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從莫拉克採訪經驗看記者的挺進與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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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In-depth Reporting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從莫拉克風災採訪經驗看記者的挺進與勞動

“Hunt in the Mountains Though the Tigers await”—

An Examination of Journalists’ Ventur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 through Their News Gathering Experience

in the Typhoon Morakot Catastrophe

王彤勻 Wang Tong-Yun

指導教授：洪貞玲博士 Advisor: Hung Chen-Ling, Ph.D.

深度報導指導老師：徐梅屏老師 In Depth Reporting Advisor: Hsu Mei-Ping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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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曾幻想過無數次把碩士帽扔得老高、把學位證書牢牢握在手上的場景，也明白無論早晚，這天終將來臨，不過真的到了寫謝辭的這一刻，卻感覺不很真實，

大概畢業對我而言，是個太美好的夢吧。

可是從起點到終點的一切，從大綱提案到final 口試間近一年的奮鬥，都真切地不像夢境。這篇深度報導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除了感謝新聞所兩年半來教導我的每一位老師，予我扎實的學術及實務訓練，首先便要感謝我的兩位指導洪貞玲、徐梅屏老師：洪老師對報導的文獻架構、問題意識提出許多具體建議，在寫作的過程中更不時給予鼓勵。從老師身上我感染了對學術與人生的熱情，也學會相信自己──多數時候只要努力，沒有辦不到的事情；徐老師則啟蒙我採訪寫作的能力，對字句的嚴謹以及內容的「不疑處有疑」，讓我了解何謂記者該有的氣度與堅持，只要想起老師的「刀子口，豆腐心」以及率性筆跡，深夜的改稿時分，

就不禁溫暖起來。也要特別感謝兩位口試委員許瓊文、洪淑惠老師，鼓勵我親身回到災區現場，懷想、感受風災當下的震撼。

訪問過程中眾多學長姊協助穿針引線，記者大哥、大姊們也傾力相助、坦誠相告，點點滴滴的小善意，匯流而成的力量無比巨大。這篇報導如果動人，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幕後的說書人，願意分享行囊中精采的故事，也讓我得以略窺新聞業的真貌。

寫作的馬拉松漫長而勞頓，幸虧我的老朋友、好同學，於是柳暗之後，總會花明。永遠的1025──小令、宜君、潔、韋穎、小祺欣、維亭、綿──每一次久別聚會、每一句貼心話語都像沙漠裡的綠洲，知道彼此的曾經，以及曾經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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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與蛻變，是單純而喜悅的。感謝親愛的新聞所r97 與論文討論會戰友──尤其怡蓉、若筑、曉翔、國涵、筠婷──往往第一手承受我自報導起跑以來，各式的騷動與不安，然後寬厚地出借耳朵和肩膀。兩年多來，那些夜宿研究室苦思法律辯論、編輯小雜誌、電視新聞外拍剪片、暗房裡半夢半醒的時光，我想，這是我們共享，最珍貴的獨家。

感謝我親愛的爸媽和家人，一直是支撐我前進最重要的動力，即使關於種種甜蜜和感激，我往往說不出口。老爸親自跑一趟、陪我下南部採訪，老媽常擔心我在論文摧殘下不正常的作息，嘮叨著要我早點就寢；謝謝我的老妹和老弟，只要不拌嘴，能有你們的貼心陪伴，真好。

記得挫折的時候對自己說過，最亮最多的星星，往往在最幽暗的深夜盡頭，

在幾乎覺得曙光不會再出現的當口，才能見到。

如今星星露臉了。

我想，這篇報導的完成，是一個階段的結束，卻也是新的開始。

白晝還長呢，謝謝陪我一程的你們，謝謝。

201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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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009 年八月八日深夜，中度颱風莫拉克侵襲台灣，造成 659 人死亡，40 人失蹤，其中高雄縣小林村滅村導致近五百人身亡、六龜新開部落32 人遭土石掩埋等慘劇，於全國民眾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莫拉克風災也因其災情之重、災區分佈之廣，不僅國內媒體大規模報導，亦受國際媒體關注。

