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秀 摘要
永續發展作為21 世紀的主要關鍵詞與潮流，如何落實於全球、區域、國家 與地方已經成為地球「生死存亡」的議題。其中永續評量系統的建構即為瞭解「為 何而戰，為誰而戰」的具體措施。台灣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又非聯合國的會員 國，推動永續發展別具全球在地化（glocalized）的指標意義。本文由社會角度切 入，以論述永續台灣評量系統建構的理念與實際。首先以「永續發展同心圓」來 探討永續發展的社會基礎與內涵，以便連結環境與社會。接著以環境社會學的觀 點來評析相關的理論與模型，以展開學術性對話。以此為基礎，論述適合「台灣 脈絡」的評量系統社會架構與立基(rationale)，包括作為 PSR 系統的社會壓力與 四 大 範 疇 。 隨 後 進 入 操 作 層 次 的 論 述 ， 包 括 部 會 間 的 linkage 、 地 方 培 力
（empowerment）與短氣度指標的社會觀察。最後以「典範轉移」總結永續台灣 評量系統的社會論述。
關鍵詞：全球在地化、永續發展同心圓、培力、典範轉移、永續台灣評量系統、
短氣度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D)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keywords of 21st century. How to lin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glob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local actions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the earth. Among the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measuring
“sustainability”.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conduct a discourse, in a social orientation, on sustainable Taiwan indicator system (STIS) in terms of IPO (input, process and output) model and glocalized approach. Firs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ntric model” is presented to address SD’s social context and content. Second, related theories and models are reviewed in the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Based on that above mentioned, this paper aims at introducing STIS’s social structure and rationale including PSR model and her four categories. In addition, governmental linkage as well as local empowerment is observed in linking with STIS.
Finally, “paradigm shift” is presented to conclude social discourse on STIS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Taiwan”.
Keywords: gloca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ntric model, empowerment, paradigm shift, sustainable Taiwan indicator system (STIS)
一、永續發展的社會基礎與內涵
永續台灣評量系統包括社會指標、經濟指標、環境指標、生態指標與制度回 應指標，由於採用 PSR 模型 (Pressure, State and Response：壓力、現況與回應)，
因此社會指標與經濟指標同被視為壓力指標；環境指標與生態指標為現況指標；
