棉紗與麵粉輸出量激增，加以日本要求簽訂二十一條條約（1915），國人遂有抵制日貨之舉，而達官巨賈又因實業投資獲利漸豐，故相繼將資金投入市場。32 此時逐漸浮現都市化現象，上海、無錫、漢口、天津、哈爾濱等地投資條件良好，工商業發達，吸引大量農村人口移入，如上海人口數在一九二○年代達到一百七十五萬人，較前十年增加約二點二倍，哈爾濱則有三十萬人，增加了十倍。33 但隨著工廠快速增設，大都市裡的勞資衝突也日益嚴重，罷工事件漸多，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間有記錄可查者，便高達二百七十七次。34 一九二○年代中期以後，發展漸緩，原因大致可分三點：一、北方各系軍閥傾軋，且國民政府誓師北伐（1926-1928）、江西剿共戰爭（1930-1934）、. 31. 全漢昇〈清季的貨幣問題及其對于工業化的影響〉：「中國機器的入口價值，在一八九五年為二•三百萬海關兩；以後直至一八九八年，每年約為兩百萬海關兩；在一八九九年，下降為一• 五百萬海關兩；及一九一三年，則增加到七百萬海關兩。」（載《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1972，頁 742。）. 32. 33. 34. 龔俊：《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頁 92-93。. 江濤：《中國近代人口史》表 13-1，頁 370-371。. 龔俊：《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表 13，頁 105-106。 17.

(22) 一二八事變（1932）接踵而來，工廠設備屢屢焚於戰火，降低企業投資意願。二、一九三○年與一九三一年間，銀匯跌落，影響原料品與農產品價格下滑，商人盲目加工生產，內地卻因農產品價格低迷而削弱消費力，導致供過於求。35 三、受到世界經濟恐慌影響，歐洲各國急欲傾銷農工商品至中國，造成國貨滯銷。其後，景氣直到一九三五年方見復甦，此時因幣制與度量衡完成標準化，政府又銳意修築鐵公路，各省區並逐一提出地質調查報告，這些作為對於興旺工業發展均頗有裨益。. 第三節. 都市化現象與城鄉衝突. 一、都市化定義都市化（urbanization）是社會進程之一，代表某一社會或者社區隨著時間變化，在人口組成、社會結構、人際關係、價值規範等方面發生的變化，西方學者立論雖各有偏重，但大致有三項共通點。第一點是人口集中的過程：鄉村人口移往都市，使得都市人口比率快速升高。第二點是社會結構的專門化與複雜化：人口增加，社會分工愈形精細，都市居民無論是職業、社會階層或者社會背景的分野，都比鄉村居民複雜。第三點是社區凝聚力與社會控制力的衰退：高人口異質. 35. 谷春帆《銀價變遷與中國》：「不幸當時雖因一時工藝品價格之上漲，原料品價格之低廉，以為有利可圖，胡亂增加生產。而內地社會之消費力，則正因工藝品物價之上漲，農產品物價之跌落，而大受斲傷。故從最初以來，工業生產之增加，先已缺乏相當銷場。故一九三零下半年級一九三一上半年面上生產界之繁榮，乃無根之花，……一經經濟上政治上之風暴，繁榮頓變為恐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 125。） 18.

(23) 性（heterogeneity）造成人際關係疏離，都市居民性格普遍冷漠、易於猜疑，大眾共同參與活動的次數減少，社區整合性降低，社會問題叢生。36. 二、江蘇省與湖南省都市化概況近代因經濟與交通變革較大，順應鐵公路的修築與對外貿易的發達，新興都市多為鐵、公、河運等交通樞紐市鎮，如上海、南京、長沙等，這些新都市吸納眾多移民人口，往往成為民初都市化較高的城市。以下大致略述江蘇與湖南兩個省分的都市化概況。（一）江蘇省都市化概況南京、無錫、上海幾個大城市，均在近代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些都市的衰榮取決於交通條件的優劣。如南京一九一一年人口約有二十六萬七千人，一九一六年達到三十七萬八千人，將近增加四成人口，原因即是在於京滬鐵路的通車令南京於水運優勢外，亦能藉由陸路交通舒暢南北貨物的運送，使其影響力擴及長江下游的市鎮，且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又為都市化增加利多因素，至一九三三年，全市人口已經增加到七十二萬六千人。37 無錫位在運河沿岸，原為太湖湖港，具有農產集散地功能，在滬寧和京滬鐵路修築完畢後，與南京、上海等大都市間的交通更為便捷，錫宜段公路的通車又聯繫了與宜興間的貿易往來，當無錫晉身為鐵公河運三者重要據點之後，紡織與繅絲工業應運而興，江北. 36. 蔡勇美：〈都市化底因果與意義〉，載蔡勇美、郭文雄主編《都市社會發展之研究》（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8），頁 34。. 37. 王樹槐：《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頁 495。 19.

