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轨
《昨夜星辰昨夜风》写成于 １９８８ 年，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出的个人的 感受，许多朋友问我，有些情节没读明白，如 １９８５ 年工作的转折，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也有杂志约我再把 １９８５ 年以后的经历写出来发表。
我其实并没有为自己写传的打算，那篇文章间加顾了一段岁月，但只 是个人的一些感怀，并不是自传片段。
邓肯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任何一个人，只要肯把内心的隐秘完全写 出来，就会成为一部动人的自传。这位舞蹈家有所不知，有一些事，是不应 该都写在纸上的。再者，有些事情当事者迷，即使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一些事 情，自己有时反而弄不清爽，甚至二代人也很可能对发生于当代的事情搞不 清楚，大到王朝的更迭，国运的兴衰，战场形势的逆转，人事变动，当然不 包括我这般小人物的变动，弄不清的事例并不算少。于是才出现了许多历史 学家不断地考证与诠释一个个的于古之谜。
至于 １９８５ 在调动我工作这件事，事过境迁，我基本上不再想细说什么。
事实上，我当时很清楚，人事的纠葛往往在一个小单位没有对与错、是与非 可言。我知道，在我的观众喜爱我的大氛围中，也不排斥有不少人不喜欢我，
谁都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一个人。我当时的挫折感，那主要原因，
可能就是风头太劲才形成的。不过，我当时就瞧不起那些颐指气使，认为自 己可以为所欲为的左右其他同志命运的人，所以我不屑于与他们理论，我有 点理解亚可卡被福特炒了鱿鱼的命运。但那事件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 本家的面孔从来是见利忘义、冷酷无情。我难过的是，我们的个别同志沾染 了资本家的作风，根本不考虑工作的大局和同志间的亲情。幸好，我没在挫 折中消沉，我把这外界的压力转化成动力，作为一种鞭策，奋蹄向前。因而，
我今天反而感谢这个决定与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１９８５ 年，这是我事业上的转折点，当然也几乎成了我在屏幕上的消失 点。正是这次调离使我当上了专职主持人，要是有人觉得我日后当主持人 会成功，会远远超出我过去 ２５ 年的影响，一定罚我去干别的。不过，我认 为工作无大小轻重之分，只要你肯干，任何节目都能使你成功，我就是在播 画外音过程中创出了受观众喜爱的《动物世界》的播音风格。专心致志成全 了我，毛主席曾在七千人大会上引过司马迁的一段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有所郁结于心，只能寄情于《动 物世界》之中，所以，无论谁模仿我，都不可能有我那时的沧桑感。
我在茫然的情况下，摸索着一条适合我走的路。
我的第一条体会是，播音员有人给你现成的稿件，你只要念好了就成 了，可是主持人，没人会那么周到地对待你，一切都要靠自己与别人主动合 作，合作得越默契工作就越顺利。七分做人三分演戏。
当时的境遇与艰难，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我中学时和一位同学划船一 样，那是昆明湖泛舟，天太热，我想下水，可是当时我游得并不好，当我跳 人水中抬起头来时，那位同学正游目四望，独自操桨，把我抛下一大段，我 急得差点喊救命，他终于停下来等我上船。这次离开播送新闻岗位时，就像 又一次下水，而且没有船来接我，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考虑和追究为什么落水，
只好先向岸边游，上岸再说。傻子才会回了船失大骂为什么翻船，不弄清原 因不上岸，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几位同志无私的真诚的援助，尽管我没有向 他们诉过苦，但他们对我的帮助我无以为报。
这其中有孙素平、童国平、曹兴成、丁友友、冯际庆（此君与我同年 同月同日生）。
这几位同志，当时和现在他们都是中央电视台出色的编辑，我一无栏 目时间，二无机器设备，三无节目资金，但是在他们帮助下，我在 １９８５ 年 到 １９８６ 年做了《看北京）、《谈宝钢》、《逛灯会》、《十二小时即时采访》、《撞 击与反射》等一系列节目，有的还获得过一等奖，他们跟我走南闯北没有二 话，我一不会摄制，二不会编辑，全凭他们拉我一把，大部分节目都通过当 时的副台长杨伟光审查，并安排播出。当时的一些合作者有灯光、司机、台 内台外之人，别说付劳务费，就是领补助我都没有立下项目，至今我都觉得 我欠他们的情岂能用金钱衡量。
我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干什么都一样，坦率说，我那时并非没有牢 骚，但我从不动摇对党的忠诚。我们那时做的节目，都是正面歌颂大好形势，
歌颂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新事物，歌颂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奉献的普通 人。
我当时从没有在任何时间地点流露过对任何人的不满，我真的这样认 识。我从一个涉世未深的 １８ 岁的孩子走到这一步，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
