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省軍閥派系
軍閥割據時期，主要指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原受袁世凱控制的龐大北 洋軍勢力，在其死後，各地將領或為爭權、或為自保，相互聯盟，各成軍系。北 方主要有皖系、直系、奉系、馮系、閻系，南方則有滇系與桂系；皖、直、奉三 系勢力涵蓋數省，都曾經宰制北洋政府，滇、桂二系則一度左右廣州軍政府。軍 閥林立的混亂情勢，直到一九二五年才稍見改善。北方軍閥因為互相傾輒，導致 軍力削減，國民黨則逐漸穩定南方政局，將廣州軍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並於隔 年七月展開北伐。一九二八年年底，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軍閥割據時期才終告 結束。
軍閥混戰正熾之際，湖南因為號稱糧倉，地理位置又深具戰略價值，北洋軍 欲以之為出兵兩廣的據點，南方軍隊也計畫取道湖南進行北伐，所以成為兵家必 爭之地。當時活躍於湖南的勢力，屬北洋軍系者主要有湯薌銘、傅良佐、張敬堯 部隊，南方軍系以譚浩明、程潛部隊為首，湖南本地軍閥則有譚延闓與趙恆惕。
北軍最遠曾抵衡州，南軍曾達衡陽與寶慶，雙方對峙十幾年，僵持不下，岳州、
48 吳聰賢：〈農村社會〉，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社會發展史》冊二（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1985），頁 763-770。
長沙、湘潭一帶為主要戰場，醴陵、寶慶、株州三縣受創最大。49 湖南本地軍閥 則因為兵員規模較小，常依附在南北軍閥翼下，視兩邊軍力消長情勢，左右示好。
由於軍閥派系十分複雜，彼此常有利益衝突產生，即使同屬一系，將領間也時起 齟齬，例如一九二三年時，譚延闓與趙恆惕所轄部隊就纏鬥了半年。50 湖南作為 各方勢力角逐焦點，隨著征戰互有勝負，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間，督軍、省 長的交替多達十七次。又因為派系相互箝抑，單一勢力不容易掌控全省，同一時 期 常 有 兩 位 以 上 的 首 長 出 現 ， 如 譚 延 闓 由 黎 元 洪 委 派 兼 任 督 省 長 期 間
（1917-1918），譚浩明則由桂系軍閥授與「軍民兩政事宜」職位。51 各路人馬爭 先展示實力，企圖取得控制權，致使湖南政局難以維持安定。
當南北軍閥瓜分勢力版圖時，湖南境內唯獨剩下湘西自成軍事體系，外來政 權難以進入。金介甫於《沈從文史詩》（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書中描述：
直到二十世紀，政治上統治湘西的體系始終是地方武裝勢力，現代化的清 末新軍從來沒有進駐過湘西。因此當民國初年全國轉入軍閥割據時，湘西 早已自成一個軍事體系，沒有別人敢來插足競爭。52
湘西之所以能夠自成體系，大半得力於山脈阻絕此區與湘中、湘南的往來交 通。從太平天國之亂（1850-1864）到一九三○年代，湘西軍隊幾乎只聽從本地出
49 伍新福、劉泱泱等編：《湖南通史》近代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頁 771。
50 文公直：《最近卅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台北：文星書店，1962，據上海太平洋書店 1930
年版影印），頁 326-330。
51 金勝一：《軍閥統治時期（1914-1926）的湖南農村社會經濟》表 2-2-2（台北：政治大學歷史
所碩士論文，1988），頁 37。
52 Jeffrey C. Kinkley 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頁 22。
身的六股勢力指揮，其將領分別為田興恕、沈宏富、熊希齡、張學濟、陳渠珍、
賀龍。前三者號稱「老三家」，發跡於太平天國之亂，家族相互通婚聯姻，關係 緊密，田家與熊家勢力皆延續到子姪輩，民初時期仍為地方望族；後三者則都曾 經受過「老三家」提拔，其後崛起為新興勢力，尤以陳渠珍及賀龍影響深遠。53 湘 西地區因地勢屏障而享有的本地軍閥自治局面，在一九三四年以後宣告瓦解，此 後十二年一直處於極度混亂狀態。動盪不安的最大原因在於地方軍閥垮台後，湘 西成為國共攻防戰場。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派任何鍵抵禦賀龍部隊，當賀龍退守鄂 川黔邊區，何鍵部隊隨之進駐湘西，但何鍵採取的高壓統治與沈重賦稅，引起當 地民眾強烈不滿。湘人素來排外，民風勇悍，一九三七年終於爆發龍雲飛率領的 苗民起義事件。國民黨政府內遭共軍為禍，外受日本侵華之患，為了儘速綏靖湘 西，於是起用素有湘西王稱號的陳渠珍出面安定時局。陳渠珍雖然順利招安龍雲 飛與一干舊屬，並且重新整編軍隊，用以支援國民政府抗日，不過湘西依舊處於 風雨飄搖的惡劣局勢，日本軍機四處轟炸，難民流徙，衛生環境日益惡化，霍亂 等流行疾病急速蔓延，終至造成湘西秩序徹底瓦解。54
53 Jeffrey C. Kinkley 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頁 69。按：沈宏富招姪沈宗嗣為子，宗嗣
之子即為沈從文。田興恕之子田應詔於一九一七年出任鎮守使，旋即將軍權讓給陳渠珍。陳渠 珍於打敗張學濟部隊後，成為湘西王，其後與賀龍直到一九三五年湘西陷入混亂之際，始終維 持敵對狀態；當時賀龍屬共產黨陣營，陳渠珍則為國民黨收用。
54 Jeffrey C. Kinkley 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頁 399-409。
二、軍閥對湖南農村經濟的破壞
史家多以軍閥政治（warlord system）形容民初政治形態。55 陳志讓將一八九 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由軍閥主宰的政局稱為軍紳政權，其定義如下：