(24) 鹽城、東臺、泰縣等地農民紛紛移入無錫謀生，38 估計該城人口於一九三二年達到十七萬五千人，幾乎是一九一八年的兩倍人數。39 上海原本就是手工棉織與沿海貿易的中心，一八四三年開作通商口岸後，絲茶多由此處輸出，一八六五至一九三○年間，上海的對外貿易貨值幾乎年年佔全國出口貿易的二分之一。40 上海又地當租界，世局動亂時能夠提供富紳較多的保護，基於安全考量與受到鉅額貿易利潤吸引，中外商人前來投資者絡繹不絕，各處匯集而來的龐大資金，令該市手工棉織業順利轉型成機器工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促使上海人口激劇增加，一九一○年約有一百二十萬人，一九三二年增加到三百萬人左右，一九五三年更高達六百二十萬人。41 造就上海享有如此盛景的關鍵性因素，仍是交通方面擁有的優勢，該市位於長江三角洲，長江水深且多支流，大型貨輪可藉由河運暢行至內地，又有京滬、滬杭甬鐵路經過，水道與陸路運輸網緊密交錯，有利上海和長江沿岸城市的往返；海上交通方面，上海位於東部海岸的南北折衝點，南下北上各海港，都相當方便，而且上海又處在西太平洋兩條重要輪船航線之上，可分赴北美與歐洲，與日本長崎港的距離也十分接近，能夠從國外廉價進口燃料與大型機具，大量加工製造後再轉售內地賺取豐厚利潤。近代中國因為具備交通樞紐地. 38. 39. 王樹槐：《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頁 454。. 李國祈：〈由蘇浙兩湖四川及閩粵七省都市人口狀態論清末民初我國南方諸省的都市化現象〉，載中央研究院編印《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1），頁 1511-1512。. 40. 41. 全漢昇：〈上海在近代中國工業化中的地位〉表六，載《中國經濟史論叢》，頁 703。. 王樹槐：《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頁 492。按：當時農民移入上海，泰半成為僱工。如江北農婦每於農事完畢後，渡江為大戶幫傭；海門與崇明鄉民多以拉車維生；鹽城或淮安鄉民則多碼頭工人，號稱江北幫。 20.

(25) 位而崛起，工商業發展急速、人口大幅成長、都市化程度劇烈的都市，上海可謂代表。（二）湖南省都市化概況洞庭湖盆地與湘江流域是湖南省土地最肥沃的地區，人口較為稠密，湘西則多山，人口略顯稀疏。據一九一六年及一九三一年兩項人口調查資料顯示，湖南境內人口數在一千人以上的城鎮，分別是六十三與六十四，幾乎未有變動，其中約莫三分之一的城鎮不滿三千人，辰谿、保靖、永綏、瀘溪、沅江都屬於這類小城。一九三一年人口總數雖然從八十四萬人成長到一百五十萬人，城市規模也略有擴張，但一萬人以上的城鎮僅止於三十一個，而且多數不會超過三萬人，如鳳凰、茶陵、沅陵、桃源等。42 全省之中，五萬人以上的大城市有邵陽、常德、衡陽、湘潭、長沙，除了湘潭崛起甚早，其餘都是民初才急遽發展。這幾個大城市興盛的原因，在於地理位置與交通條件所享有的優勢，這兩項因素是決定經濟景氣盛衰的重要關鍵，工商發達的城市往往成為移民遷居的地點，加速了都市化的趨勢。（1）湘潭：疇昔旱陸交通不便，為免曠日費時，商賈買賣多乘水路，湘潭因位處湘江下游，地近長沙，屬天然良港，又是稻米集散地，所以各地商幫匯聚，交易熱絡，明清時期已經是相當繁榮的大城市，盛況猶在長沙之上。但是當長沙完成疏濬工程以及粵漢鐵路、長沙衡陽段公路陸續通車後，湘潭便喪失了既有的交通優勢，集散功能遂被株洲、長沙取代，經濟地位隨之此消彼長。（2）長沙：長沙為湖南省省會，具備政治與文化功能。初始因為河港容易淤積，不利大船航. 42. 張朋園：〈近代湖南的人口與都市發展〉，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八編，區域研究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表七，頁 547-550。按：本節所提到的湖南省各都市人口數，若無特別註明者，均引自該表。 21.

