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研究方向

壹、 縱貫性研究設計

本研究由角色塑造理論討論團隊關係信念對關係導向 TMX 的預測效果，由 於角色塑造是一連串社會交換的歷程，未來研究可採用多個時間的檢驗以觀察整 個關係導向 TMX 形成的動態歷程，或是探討中間可能的中介機制。團隊關係信 念雖然是較為穩定的一組認知結構，但經過長期與相同的團隊成員相處，可能會 形成共享的團隊關係信念（李威德，2009），亦即，個人對此特定團隊所抱持的 互動預期可能產生變化，而與大多數團隊成員趨於同質，縱貫性研究亦可探討這 組認知結構是如何與關係導向 TMX 相互的影響與變化，實際操作與檢驗角色塑 造歷程理論上的預測是否成立。

貳、 同時探討 LMX 與 TMX

垂直關係的領導者與水平關係的團隊成員都是組織角色中的關鍵成員，未來 研究可以同時探討兩種來源的關係導向交換，在團隊這個情境之下，哪個來源的 關係導向交換對個體的助益會較大？或是兩者之間會互相影響嗎？此外，本研究 發現工具性團隊關係信念與預期不同，並不會導致較低的關係導向 TMX，而領 導者或部屬一方所抱持的工具性關係信念高的話，通常會有較差的交換關係品質

（翁士哲，2010），為何對不同角色抱持相似的關係信念，卻會造成相反的結果？

若真的是因為垂直與水平關係的另一端所擁有的資源掌握程度不同，那麼當團隊 成員所握有的權力或資源分配不均時，握有的資源與抱持的工具性團隊關係信念 將會有怎麼樣的交互作用？未來可進行相關的研究，結果將可作為組織團隊設計 與人員配置搭配上的參考。

參、 整合任務與關係導向的 TMX

本研究對任務導向 TMX 的額外分析發現，任務導向 TMX 的事例綱要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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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行為分為三個向度，分別為工作協助、工作溝通、工作意見與經驗分享，而 Seers（1989）的原始題目都可以分別歸進此三個次向度中，表示本研究所蒐集 的事例與結果整理符合過去研究結果，雖然分類方式與 Tse 與 Dasbrough（2008）

不同，但內容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而本研究嘗試將任務導向 TMX 的題目（含 Seers 原始題目與新編的七題）與關係導向 TMX 題目一起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

結果發現社會交換的方向性可能也是個重要因素，所有題目可大致區分成三個因 子（我對團隊成員的 TMX、團隊成員對我的任務導向 TMX、團隊成員對我的關 係導向 TMX），而無法進一步乾淨清楚地區分成任務導向與關係導向 TMX，或 是組合內容與方向的四因子模式。此結果表示，當人們考量自己從團隊那方接受 到的交換時，通常可以區分得出我接受到的資源或協助是否屬於工作任務完成所 需，但是當自己要對團隊付出資源或協助的時候，其實成員付出就付出了，並不 怎麼在意所付出的資源是屬於什麼內容，可能只考量了對方的需求是什麼，依照 需求而給予幫助。

然而，這也可能是因為本研究編題的詞句使用上不恰當所造成的結果，例如 任務導向題目之一「我常自願提供團隊成員們額外的工作協助」、「團隊成員們知 道我的工作潛力」，「額外」可能會讓填答者誤以為是超越工作外的協助，而「工 作潛力」是較不口語化且定義相對模糊的用詞，可能因此導致兩種 TMX 無法乾 淨地區分出來。未來研究可以繼續深化兩種導向 TMX 的內涵，進行更精細的編 題與選題工作，區分出關係導向與任務導向兩種 TMX，並探討兩種 TMX 之間 的關係。例如比較兩者的相對預測力，是否關係導向 TMX 確實能較準確描述華 人的交換關係品質，能較有效預測個人或團隊的結果變項。或是探討兩者對個人 或團隊的預測結果是否相同，例如 Huffmeier 與 Hertel（2011）提出一個理論模 型，認為任務相關的社會支持與情感相關的社會支持對員工的影響歷程與最適合 的預測結果可能是不一樣的。情感支持可能是藉由降低個人的社會壓力、增進自 我效能、增進團隊的凝聚力等等而影響員工的心理動機，任務支持則是透過闡述 任務、知識或增進團隊內互相的任務協助，進而提昇合作效率而影響團隊績效。

除此之外，也有可能任務與關係導向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機制，而是任務導向 的 TMX 導致了關係導向 TMX 的形成，抑或是相反，先有了高品質的關係導向 TMX 之後，任務導向 TMX 才會隨之提高，這也是未來可以進行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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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團體層次的研究

建議未來可以研究團隊關係信念在團隊組成上對關係導向 TMX 的影響。雖 然本研究在個人層次上發現工具性團隊關係信念不會帶來不好的效果，但根據前 面的討論，這可能是因為個體會接收到其他成員所給予的關係導向交換，而他又 是遵循人情回報法則而致。因此，若是一個團隊裡面，抱持高工具性團隊關係信 念的人佔了很高的比例，或是全部都由這樣的人所組成，工具性團隊關係信念的 負向效果可能就會浮現了。相反地，團隊中高情感性關係信念的人需要多少比例 才能維持團隊的關係導向交換品質？還是只需要有一個這樣的人存在作為角色 傳遞者，就能啟動良好的社會交換歷程，而提昇團隊關係品質了呢？

伍、 跨文化比較

針對工具性關係信念與關係導向 TMX 的關係是不顯著的正相關，與預期的 負向關聯不符，本研究的解釋是在團隊成員資源掌握相對平等且屬於混合性關係 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這種現象。但這樣的解釋是根據黃光國（1988，2001）的「人 情與面子」模型，而他的靈感又來自於費孝通（1948）的差序格局或許烺光（1971，