制度回應指標為回應指標。本論文企圖針對其中的永續社會指標部份，論述其由 規劃至完成的過程，包括理論、架構的社會基礎、社會指標的台灣脈絡與操作實 務的社會觀察。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CED ），所發表的「布朗特 蘭報告」（ The Brundtland Report ）開啟了「永續發展」的時代。在國內，永續 發展被廣泛討論。例如蕭代基（1992）認為當代福祉之增加不可以降低後代福祉 為代價；黃書禮（1994）則由生態經濟的觀點來探討永續發展；戴華（1992）則 加上「道德」與「世代正義」的規範來討論；黃榮村（1993）認為：應體認未來 發展的不確定性，並留給生態系一個可供轉圜的餘地，以保證未來確有可居住之 環境。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配合聯合國的定義強調：促進當代的發展，但 不得損害後代子孫生存發展的權利。國科會永續臺灣願景與策略研究計畫則認 為：在人類社經發展的過程中，謹慎認知並嚴守環境的承載能力 (carrying capacity) ，以避免侵害下一代的持續性發展機會。王俊秀(2001a)主張：永續發 展是以環境/生態為主軸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另外，探討過去歷期之「都市與計 畫 」 期 刊 ， 葉 欣 誠 等(2002) 針 對 跨 國 性 永 續 發 展 指 標 ESI(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將台灣列入排名，結果顯示：2001 年 123 國的排名中。台 灣名列58；2002 年 143 國的排名中，台灣名列 119。李永展(2002)修正黃書禮(1996) 研擬的台北市永續發展指標，再提出7 類 49 項指標來評估台北市的「永續趨勢」， 發現市政建設與住宅政策較趨向永續。詹士樑等(2003)採用「系統思維」與「感 受性模型」探討永續社區發展的26 項變數，並模擬政策介入的影響與回應。
全球變遷(global change)乃是環境問題「地球化」的同義語，也是人類剝削 自然的一項具體成果。這些「地球化」的環境問題包括臭氧層破洞、溫效應、酸 雨、熱帶雨林減少、砂漠化、物種減少、海洋污染及有害廢棄物越境移動。全球 變遷一方面顯示「污染無國界」，進而凸顯「宇宙船地球號」的意義。另一方面 更顯示出環境問題不只是「髒」的問題，也是生死存亡的問題。1992 年地球高 峰會議首度讓各國政府及民間團體同台競技以來，由上而下(bottom-up)的非政府 組織(NGO)所形成的社會力已成為全球環境保護的主流，另一方面 NGO 同時也 凸顯出另類NGO(No Government is OK)，不但表示了解決全球變遷問題必須解 構「國界」，而且也表示了民間社會力在追求永續發展下的「無政府」取向。環 境社會學家一再指出：國家、資本家及住家是三大污染源(王俊秀，1997)，在成 長 機 器(growth machine)的 領航 下 ， 加 入 (addition)、 提 出 (withdrawal) 及簡化 (simplification)的作用加速進行造成了環境的「淪陷」(Schnaiberg, 1994)。又由於
國大得無法解決小問題，家小得無法解決大問題，而資本家更「俘虜」了國家 (captured model)，於是「三家」共同納入「環境破壞共犯結構」中，在此趨勢下，
「永續發展」只是道德用語。除非如 Milbrath(1989)所言的「反省均衡」促使了 社會轉型及典範轉移(超越)，人類才有機會「延遲」環境變化的速度，以「時間」
換取「空間」。
空間是被社會所生產出來的(Lefebrve, 1974)，而環境社會學亦強調人(社會) 與環境間的「正交換」(王俊秀，1994)，在此理念下，各種永續發展運動(例如國 民信託運動、地方21 世紀議程運動等)作為「社會力」的展現不但具有「典範轉 移」或「變遷全球」的功能，而且具有社會解構及社會再建構的深層意義(王俊 秀，1999)。Pearce (1994)於探討永續發展指標時，提出了人造資本、人文資本及 自然資本，1996 年世界銀行也提出了三種指標來衡量「國力」：經濟資本、人文 資本及自然資本。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已經成為永續發展的代名詞。特別是 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同時，政府將一些環境敏感區(山坡地、海岸)等作為經濟建設 的地點，「以環境換取經濟」乃成為經濟發展的策略之一，以致GNP 淪為國民污 染 毛 額(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及 垃 圾 、 噪 音 及 污 染 (Garbage, Noise &
Pollution)(王俊秀，1994；Wang, 1998)。
在上述背景下，永續發展已成為跨世紀(跨越 20 世紀)與 21 世紀的主要關鍵 詞與潮流，2002 年於南非舉行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可為証。圖一顯示了過去 以來發展的軌跡，共有三個階段：三圓分立、三圓交會、三圓同心 (王俊秀，