(26) 行，無法與湘潭競爭，直到一八六○年內河航行權開放、一九○七年設為通商口岸，並經官員和地方仕紳致力整建後，漸漸後來居上，前來貿易的上海、漢口商人多改以長沙為終站，湖南境內電燈與電話等新式工業也都首見於長沙。43 民國之後，政府銳意修築鐵公路，長沙為重要站驛，因為各方面條件都極為優秀，該市終於正式取代湘潭，成為湖南省商業中心。一九一六年時長沙約有十八萬人，一九三一年增加到將近三十九萬人，是全省人口最多的城市。據張朋園統計，三 ○年代時，長沙工商業資本額又居全省之冠，服裝業、洋貨業、奢侈品業的商家數量大幅增加，44 由此可以見出長沙當時的蓬勃景象。（3）衡陽：原為軍事重地，自從一九三六年粵漢鐵路株韶段正式通車，公路亦於是年貫穿長沙、宜章，航空事業繼之發展後，便成為鄰近四省的中心點，工商投資大增，玻璃工廠（1924）、電燈工廠（1925）、染織工廠（1925）相繼成立，45 人口快速增加到十萬多人，一躍而為湖南第二大城。（ 4）常德：該市位處洞庭湖西邊、沅江北方，四川、貴州與雲南諸省的木材、桐油商人皆以之為重要集散地，是湖南西部的重要門戶。整個湘西地區因有雪峰山阻隔，與湘江盆地聯繫不易，多數縣城建設十分緩慢，如鳳凰、懷化到三○年代都尚未鋪設鐵公路，常德雖然作為商旅交通要道，市景比較繁榮，現代工商業的投資仍然不敵長沙、衡陽。（5）邵陽：邵水、資江至此地合流，形勢險要，為湘中軍事重鎮。商業買賣於清末便相當熱絡，鐘錶、照相、. 43. 光緒二十三年（1897），寶善成電燈公司首先成立，唯其不久後，旋即結束營業；繼之又有湖南電燈公司出現（1909）。光緒三十一年（1905），政府衙門開始設置電話。長沙各項新建設可參見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收入《湖南省志》第一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二次修訂本，1959 初版），頁 246-247、212。. 44. 張朋園：〈近代湖南的人口與都市發展〉，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八編，區域研究下，表八，頁 556。. 45. 張朋園：〈近代湖南的人口與都市發展〉，表十二，頁 566。 22.

(27) 煤油等外來行業皆已出現，民初新興工業則以電燈、碾米廠居多，因鄰近地區物產豐饒，甚具發展潛力。46. 三、都市社會問題與城鄉衝突社會學者研究顯示，都市生活過於緊張競爭、分工精細，又具有人口密度高且組成複雜的特質，因此人我交際趨於膚淺片面，習於互相利用剝削。尤其新移民容易對都市產生疏離感與認同危機，常常迷失自我並感到孤獨無助，因適應困難而發生犯罪行為。此外，激增的移民人口也可能導致公共資源短缺與生活品質降低，間接造成環境污染、交通壅塞、種族歧視、犯罪率攀升等社會問題。47 城鄉衝突則肇因於近代交通便捷與大眾傳播媒體普及，城鄉交流密切，當都市經濟勢力向鄉村擴展之際，都市文化亦朝農村滲透，在不同體系文化對照下，城鄉生活差異趨於明顯，且城鄉社會價值觀往往互相扞格，故衝突日益尖銳。近代農村在城鄉接觸過程中，較明顯的變化大致有三個方面：其一是由於都市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及公共資源比較多，農村青年紛紛外移，勞務轉由老年人口與婦女承擔，因而降緩農村勞動力質量與改革速度。其二是商人下鄉搜購經濟作物，運銷都市與國外市場，影響部份農民轉以商業考量決定農作種類。其三是傳統鄉村以務農為本，現代都市則藉助工商活動崛起，雙方由此發展出迥異的生活形態，當都市文化挾其強勢經濟撞擊鄉村時，往往會動搖鄉村舊有的價值信念，「鄉民性格」（peasant personality）所展現出的重視倫理情義、濃厚的社區意識與我群觀. 46. 47. 張朋園：〈近代湖南的人口與都市發展〉，頁 567-571。. 郭文雄︰〈都市社會生活之一般形態〉，載蔡勇美、郭文雄主編《都市社會發展之研究》，頁 41。 23.