我所指的軍是一八九五年以後漸漸發展的軍隊，有時也考慮團防和土匪；
我所謂的紳（縉紳，士紳）是受傳統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過政府的 職位，有些擁有田產地產。軍－紳政權是這兩人聯合統治中國的政權。56 他認為軍人勢力於一九一二年之後日益龐大，中國行政機構由上到下莫不受 其控制，而士紳又借重軍隊確保生命財產之安全，軍、官、紳三者緊密結合，遂 成為主要的統治集團。
民國時期戰火紛起，軍隊編制擴張，軍費自然逐年升高。一九一六年軍費佔 中央總預算百分之三十三點八，一九一九年上漲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七，一九二三 年達到五十八點三。57 湖南既是南北軍閥戰場，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也以軍費為主，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六年間，每年軍事開銷約佔省府總預算的四成到八成比例。58 時日一久，當中央與省府都難以再支應浩繁的軍費後，發行公債與貨幣、截留稅 款與鐵路收入、提高田賦、增加釐金賭稅、抽取鴉片稅、增闢苛捐雜稅等劣行，
55 軍閥政治的涵意以及中外學者對於民初軍閥的討論，參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172-174。
56 陳志讓：《軍神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台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 1。
57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205。
58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 1860-1916》表 3-5-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1983），頁 221。
就變成軍閥籌措軍費的主要方法。59 上述行為除了嚴重擾亂國家財政制度，也對 農村經濟造成極大破壞，其中尤以抽取鴉片稅、增闢苛捐雜稅影響最深。
民初以來，湖南省佃農數量平均約佔該省總農戶五成比例，若與半自耕農合 計，則達七成。60 大部分佃農以穀租或錢租作為物租，甲等田每畝穀租約二十三 斗，錢租每畝十點二元，兩者都位居全國第四高；61 正租以外，租約多數還注明
佃農必須加送地主雞蛋、糯米、稻草等物。62 李振《湖南省土地利用與糧食問題》
形容該省佃農「除納租稅外，所餘無幾」，書中言其：
青黃不接之際，用雜糧代食者甚多，尤以山鄉之農民，每年以雜糧代食者 常恆三、四月之久，如紅薯豌豆之類，皆為供農民代食之主要雜糧。湖鄉 雖盛產米穀，然一般農民經濟窮乏，常以高價之米穀出售，而易賤價之雜 糧佐餐。63
平常生活窮乏如此，若遭逢戰亂，困苦愈甚。兵禍導致水利失修、田地荒廢，
59 陳志讓：《軍神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頁 141-145。
60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表一，收入《中國土地人口租佃制度
之統計分析》，頁 6-7。
61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表二十三，收入《中國土地人口租佃
制度之統計分析》，頁 46-47。
62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收入《中國土地人口租佃制度之統
計分析》，頁 52。
63 李振：《湖南省土地利用與糧食問題》，收入蕭錚主編《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民國二十年代
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五十五輯（台北：成文出版社與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 據手寫本 影印），總頁 28068。
在農作歉收情形下，農民卻被迫隨糧帶徵、按畝攤派多項捐稅以應軍費。各縣開 徵稅項，計有山田、湖田、房屋、土煙、魚苗、乾鮮魚、牛羊、屠宰、駁鹽、油 榨、紙槽、礦山、旅業、人力車、小販餘利捐等，稅目繁多且漲幅極高，全省平 均附加稅額約為正稅四倍，部份縣市更高達十二倍，64 十幾年內稅率總計上漲四 到六倍。65 賦稅節節升高，農家不得已改種獲利豐厚的大麻，但繼之因為軍閥加 重煙稅而停止種植，隨後卻又因停種大麻被課以「懶稅」，66 農民不堪其擾，只
好舉家他徙，性格強悍者索性落草為寇。67 貧農處境艱難，地主也未能倖免。家 大業大者，平日無不盡力籠絡當道以圖身家財產安全，一旦軍隊需款緊急，仍然 成為軍閥勒索首要對象。部份紳商為了彌補損失，藉由提高佃租或籌辦團防以遂 中飽私囊，於是佃農再度遭受剝削。68 幾經循環，農村經濟自然瀕臨崩潰。
64 李之屏：《湖南田賦之研究》，收入蕭錚主編《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
土地問題資料》第十一輯（台北：成文出版社與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 據手寫本影印），總 頁 5535、5555。
65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頁 234。
66 陳明遠〈廢除苛捐雜稅問題〉言：「鴉片為湘西各縣特產，上游各縣種者尤多，每縣煙捐收入，
少則三、四十萬，多則百數十萬不等。農人原因種煙以補虧累，年來煙稅加重多相率不種，因
少則三、四十萬，多則百數十萬不等。農人原因種煙以補虧累，年來煙稅加重多相率不種，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