2001b)。在三圓分立的階段，資本主義方興未艾，發展方向「一切向錢看」，因 此經濟發展獨大，社會與環境面向各行其是，而且成為經濟發展的附屬品，例如 廉價勞工與環境污染。因此三圓之中，明顯的經濟大於社會與環境，又以環境為 最小圓，此階段的特色就是「沒有整合」。接著為三圓交會的階段，交會點為「生 活品質」。社會與環境面仍然成為經濟發展的裝飾品，經濟發展到一個地步，需 要美麗的環境來搭配，以提升「生活品質」。在此階段，雖然有交會，但是經濟 仍大於社會與環境。此階段的特色就是「沒有正義」，特別是沒有環境正義，因 為所考量的「生活品質」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並未考慮動植物的「生活品質」。 最後才是三圓同心的階段，回歸「沒有土地，那有花」的思考，讓環境、社會與 經濟的互動關係以永續(to sustain)為核心來重新審思。因此環境與生態從附屬與 裝飾的角色轉移至關鍵與優先的角色，同心的轉變使得環境、社會與經濟獲得最 大的交集，不再只是「交會」的角色。同時環境與經濟的「同根性」再次有對話 的機會：兩方的學門同為 eco (ecology vs. economy)， eco 的拉丁語根為 oikos ：家，因此將地球視為「家」來管理，方能呼應「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 主張。此階段的特色就是「典範建構」，唯有同心圓的思考，才能發揮整合與正 義的作用，建立以環境/生態為主軸的「永續發展典範」。此典範所揭示的目標朝 向建立「環境友善的社會」與「環境友善的經濟」邁進，因此社會與經濟如何不 友善的衝擊環境，也是永續台灣評量系統的社會與經濟指標所面對的問題：壓力
指標。本論文在永續發展同心圓的脈絡下，論述了社會面向在永續發展中的相對 位置，由於採用 PSR 模型 (Pressure, State and Response)，社會指標在永續台灣 評量系統中定位為「壓力指標」：社會與環境的「負交換」，但仍留下更多「正交 換」的論述空間：因為培力(empowerment)，社會使環境變大，朝向「永續社會」
邁進。
圖一 永續發展同心圓 二、環境社會學的觀點來評析相關的理論與模型
環境社會學主張：環境是由社會生產出來的 (Hannigan, 1995；Martell, 1994)。因此如何建構或再生產一個永續社會乃成為台灣的挑戰，有關探討永 續社會的理論模型，最早可追溯至古典社會學家 Otis Dudley Duncan 於 1959 年所提出的區位(生態)結叢(Ecological Complex)，以 P(人口)、O(組織)、E(環 境)及 T(科技)四個因素為主軸。其次，C. Tilly 於 1974 年提出的(生態)三角形
(ecological triangle)，其內容為 SO=f(P+S+A)*SG，SO：社會；P：人口；S：
空間；A：活動，特別強調的 SG 則為另一種看不見的手：「社會文法」(social grammars)，例如島嶼的文化基調與社會脈絡。
Dunlap & Catton (1993)以環境社會學的角度將上述區位(生態)結叢賦予新的 項目及意義而成「區位(生態)結叢擴大版」。其模型為 E=f(PPSCT)，其中 E: 環 境(包括社會、自然、建成及變遷環境)；PP: 人口及人格；S: 社會結構；C: 文 化；T:科技。特別是科技已成為永續發展的兩面刀，科技成為雙手的延伸到以「工 具理性」主導的「科技決定論」都是「環境壓力」的來源，由早期的工業污染到 近期的生活污染皆是「環境不友善現況」。
近年來又有一些模型陸續提出，討論最多者有以下二種。首先 Erhlich (1991)年提 I=PAT (I：衝擊；P：人口；A：富裕程度；T：科技)。接著 Durham (1992)年在上述模型中加入 C (消費模式)，即 I=PACT。不同的項目簡述如下:
A(富裕程度): 人吃不飽只好吃山吃海，因此貧窮與富裕皆為環境的殺 手，而「一切向錢看」的心態也是「環境壓力」。貧富差距引起的「環境 掠奪」─生存用能源及奢侈用能源─造成環境不友善現況。
C (消費模式): 磨坊經濟的大家推結構再加上「生物性物質循環」與「社 會性物質循環」的差距擴大，使得浪費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接著 Hempel (1996)年又發展出 I=(V+C+M)A，簡述如下：
Ｖ(價值觀)：是否由人類中心主義朝向生態中心主義，其中的指標可含兩 性平等度、社會正義度、環境正義度等。
M(市場)：市場失靈及沒有市場的社會成本(負面表列)，以及自然資本、
人文資本(正面表列)之社會層面。
A(擴大因子)：含人口、制度及科技等，人口部份不只衡量「人口問題」
亦包括「問題人口」。
此外尚有一些相關社會模型也一併探討。著名古典心理學的場面理論(field
此外尚有一些相關社會模型也一併探討。著名古典心理學的場面理論(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