是电视台使我拥有了一批观众，同时也在那一段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我所采 访之处，人们热情地接待我，帮助我，冲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中央电视台。
我是中央电视台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我为这个机体输送过经光合 作用而形成的养分，也受这棵大树的支撑能在阳光下闪烁，尽管任何一片叶 子都迟早会脱落，但是，这棵大树注定根深叶茂，日益繁盛，没有中央电视 台就没有我。
树可以离开任何一张叶片，而任何叶片离开这棵树，都会“ 零落成泥 碾作尘” 。
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和发展，中央电视台又怎么会有灿烂的今天。
我 １９６０ 年来台，全国才有几台黑白电视机呀，如今我们拥有 ８ 亿观众，我 到世界各地，凡有华人之处就有我的亲切的观众朋友。
我庆幸我没有因埋怨停步，走到了今天，我没有理由不继续努力更上
一层楼。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是古人教给我们作人的规矩，如果我在文中 有悻古训，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历史，历史是不可以信笔扭曲的。
在 １９８５ 年以前，我的主体工作是新闻播音。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在 屏幕上发布的重大新闻不计其数，这期间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会 议情况与会议公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务活动的报道，多次国庆盛典的实 况转播，采访多位国内外政要，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 文革” 中毛主席的 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答外国记者问，直到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 国元勋逝世的悼念活动的报道，我都参与播发。这使我内心总有一种生活在 时代的洲涡中心的感觉。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使我养成了对各类事件发生的 密切关注与报道分寸的把握。对于播音员来讲，报道分寸是播报的态度与力 度。生活在新闻报道的氛围中，自然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与可能发生的事件有 一种敏感与刺激。
新闻工作者最“ 不能适应的是，长期以来没有新闻事件和重大变故的 发生或平平淡淡无话可谈。幸专这个世界这么大，总会有许多事情需要及时 报道
在新闻播报过程中，遇有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编辑、记者、播音员 都会处于一种紧张、神圣、庄严的亢奋之中。一旦离开了这个岗位，一旦失 去了仿佛在事件中心的感觉，就会觉得六神无主。
我从新闻岗位退下来之后，一段时间很难适应那没有紧张刺激的清闲。
人干久了一种工作，一旦离开，会无所适从。许多老同志，劳累一生，一旦 到了退休年龄，或已办了离退休手续，都会出现一种由失落感引发的心理失 调，甚至有的人会一下子老了许多，我从新闻岗位退下，刚好 ４２ 岁，一个 人在这个年龄告别熟悉的工作，会更难于适应。我可以闲适地安排自己的生 活与工作，但又不甘心，而干其他什么工作，又心中无底。
于是，我很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飘摇，不知会落在哪一块地 上。我当时严格地说，并非没有工作，有《动物世界》与许多专题片的解 说工作，有一些专题与文艺晚会的主持工作。那个时候，正是电视节目主持 人的萌生或说是初创阶段，播音员才十来个人，可是反而比现在还闲适。那 时专栏主持人节目，只有一个《为您服务》是由沈力主持的。我曾想开辟一 个新的栏目，题目定为《大家谈》至今文件犹在，许多有关负责人都签了字，
但我那时根本还弄不清楚开辟一个新的主持人栏目，需要多少经费，多少人 手，以及要耗费多么大的精力。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份报告在内容与一些负责 人的签字，未兔有点可笑。因为，只签一个同意，实际上等于不同意，一无 机器设备，二无播出时间，三无固定人员，四无经费开支，只有我才是外行 到了极点的傻瓜。
但是傻瓜有拼劲，我偏要在不可能做成节月的条件下，做出节目来。
这就是王铁人说过的一句话“ 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对于 这句话后来有许多非议，认为是极“ 左” 、盲目的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有它 的盲目性的一面，但其主体是对消极的、悲观的、无所作为的情绪的一种扫 荡与振奋。
创造条件的前提是看你还缺少什么？我孤军一人，但我有一批好同事、
好朋友，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都肯帮助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经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