1985）的心理社會圖，這些所描述的都是屬於華人關係取向社會下的社會交換機 制，因此，這樣的結果在西方樣本下還會一樣嗎？還是會符合本研究原本的預期，

越是抱持工具性關係信念的人越會產生不好的交換關係？這應該是個值得研究 的問題。此外，本研究認為華人情境對關係相關的互動會較在意，但卻未將具有 華人意涵的相關變項納入研究架構。未來研究可以採用個人所抱持的關係主義、

社會取向程度等等較具華人特色的變項，探討它們在其中的干擾效果，或是它們 對關係導向 TMX 的直接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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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李茂能（2012）。變項中心化與多元共線性的玄機。「測驗統計年刊」，20， 25-52。

李威德（2009）。「團隊關係信念與團隊效能、團隊衝突的關聯及團隊互依的調 節效果」（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嘉義縣。

姜定宇（2005）。「華人部屬與主管關係、主管忠誠、及其後續結果：一項兩階 段的探討」（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台北市。

徐瑋伶、黃敏萍、鄭伯壎、樊景立（2006）。德行領導。載於鄭伯壎、姜定宇（主 編）：「華人組織行為：議題、作法及出版」，頁122-149。台北市：華泰。

翁士哲（2010）。「上下關係認定與部屬之領導者-成員交換」（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台北市。

費孝通（1948）。「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

黃光國（1988）。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載於黃光國（主編）「中國 人的權力遊戲」，頁 7-56。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黃光國（2001）。儒家關係主義的理論建構及其方法論基礎。「教育與社會研究」，

2，1-34。

梁建、樊景立（2008）。理論構念的測量。載於陳曉萍、徐淑英、樊景立、鄭伯 壎（主編）：「組織與管理研究的實證方法」，頁 261-290。台北市：華泰。

楊中芳（2001）。有關關係與人情構念化之綜述。載於楊中芳（主編）：「中國 人的人際關係、情感與信任」。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楊國樞（1993）。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載於楊國樞與余安邦（主 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頁 87-142。台北市：桂冠。

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2006）。管理研究中的共同方法變異：問題本質、影 響、測試和補救。「管理學報」，23，77-98。

廖卉、莊璦嘉（2008）。多層次理論模型的建立及研究方法。載於陳曉萍、徐淑 英、樊景立、鄭伯壎（主編）：「組織與管理研究的實證方法」，頁 381-410。

台北市：華泰。

蔡松純、鄭伯壎、周麗芳、姜定宇、鄭弘岳（2009）。領導者上下關係認定與部 屬利社會行為：權力距離之調節效果。「中華心理學刊」，51，121-138。

Alge, B. J., Wiethoff, C., & Klein, H. J. (2003). When does the medium matter?

68

Knowledge-Building experiences and opportunities in decision-making tea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1, 26–37.

Allinson, C.W., Armstrong, S.J., & Hayes, J. (2001).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style on leader-member exchange: A study of manager-subordinate dyad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sational Psychology, 74, 201-220.

Alston, J.P. (1989). Wa, guanxi and inhwa: Managerial principles in Japan, China, and Korea, Business Horizon, 32, 26-31.

Andersen, S. M., & Chen, S. (2002). The relational self: An interpersonal social-cognitive the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109, 619-645.

Anderson, J. C., & Gerbing, D.W. (1991). Predi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measures in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ith a pretest assessment of their substantive validit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6, 732-740.

Baldwin, M. W. (1992). Relational schemas and the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 461-484.

Baldwin, M.W., & Baccus, J.R. (2003). An expectancy value approach to selfesteem.

In S. J. Spencer, S. Fein, M. P. Zanna, & J. M., Olson (Eds.), The Ontario Symposium: Vol. 9. Motivated social perception (pp. 171–194). Mahwah, NJ:

Erlbaum.

Bartko, J. J., (1976). On various intraclass correlation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3, 762-765.

Bartlett, F. C. (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ck, A. T., Rush, J. A., Shaw, B. F., & Emery, G. (1979). Cognit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Blau, P.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NY: Wiley.

Bliese, P. D. (2000).Within-group agreement, non-independence, and reliability:

Implications for data aggregation and analysis. In K. J. Klein & S. W.

Kozlowski(Eds.), Multilevel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in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s, extensions and new directions (pp. 349-381).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Brislin, R. (1970). Back-translation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 185-216.

Brislin, R. (1980). Translation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oral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H.

69

C. Triandis & J. W. Berry (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Methodology (Vol. 2, pp. 389-444). Boston, MA: Allyn & Bacon.

Cervone, D. (2004). The architecture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111, 183-204.

Chen, X. P., & Peng, S.(2008). Guanxi dynamics: Shifts in the closeness of ties between chinese coworker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4, 63-80.

Cherrington, D. J.(1991). Personnel management. Boston : Allyn & Bacon.

Chiaburu, D. S., & Harrison, D. A. (2008). Do peers make the place? Conceptual synthesis and meta-analysis of coworker effects on perceptions, attitudes, OCBs,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 1082-1103.

Chiu, C.(趙志裕), & Yang C. F.（楊中芳）(1987). Chonese subjects’ dilemmas:

Humility and cognitive laziness as problems in using rating scales. Bulletin of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18, 39-50.

Clark, M. S., & Mills, J. (1979).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exchange and commu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2-24.

Clark, M. S., Mills, J., & Corcoran, D. (1989). Keeping track of needs and inputs of friends and strang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5, 533-542.

Clark, M. S., Mills, J., & Corcoran, D. (1989). Keeping track of needs and inputs of friends and strang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5, 533-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