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現代化的醫學與醫院體系中，安寧病房與安寧療護是一種新興的醫療與 護理運動，改變了醫生原有對臨終病患疼痛控制與症狀處置的觀點與照護知識，
體會到醫療的目的，不單是治癒疾病與搶救生命，改變了過去對死亡的看法，
不再自豪以專業的科技手術讓絕症病人得延長生命，開始關注瀕死病人的善終 性醫療服務，據世界衛生組織（WHO）1990 年將安寧療護定義為：視生命與瀕 死是一正常過程，既不是一倉促性也不是延遲性的死亡。提供疼痛與其他不適症 狀的緩解，提供病患的照顧是一心理與靈性的完整性照顧，提供症狀的支持，
以協助病患生命儘可能活潑直到死亡，提供症狀的支持，以協助家屬當病患生 病時及其哀慟時之調適（註1）。
安寧療護已成為現代的醫療機構作為照顧末期病人設施與服務的通稱，起 源於西方基督宗教文化為背景的靈性關懷，基於對身心以外的靈性照顧，以醫 療團隊的合作方式，對末期病人進行人道的關懷，陪伴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
以及輔導家屬安然度過哀慟時期。安寧療護的崛起，顯示強調科學技術的現代醫 學已不再排斥宗教與靈性的精神領域課題，確認人的生活經驗中有著超越肉體 的形上靈性，指導著人生追求真善美聖的存有價值。臨終者需要的不只是藥物注 射，更渴望的是心靈注射，由物質治療轉向於精神照護，兼顧到病患的煩惱與 不安的情緒安頓，提升其生命品質，提供社會、精神與靈性等方面的存有關懷
（註2）。
隨著全球化的文化傳播趨勢，亞洲各國從1990 年代雨後春筍般地推動與建 立安寧療護，為末期病人提供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等醫療照顧，成為普世性 的臨終關懷運動，但是由於國情的不同與文化的差異，在接受與引進安寧療護 的理念及方法外，也需要注意到本土化的需求，發展出適應該國特殊文化背景 下的模式與用語，如台灣佛教界惠敏法師提出以「覺性照顧」一詞，替代「靈性 照顧」的理念，認為佛教對身體的理解不是建立在「身、心、靈」的三分觀念上，
主張佛教沒有離身心之外別有靈性的觀念，提出「身、受、心、法」的覺性觀念，
著重本心法理真諦的自我覺察能力的開啟（註3）。台灣本土文化深受儒釋道等 思想體系的教化，對人性有著豐富的體驗與詮釋，可以採用「人性照顧」一詞，
建立出本土化安寧療護的臨終關懷體系。
二、人性與靈性的合一
安寧療護著重在全人照顧上，關懷整體生命的生理、心理、靈性與社會等四個 層面，滿足人們生存的各種需求。這種全人照顧的觀念，提昇了標榜科技的現代
醫學建構出新的人性思維模式，除了關注具形的生理、心理與社會層次的行為科 學外，也勇於面對死亡背後夾雜的形上與觀念化的靈性課題。在西方科學為主導 的醫療體系中原本是排斥宗教，拒絕討論靈性相關層面的非理性課題，積極地 排除各種民族文化與宗教文化的醫療行為，純粹是以行為科學的臨床實驗來建 立醫院的結構與功能，醫生代表著救治疾病的權威者，病人面對著無情與冷酷 的醫療手術，有著喪失人格的嚴峻考驗，以及失去了對身體與自然環境控制的 感受（註4）。安寧療護的崛起，似乎象徵著當代醫學體系已朝向了科學與宗教 合流的發展趨勢。
在西方文明的發展歷程中，科學與基督教會有著長期意識形態的糾紛與衝突，
基督教會對近代科學的產生確實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基督教神學對於近 代科學革命所起的壓抑與阻滯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從十六世紀哥白尼「日心 說」的提出，主張地球是圍繞太陽的運動，挑戰了教會宇宙論神學的權威，其追 隨者伽利略與布魯諾被羅馬宗教裁判所判定為重大異端嫌疑者或異端分子，前 者終身監禁，後者被燒死在百花廣場。十九世紀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更直接地 衝擊與批判著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引起了宗教與科學再一次激烈的衝突，雖然 此時教會已失去政權，但是教會與宗教觀念強烈的科學家展開多方面的誹謗與 攻擊。當生物進化論在科學界與社會上的地位被確立後，基督教會在處理宗教與 科學關係上，開始改變態度與策略，放棄了與科學對抗的路線，極力宣傳宗教 與科學的一致性。為了消除歷史上基督教壓抑科學在人們心中所造成惡劣影響，
1979 年羅馬教會決定重新審理伽利略案件，經過十三年的復查，於 1992 年 10 月31 日正式為伽利略平反（註 5）。