(28) 念、尊重祖先與權威、充滿互惠的人際關係、節制儉省的消費習慣、安土重遷的鄉土觀念等特質，都將逐漸消失。48. 第四節. 湖南省軍閥活動概況. 一、湖南省軍閥派系軍閥割據時期，主要指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原受袁世凱控制的龐大北洋軍勢力，在其死後，各地將領或為爭權、或為自保，相互聯盟，各成軍系。北方主要有皖系、直系、奉系、馮系、閻系，南方則有滇系與桂系；皖、直、奉三系勢力涵蓋數省，都曾經宰制北洋政府，滇、桂二系則一度左右廣州軍政府。軍閥林立的混亂情勢，直到一九二五年才稍見改善。北方軍閥因為互相傾輒，導致軍力削減，國民黨則逐漸穩定南方政局，將廣州軍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並於隔年七月展開北伐。一九二八年年底，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軍閥割據時期才終告結束。軍閥混戰正熾之際，湖南因為號稱糧倉，地理位置又深具戰略價值，北洋軍欲以之為出兵兩廣的據點，南方軍隊也計畫取道湖南進行北伐，所以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當時活躍於湖南的勢力，屬北洋軍系者主要有湯薌銘、傅良佐、張敬堯部隊，南方軍系以譚浩明、程潛部隊為首，湖南本地軍閥則有譚延闓與趙恆惕。北軍最遠曾抵衡州，南軍曾達衡陽與寶慶，雙方對峙十幾年，僵持不下，岳州、. 48. 吳聰賢：〈農村社會〉，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社會發展史》冊二（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1985），頁 763-770。 24.

(29) 長沙、湘潭一帶為主要戰場，醴陵、寶慶、株州三縣受創最大。49 湖南本地軍閥則因為兵員規模較小，常依附在南北軍閥翼下，視兩邊軍力消長情勢，左右示好。由於軍閥派系十分複雜，彼此常有利益衝突產生，即使同屬一系，將領間也時起齟齬，例如一九二三年時，譚延闓與趙恆惕所轄部隊就纏鬥了半年。50 湖南作為各方勢力角逐焦點，隨著征戰互有勝負，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間，督軍、省長的交替多達十七次。又因為派系相互箝抑，單一勢力不容易掌控全省，同一時期常有兩位以上的首長出現，如譚延闓由黎元洪委派兼任督省長期間（1917-1918），譚浩明則由桂系軍閥授與「軍民兩政事宜」職位。51 各路人馬爭先展示實力，企圖取得控制權，致使湖南政局難以維持安定。當南北軍閥瓜分勢力版圖時，湖南境內唯獨剩下湘西自成軍事體系，外來政權難以進入。金介甫於《沈從文史詩》（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書中描述：直到二十世紀，政治上統治湘西的體系始終是地方武裝勢力，現代化的清末新軍從來沒有進駐過湘西。因此當民國初年全國轉入軍閥割據時，湘西早已自成一個軍事體系，沒有別人敢來插足競爭。52 湘西之所以能夠自成體系，大半得力於山脈阻絕此區與湘中、湘南的往來交通。從太平天國之亂（1850-1864）到一九三○年代，湘西軍隊幾乎只聽從本地出. 49. 50. 伍新福、劉泱泱等編：《湖南通史》近代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頁 771。. 文公直：《最近卅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台北：文星書店，1962，據上海太平洋書店 1930 年版影印），頁 326-330。. 51. 金勝一：《軍閥統治時期（1914-1926）的湖南農村社會經濟》表 2-2-2（台北：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88），頁 37。. 52. Jeffrey C. Kinkley 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頁 22。 25.

