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新聞與災難期間的媒體功能

一、災難與災難新聞的定義

早在兩千多年前，老子《道德經》就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文字；

深具社會關懷的十九世紀英國作家Charles Dickens，曾以西元七十九年爆發的義 大利維蘇威火山和頃刻遭掩埋的龐貝古城，比擬摧毀者和被摧殘者的關係。人們 對災難的敬畏和感嘆，古今中外皆然。

澳洲的災害管理法案(the Disaster Management Act)將災難定義為足以導致社 區崩潰的事件，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原狀。比方自然發生的颶風、地震、

水災、海嘯、疫病，或者人為造成的化學汙染、廠房爆炸、恐怖攻擊。早期社會 學者 Fritz (1961) 也持類似的看法，認為災難發生於特定時空，對社會或其中的 自足區域造成嚴重損壞，使其無法持續原有的運作型態，可進一步區分為自然與 人為兩種（臧國仁、鍾蔚文，2000）。

所謂的「災難新聞」，根據Larson (1980)的說法，則是媒體對災難的二度建構，

不僅涵蓋事件發生當下，也涉及事前警告和事後的衝擊評估、重建後續（彭芸、

谷玲玲，2000）。災難新聞也似乎與生俱來便具備特殊魅力，往往「報得最大、讀 者最多，也被記得最久」(Sood et al., 1987)。

災 難 的 顯 著 性(conspicuousness) 、 不 可 預 期 性 (unexpectedness) 、 持 續 性 (continuity)和強大衝擊性(intensity)具備極高新聞價值，自然成為吸引閱聽人注 意、媒體爭相報導的素材。也因此2000 年九二一大震期間，光是中部災區就出現 上千名記者湧入採訪的「盛況」（蘇蘅，2000）；對於 2004 年年底，發生於千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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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並不因海嘯所在的印尼距離遙遠就不受關注。

Quarantelli (2002)曾針對美國九個遭逢災難侵襲的社區，作過一份當地報紙的 調查，發現平均每家報紙有近90 則相關報導，且當中 33%的新聞刊於頭版，55%

在前三版出現。

有意思的是，災難新聞的傳播並非一廂情願，而是「兩情相悅」。也就是說，

不僅媒體「喜歡」報導災難，閱聽人也「樂於」接收。美國報業公會1973 年的調 查就顯示以下結果：閱讀率最高的新聞類別，正是「意外與災難」(accidents and disasters)，有高達 39%的讀者讀過。讀了政治新聞的人只有 25%，還有 33%的讀 者閱讀一般的人情趣味題材(Sood et al., 1987)。需求決定了供給：媒體深受商業邏 輯制約，由於知道讀者愛看這類議題，對於災難新聞也就格外重視。

災難新聞的報導模式，多著重傷亡人數、災情慘狀等戲劇元素，同時亦受媒 體性質的影響，而有不同的重點著墨。Spencer(1992)等人便指出，電視步調急促，

仰賴視覺刺激，由於播送時間有限，必須省略細節，因此災難的衝突性在此格外 凸顯。至於以報紙為首的平面媒體，可運用篇幅較大，能夠針對災難相關訊息多 方深入探討。此外，電視報導訊息多為單向，不像報紙往往提供各方發言論述的 空間。

除了各時期普遍具備的特色，災難新聞的報導主軸，也隨時間遞移和社會需 求的轉變而不斷調整。英國BBC 編輯 John Jefferson 曾以時間序列更迭的概念，

分析災難新聞框架的演變：立即災情報導首先應運而生，接著媒體開始追逐人情 趣味故事(human stories)，最後才進入提出議題、反映災難中所有族群聲音的時期 (Harrison, 1999)。臧國仁、鍾蔚文（2000）也認為，災難初期「只要與『事件』

有關之變化就是新聞」，因此災區慘況最受關注。要等到災情漸趨穩定，傷亡人數 幾乎停止變動，才可能挖掘事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彭芸、谷玲玲（2000）的九二一大地震電視新聞文本分析顯示，最常出現的 主題為救援行動與生還狀況 (24.6%)，其次是災民生活情形 (15.5%)、政府、政治 人物 (13.1%)、民生經濟 (12.3%)、人情趣味與社會溫暖 (11.2%)。正呼應了以上 論述，反映在災難初期，民生、救災、人物故事等軟性題材為報導主力，重建、

責任歸屬、政策等硬新聞則不太受重視。

延續這般災難報導的「傳統」，至少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挺進」理所當 然成為基層記者和組織高層，所能想到最直接的達陣工具：只要到達現場，捕捉 的題材夠驚心動魄，主管自然能夠認可記者在危難中衝撞拚搏的努力。災難新聞 注重「實況」和「衝突」的框架，就某種程度而言，的確支配了記者的勞動型態。

二、媒體在災難期間的社會角色

學者 Lasswell 認為，傳播有三大社會功能：守望環境(surveillance)、協調決 策(correlation) 和教育(education)（李金銓，1981）。一旦災難降臨，交通與通訊 網絡中斷，在難以循一般管道獲得消息的情況下，閱聽人對資訊的渴求勢必更為 迫切。就公共服務和守望的功能而言，災難新聞的存在確實有無可撼動的價值。

災難發生時，媒體扮演的社會角色如下：

（一）告知重要資訊，避免集體恐慌

媒體在災難發生時最直接扮演的社會角色，便是告知和反映真實，減低民眾 心理上的不確定性，即Lasswell 所謂的「守望」。NHK 電視台歸納 1995 年阪神大 地震期間日本國內媒體報導震災的四大特色，包括報導災民及災區狀況、讓受災 戶安心、告知親友平安與否的訊息、提供災民生活上需要的資訊（彭芸、谷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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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便是上述社會功能的展現。BBC 的編採手冊也明言：「即使無法確認災難 中死傷者的身分，我們也必須盡快縮小未知擔憂的範圍，讓民眾不要陷入無謂的 焦慮。」(Harrison, 1999)

（二）聯絡社會各階層，促進資訊流通

徐佳士(1979)曾將大眾傳播媒介比喻為「神經中樞」，社會系統則是人體。當 災難的侵擾破壞了社會正常運作機制，神經中樞便得居中調節聯繫，讓人體盡速 恢復原狀。

八八風災期間，部分時段一一九專線塞爆，民眾於是call in 電視台通報災情。

甚至屏東縣長曹啓鴻、當時的內政部長廖了以，都透過電視台隔空討論救災事宜，

這當然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從中也可以發現，媒體確實像神經系統，在災難來 臨時充當指揮所(command post)（趙庭輝，1991）──一方面匯整地方訊息聯絡 中央，一方面也協助政府，將訊息由上而下，傳達給閱聽眾。

（三）凝聚團結意識，監督救災進度

媒體除了於災難期間扮演定心丸、指揮所等角色，某些記者冒險深入災區現 場作第一手報導，也可能揭露災情，引導政府與軍方前往救援，同時持續監督救 災進度。比方此次八八風災小林滅村，就是因為電視台記者的挺進才得以曝光。

藉由災情的廣泛報導，媒體甚至能夠凝聚民氣、激發社會共同意識，募得實際的 物資與金錢幫助災民，充分發揮公共服務的功能（杜玫玲，2005）。由此可見，「挺 進」仍有一定的貢獻，亦是媒體在災變時得以發揮社會功能的關鍵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