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宣揚人的價值，來對抗以神為中心的 封建神權統治，從一千多年遭受宗教禁錮與封建束縛中進行思想的釋放，基於 理性基礎的懷疑精神，科學在教會的迫害下，存在著反宗教的文化氣氛，形成 強烈除魅的戰鬥意志，如韋伯（M. Weber）引用詩人席勒（F. Schiller）的「解 除世界魔咒」一語，描述西方社會自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化歷程，人們從宗教魔 咒的解除而甦醒，以科學帶動了各種機械的發明，改善了生產、交通與生活方式 進而企圖以科學的真理來取代宗教的信仰真理，人們盼望科技具有解放的功能，
透過科技的發展，不僅達到物質的豐饒，還能促進社會的自由平等，解決人類 所想知道的一切問題，以及完成人類一切的願望。問題是百多年來科技的日新月 異，改變了世界原有的政經秩序，造成原有規範系統解體的危機，人們以金錢 與享樂的觀點來坐享科技的成果，造成心靈的空虛與價值的混亂，也產生了一 些反科技的批判聲浪，要求新的「解除世界魔咒」，重新從科技魔咒中解放與甦 醒，覺悟到不能只由理性來建構世界，也要重視對存在意義的終極關懷，指向 生命的終極意義或世界真實存有的開顯（註6）。
「反宗教」與「反科技」都是外在環境壓迫下的產物，也算是一種不健康的文化 心態，或許是文明發展的必經歷程，宗教的反科學與科學的反宗教，督促人們 對生命存有進行更深入的反思與覺知。近代科學與宗教的文明糾葛現象，早已是
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課題，學者們的論點主要可以歸納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對立 說，認為科學與宗教是屬於兩種不同的宇宙論或真理觀，在本質上是截然對立，
彼此間的衝突與矛盾是絕對不可調和的。第二類是分立說，認為宗教與科學各有 不同的領域與特性，一個偏精神層面，一個偏物質層面，應該要區別開來或分 而治之，以兼收並蓄的方式來避開衝突。第三類是關聯說，主張科學與宗教是相 互關聯與相互依存，肯定二者之間在歷史淵源、理論框架、語言形式、社會功能 以及方法論方面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註7）。以上三類的解釋涉及到大量不 同甚至相反的論點，顯示宗教與科學的衝突確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在很大 的程度上是由問題本身的歷史性所致（註8）。
當代西方醫學體系是建立在理性的科學技術上，經由科學儀器掌握到細菌感 染、器官異常、基因改變等病因，以各種臨床實驗證明的藥物與手術，進行有效 的診斷與治療。強調科學的西方醫學，常不自覺地以科技本身的理性與價值，作 為病因與病理的唯一檢驗標準，排斥各種淵源流傳的民族醫學與民俗醫學，漠 視早存於社會中巫術與宗教的疾病信仰與醫治方法。二次世界大戰後醫學人類學 關注到醫學與科學的分際，認為疾病的探討與醫治，不僅屬於科學的範疇，也 必須納入到文化的範疇，各民族的原始醫藥不是一堆無意義的習慣行為，是社 會適應文化自行發展而成的醫療系統，是受到文化指導與制約的醫療觀念與行 為，顯示醫學除了重視科學技術的研究與發明外，更要深入到自然生態環境中 代代相傳的社會文化（註9）。
若現代醫學依舊獨尊科技，排斥人類其他的精神文化，是停留在人性的傲慢 與偏見上，掉落到科學與宗教尖銳的矛盾與對立情境，困死在恩怨情仇的意識 形
態裏，無法從長期歷史糾葛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這種截然對立的意識形態，彼此 誓不兩立的極端情結，在當代社會中已逐漸地在化解之中，如基督教會主動退 出自然科學領域，為歷史上受教會迫害的科學家平凡與昭雪，主張宗教與科學 的分工，把已知領域交給科學，把未知領域留給宗教神學。除了教會調整自己原 來對科學的態度與立場並力求適應現代科學的發展外，科學家也意識到現有的 科學方法不是萬能的，不能解釋一切，是兩種不同的真理，無法全靠科學來徹 底戰勝、取代與消滅宗教，承認科學與宗教應該長期並存。這種分有關係不是井 水不犯河水的割裂關係，同時是互動的矛盾關係，既有對立的一面，也有同一 的一面，雙方可以在有限與無限的研究領域中進行合作（註10）。
當代安寧療護的崛起，顯示在醫學體系中宗教與科學的攜手合作，除了採用 科學醫療來進行症狀的處置與疼痛的控制外，也重視病人心理社會與靈性層面 的需求，以及工作人員的哀傷輔導。在醫療領域中，宗教與科學是可以互相包容
當代安寧療護的崛起，顯示在醫學體系中宗教與科學的攜手合作，除了採用 科學醫療來進行症狀的處置與疼痛的控制外，也重視病人心理社會與靈性層面 的需求，以及工作人員的哀傷輔導。在醫療領域中，宗教與科學是可以互相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