(30) 身的六股勢力指揮，其將領分別為田興恕、沈宏富、熊希齡、張學濟、陳渠珍、賀龍。前三者號稱「老三家」，發跡於太平天國之亂，家族相互通婚聯姻，關係緊密，田家與熊家勢力皆延續到子姪輩，民初時期仍為地方望族；後三者則都曾經受過「老三家」提拔，其後崛起為新興勢力，尤以陳渠珍及賀龍影響深遠。53 湘西地區因地勢屏障而享有的本地軍閥自治局面，在一九三四年以後宣告瓦解，此後十二年一直處於極度混亂狀態。動盪不安的最大原因在於地方軍閥垮台後，湘西成為國共攻防戰場。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派任何鍵抵禦賀龍部隊，當賀龍退守鄂川黔邊區，何鍵部隊隨之進駐湘西，但何鍵採取的高壓統治與沈重賦稅，引起當地民眾強烈不滿。湘人素來排外，民風勇悍，一九三七年終於爆發龍雲飛率領的苗民起義事件。國民黨政府內遭共軍為禍，外受日本侵華之患，為了儘速綏靖湘西，於是起用素有湘西王稱號的陳渠珍出面安定時局。陳渠珍雖然順利招安龍雲飛與一干舊屬，並且重新整編軍隊，用以支援國民政府抗日，不過湘西依舊處於風雨飄搖的惡劣局勢，日本軍機四處轟炸，難民流徙，衛生環境日益惡化，霍亂等流行疾病急速蔓延，終至造成湘西秩序徹底瓦解。54. 53. Jeffrey C. Kinkley 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頁 69。按：沈宏富招姪沈宗嗣為子，宗嗣之子即為沈從文。田興恕之子田應詔於一九一七年出任鎮守使，旋即將軍權讓給陳渠珍。陳渠珍於打敗張學濟部隊後，成為湘西王，其後與賀龍直到一九三五年湘西陷入混亂之際，始終維持敵對狀態；當時賀龍屬共產黨陣營，陳渠珍則為國民黨收用。. 54. Jeffrey C. Kinkley 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頁 399-409。. 26.

(31) 二、軍閥對湖南農村經濟的破壞史家多以軍閥政治（warlord system）形容民初政治形態。55 陳志讓將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由軍閥主宰的政局稱為軍紳政權，其定義如下：我所指的軍是一八九五年以後漸漸發展的軍隊，有時也考慮團防和土匪；我所謂的紳（縉紳，士紳）是受傳統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過政府的職位，有些擁有田產地產。軍－紳政權是這兩人聯合統治中國的政權。56 他認為軍人勢力於一九一二年之後日益龐大，中國行政機構由上到下莫不受其控制，而士紳又借重軍隊確保生命財產之安全，軍、官、紳三者緊密結合，遂成為主要的統治集團。民國時期戰火紛起，軍隊編制擴張，軍費自然逐年升高。一九一六年軍費佔中央總預算百分之三十三點八，一九一九年上漲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七，一九二三年達到五十八點三。57 湖南既是南北軍閥戰場，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也以軍費為主，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六年間，每年軍事開銷約佔省府總預算的四成到八成比例。58 時日一久，當中央與省府都難以再支應浩繁的軍費後，發行公債與貨幣、截留稅款與鐵路收入、提高田賦、增加釐金賭稅、抽取鴉片稅、增闢苛捐雜稅等劣行，. 55. 56. 57. 58. 軍閥政治的涵意以及中外學者對於民初軍閥的討論，參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172-174。. 陳志讓：《軍神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台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 1。.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205。.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 1860-1916》表 3-5-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頁 221。. 27.

(32) 就變成軍閥籌措軍費的主要方法。59 上述行為除了嚴重擾亂國家財政制度，也對農村經濟造成極大破壞，其中尤以抽取鴉片稅、增闢苛捐雜稅影響最深。民初以來，湖南省佃農數量平均約佔該省總農戶五成比例，若與半自耕農合計，則達七成。60 大部分佃農以穀租或錢租作為物租，甲等田每畝穀租約二十三斗，錢租每畝十點二元，兩者都位居全國第四高；61 正租以外，租約多數還注明佃農必須加送地主雞蛋、糯米、稻草等物。62 李振《湖南省土地利用與糧食問題》形容該省佃農「除納租稅外，所餘無幾」，書中言其：青黃不接之際，用雜糧代食者甚多，尤以山鄉之農民，每年以雜糧代食者常恆三、四月之久，如紅薯豌豆之類，皆為供農民代食之主要雜糧。湖鄉雖盛產米穀，然一般農民經濟窮乏，常以高價之米穀出售，而易賤價之雜糧佐餐。63 平常生活窮乏如此，若遭逢戰亂，困苦愈甚。兵禍導致水利失修、田地荒廢，. 59. 60. 陳志讓：《軍神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頁 141-145。.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表一，收入《中國土地人口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頁 6-7。. 61.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表二十三，收入《中國土地人口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頁 46-47。. 62.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收入《中國土地人口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頁 52。. 63. 李振：《湖南省土地利用與糧食問題》，收入蕭錚主編《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五十五輯（台北：成文出版社與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 據手寫本影印），總頁 28068。. 28.

(33) 在農作歉收情形下，農民卻被迫隨糧帶徵、按畝攤派多項捐稅以應軍費。各縣開徵稅項，計有山田、湖田、房屋、土煙、魚苗、乾鮮魚、牛羊、屠宰、駁鹽、油榨、紙槽、礦山、旅業、人力車、小販餘利捐等，稅目繁多且漲幅極高，全省平均附加稅額約為正稅四倍，部份縣市更高達十二倍，64 十幾年內稅率總計上漲四到六倍。65 賦稅節節升高，農家不得已改種獲利豐厚的大麻，但繼之因為軍閥加重煙稅而停止種植，隨後卻又因停種大麻被課以「懶稅」，66 農民不堪其擾，只好舉家他徙，性格強悍者索性落草為寇。67 貧農處境艱難，地主也未能倖免。家大業大者，平日無不盡力籠絡當道以圖身家財產安全，一旦軍隊需款緊急，仍然成為軍閥勒索首要對象。部份紳商為了彌補損失，藉由提高佃租或籌辦團防以遂中飽私囊，於是佃農再度遭受剝削。68 幾經循環，農村經濟自然瀕臨崩潰。. 64. 李之屏：《湖南田賦之研究》，收入蕭錚主編《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十一輯（台北：成文出版社與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 據手寫本影印），總頁 5535、5555。. 65. 66.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頁 234。. 陳明遠〈廢除苛捐雜稅問題〉言：「鴉片為湘西各縣特產，上游各縣種者尤多，每縣煙捐收入，少則三、四十萬，多則百數十萬不等。農人原因種煙以補虧累，年來煙稅加重多相率不種，因所得不足以償捐稅。唯防軍多視煙稅為財藪，煙稅為搜刮最好的對象，於是對於不種煙之農戶，徵收相等數額之稅款，名曰『懶捐』」。（原載《東方雜誌》卷三十一，第十四期，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 影印本，總頁 96560。轉引自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 1860-1916》，頁 222。）. 67. 湖南人尚武勁悍，官逼民反，遂多山匪。張朋園〈近代湖南人性格試釋〉對湘人性格特徵，敘述甚詳。（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期，台北：中央研究院，1977，頁 145-158。）. 68. 陳志讓：《軍神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頁 139-141。 29.

(34) 除了苛捐雜稅的壓榨，軍隊暴虐行徑也令農民痛苦不堪。活躍於湖南的各系軍閥，以北洋軍最為蠻橫，如張敬堯部隊駐防兩年期間，多次下鄉搶奪財物、殘害婦女、強拉軍伕，甚至誣指無辜百姓為南軍喬裝而任意屠殺，為禍之深，單單醴陵縣就高達二萬一千五百多人遇害，民房遭焚有一萬四千七百多棟，荒田共一萬多戶，財物損失總計一千九百多萬元。69 另有湯薌銘部隊，為了剷除異己，發動軍警於省城鎮日巡緝，鄉間則組織挨戶團進行搜查，逮捕到的亂黨卻幾乎都是屈打成招的良民。70 南軍與本地軍閥雖然稍加收斂，但以清鄉打匪為名，行索賄貪污之實，依恃武力佔人妻女、搜刮民脂民膏等惡行，也不絕於耳。71 儘管兵士亂無法紀，地方官吏卻任其魚肉鄉民，更有甚者與之狼狽為奸，鄉紳財主尚能自保，遊民散勇或者上山入匪，普通順民無力抵抗，妻離子散、荒廢耕作的家庭不知凡幾，農村社會可謂近乎崩潰。. 69. 資料原見〈醴陵災戶調查總表〉，收入湖南歷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湖南歷史資料》季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第三期，頁 114。轉引自伍新福、劉泱泱等編《湖南通史》近代卷，頁 771-772。. 70. 71.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二（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 31。.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 108。. 30.

(35) 第三章沈從文小說中的城鄉衝突及其對社會群體意識之反映. 論者屢屢述及沈從文小說都市腐敗文明與鄉村原始美德的二元對立結構，認為沈從文有意藉此強調都市文明對原始文化的戕害。1 將文學創作鉅細靡遺比對真實社會固然不必要，完全忽略沈從文小說涉及的社會現象，似乎也失之偏頗。無論小說題記或相關文藝論評，沈從文明白表示自己在作品中描繪社會變遷，希望藉此增加讀者對人生與社會認識的創作意圖（intention）； 2 就文本（texte）分析而言，小說也表現了歷史發展進程中，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此種對立包含經. 1. 近來沈從文作品的相關研究都曾關注此一論題，如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台北：駱駝出版社，1987）；吳立昌《沈從文：建築人性神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賀興安《楚天鳳凰不死鳥：沈從文評論》（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2）；趙園編《沈從文名作欣賞》（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Jeffrey C. Kinkley 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王潤華《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王繼志與陳龍合著《沈從文的文學世界》（台北：三民書局，1999）。. 2. 如《長河》題記言：「作品設計注重在將常與變錯綜，寫出『過去』『當前』與那個發展中的未來」、「把這點近於歷史陳跡的社會風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來，與『當前』嶄新的局面對照，似乎也很可以幫助我們對社會多有一點新的認識」。（載劉一友、向成國、沈虎雛編《沈從文別集》之《長河集》，頁 23-24。）或如〈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言：「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贊頌，以及對於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這種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們，引起你們對人生向上的憧憬，對當前腐爛現實的懷疑。」（《邊城集》，頁 35。）按：〈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本作〈習作選集代序〉，原初發表於《國聞週報》卷十三，第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 31.

(36) 濟、政治、文化、價值觀等層面，並同時觸及了在這些城鄉、新舊、文明與原始的變動抗衡間，小人物生命情態的愛憎哀樂。戈德曼於其建立的「發生論結構主義」中，指出作品結構與社會群體精神結構的密切對應關係，認為文學往往反映了特定社會群體意識，相應於沈從文作品研究，小說呈顯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城市與鄉村視景的消長，正是體現了民初工業化與都市化過程中的社會群體意識，若近一步將之置於民初時空下討論作品的發生緣起，尚可發現小說描繪的城鄉衝突，與現實環境的經濟發展、都市化現象、軍閥政治存有密切聯繫。循此觀念，就沈從文小說文本，分析作品主要涉及的城鄉衝突問題，進而使城鄉對立的二元性結構顯現出來，並試圖釐清這些衝突如何對應社會現象、反映社會群體意識，將是本章的論述重點。從第二章討論中得知，現代都市社會重視工商貿易，傳統鄉村社會依賴農業生產，截然不同的經濟形態，形成城鄉社會、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差異。往日城鄉互動不頻繁，這些差異尚不至於構成嚴重衝突，但隨著交通條件改善以及大眾傳播資訊流通，城鄉往來機會明顯增加，在接觸過程中，鄉村社會遭受都市文化的強力衝擊，容易引發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的轉變，舊有社會結構與秩序趨於分崩離析。民初時期，現代經濟制度影響自足農業鄉村經濟趨於崩潰，都市商人挾其資金至鄉村以低價買進大量農產品，轉售都市和國外市場牟取高額利潤，且於加工後再將民生必需品回銷鄉村，交易過程常有剝削農民的情形；商人若再與軍方、官員合作，開設新工廠，則又更惡化農家經濟。民初農戶面臨耕地不足、資本商人影響，又加以自然災害、人為戰禍頻仍，這些困境形成鄉村青壯人口移民都市的推力，可是移民置身急遽都市化的大都市，又往往面臨文化適應不良問題，且因都市人際關係疏離，而有孤獨感與認同危機，性格或者產生激變，甚至犯下重案。大體而言，經濟與政治因素造成的各項變遷，是導致城鄉社會衝突對立的根本原因，而在城鄉對立的過程裡，都市文化或者都市人因為佔有政經兩方面的優勢，往往居於上風，鄉下人則常在此種比較、角力過程中，主動或被動改 32.

(37) 變原有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與價值信念等。相應於上述民初社會變遷，從小說分析中，將可發現沈從文著眼於刻畫城鄉衝突反映時代變局，這些作品多數藉由人事乖蹇變化的安排，敘述鄉下小人物處於變局之際的無奈掙扎，經此體現民初鄉下人或者鄉下移民面對時代問題所遭遇的痛苦處境。當小說反映城鄉衝突現象時，主要集中呈顯都市社會與鄉村社會價值觀的差異，城鄉邊際人對於都市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的難以適應，以及城裡軍隊、商人、政府官員所組合的利益團體與當地鄉下人的衝突。前者涉及鄉村社會價值體系對外來價值的融合與排斥問題；次者描寫鄉村移民在都市社會的邊際狀態之外，也談到傳統鄉下人在新舊交替鄉村中的尷尬處境；後者一方面痛陳省城軍隊過境移防或是下鄉剿匪時，隨意劫掠財物婦女，嚴重破壞鄉村社會秩序，並揭露軍隊長官與城裡官員總是強加要求當地人攤派軍款、致贈財禮賄賂的陋規，另一方面也批評都市資本商人結合軍政勢力，設立機器工廠，大幅縮緊鄉村手工業的生存空間。小說呈現的三種衝突內容，彼此相互關連，未可截然劃分，例如鄉村移民在都市社會的適應困難，牽涉城鄉價值觀問題，軍商階層對農民的剝削，則是鄉下人決心移民都市的推力之一。但因為不同小說各有其偏重面，因此本章仍然分別就城鄉社會價值觀衝突、城鄉邊際人適應衝突、軍商階層與鄉下人衝突敘述觀察所得。. 第一節. 城鄉社會價值觀衝突. 西方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者對於價值（value ）的討論極其複雜，楊國樞將之歸納為：價值不是指人的行為或事物本身，而是用以判斷行為好壞或對錯的標準， 33.

(38) 或是據以選擇事物的指涉架構（ frame of reference）。價值所涉及的行為、事物、狀態或目標，可能屬於各種不同的生活範疇，如家庭、工作、社交、休閒、文學、藝術、宗教、經濟、政治及法律等。無論在生活的那一面，一種價值偏好如經長久演變而為一項影響重大的廣泛信念，便可稱為價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數項價值信念或價值取向，如能組成一套互相關聯的系統，則可稱為價值體系（value system）。價值信念、價值取向及價值體系，皆可統稱為價值觀念，或簡稱價值觀。3 價值觀衝突意味不同的社會文化交流時，因為外來價值體系與原有價值體系難以整合，彼此間產生矛盾或衝突現象；此外亦指原有價值體系因外來價值觀衝擊而導致的分化。4 由於都市所具有的政治經濟優勢，常使城鄉在文化比較的過程裡，形成強勢與弱勢的緊張關係，都市文化影響所及，城鄉價值觀相互抵觸並造成鄉村價值觀的變遷，鄉下人的行為與性格隨之改變，昔日尊重權威、安土重遷、敬天法人、勤儉節約、安分守成、宿命自保、謙讓忍耐、講究倫理道德、不直接追求金錢報酬等特質都逐漸淡化。5 沈從文作品中，〈山鬼〉（1927）、〈爹爹〉（1928）、《阿麗思中國遊記》（1928）、〈菜園〉（1929）、〈蕭蕭〉（1929）、〈會明〉（1929）、〈建設〉（1929）、〈丈夫〉（1930）、〈一個女人〉（1930）、〈三三〉（1931）、《邊城》（1934）、〈知識〉（1934）、〈新與舊〉（1935）、〈貴生〉（1937）、〈王嫂〉（1940）、《長河》（1945）、〈巧秀和冬生〉（1947）、〈傳奇不奇〉. 3. 4. 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編者序言。. 文崇一：〈道德與富貴：中國人的價值衝突〉，載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頁 247-248。. 34.

(39) （1947）等篇小說都著重表現城鄉價值觀衝突；其中《長河》描寫湘西辰河流域一個小碼頭的人事變化，最能多方面體現近代城鄉價值觀的對立。這些小說通常藉由刻畫鄉下人遭受到的不公義對待以及小人物在事件中的反應，表現城鄉價值觀的衝突與鄉下人隨之而起的迷惘和轉變。小說敘事者（ delineator）幾乎都是立場分明的全知敘事者（omniscient narrator），在敘述故事時，往往也對城鄉對立現象與鄉村常變問題提出批判。本節將著重探討小說所顯示城鄉社會在農業生產、人際往來、宿命信仰、倫理道德、婚戀關係方面的價值觀衝突，6 從中辨析作品體現的社會群體意識，藝術成就則並非主要論題。. 一、農作經濟價值觀傳統農業生產目的，往往是為了供應農家本身生活所需，鄉下人將農耕工作. 5. 吳聰賢：〈現代化過程中農民性格之蛻變〉，載李亦園與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性格》（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8），頁 346-355。楊國樞：〈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能否同時並存？〉，載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頁 72-73。. 6. 西方學者常以 Allport（1931）等人編製的六種理想價值型量表作為價值研究測量工具，六種價值分別是理論的（theoretical）、政治的（political）、經濟的（ economic）、審美的（ aesthetic）、社會的（social）、宗教的（ religious）；其中政治價值重視權力與影響，經濟價值重視實用與功利，社會價值重視利他與情愛，宗教價值重視宇宙奧祕。（G.W.Allport, P.E.Vernon and G. Lindzey, Study of Values, 3r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0.）但沈從文小說中的城鄉價值衝突頗為複雜，無法完全據此歸類，本文僅就小說比較明顯的衝突問題進行討論。而價值觀又往往影響性格與行為特質，彼此關係密切，相關研究往往從性格行為特徵分析價值問題，本文亦將由此著手。.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