災難向來是社會焦點，負責前往現場傳遞第一手訊息的記者，其「挺進」行為也引發熱烈討論。本篇深度報導共訪問18 位於莫拉克風災期間下災區的記者、

1 位同事、6 位公司主管、5 位學者專家，試圖還原風災採訪的實況，並反映組織支援的條件、記者的勞動情境及挺進抉擇。

本篇報導發現，記者於災難期間遭遇的勞動困境，包括(1)組織所提供硬體(採訪、安全)設備不足(2)人力調度吃緊(3)新聞室內、室外的斷裂(4)自身勞動意識的缺乏。而在判定事件具備一定新聞價值的前提下，記者們挺進與否則受到(1)截稿時間(2)人身安全與獨家選擇(3)救災狀況(4)天候與環境等因素所拉扯。

由記者實際的勞動情境可觀察到，他們於災難期間十分缺乏、且亟需面對的問題，也許是人身安全的保障──多可以從組織層面來推動：實際做法包括實施安全訓練、提供安全裝備；另外在個人層面，記者也可以多方嘗試災難報導的可能，稍稍緩和挺進的壓力。同時，透過執法機關的強制力，提高組織與記者的配合度，以上因素若能多方持續作用，記者於災難期間的勞動條件與安全保障也才存在改善的可能、進步的空間。

關鍵字：災難新聞、記者、挺進、莫拉克、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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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mmary

At midnight of August 8^th, 2009, medium-strength Typhoon Morakot stroke Taiwan, causing 659 people dead and 40 others missing before it finally headed to China. News such as the destruction of Hsiaolin Village in Kaohsiung, which claimed nearly 500 lives, and the mudslide which buried 32 in Xinkai Village of Liukuei Township, Kaohsiung County, have left strong impressions on nearly every

countryman’s mind. Because of the devastating calamities and the widespread disaster areas, the typhoon has attracted large scales of attention not only from local media, but also foreign ones.

Disasters always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journalists’ behavior of

“advancing to the front line,” meaning going to the spot to acquire first-hand

information, has been under heated discussion. This in-depth report has interviewed 18 journalists who went to the disaster areas during the Typhoon Morakot period, one of their colleague, 6 media superintendents, and 5 scholars or experts, trying to restore the scenes of interview on typhoon days, and to reflect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support from media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journalists and their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advance or not.

This in-depth report finds that the working predicaments journalists f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interviewing disaster-related news include: (1) the inadequacies of (interview, safety) equipments (2) the shortage of manpower (3) the discrepancy of recognition between superintendents in the newsroom and journalists on the spot (4) the lack of labor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prerequisite of regarding the events as having certain degrees of “news value,” journalists usually judge whether they will advance further depending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1) press time (2) the dilemma between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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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and the chase for exclusives (3) the situation of evacuation (4) the conditions of weather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working condition in reality, we can observe that the urgent issue

journalists have to face (which they really lack when interviewing disaster-related news) may be the proper protection on personal security. The work can mostly be done by the media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carrying out security training lessons and offering safety equipments. On the individual scale, a journalist can try out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reporting disasters, which might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advanc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should use its coercive power more, to make the organizations and journalists cooperate in doing the right things. If all the elements mentioned above could consistently work out together, 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journalists as well as their safe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porting disasters may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ement.

Keyword: disaster reporting, journalist, advance, Morakot, labor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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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深度報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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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從莫拉克風災採訪經驗看記者的挺進與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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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風災背後的故事：他們如何挺進？

2009 年八月八日下午兩點，中度颱風莫拉克已自桃園出海，然而南台灣的惡夢才正要開始：這個長得像逗號的颱風，尾巴仍在高雄、屏東一帶流連。濃密的雲系、旺盛的對流，將高雄縣小林村包裹得風雨交加；十四個小時後，滅村事件發生。奇怪的是，村滅了之後，有人不撤退，反倒往山裡跑。這天深夜，山區荒廢的工寮，瑟縮著兩個憔悴身影。他們不是救難隊，也不是村民。

「晚上很冷，我們就抱在一起。一直跟救難隊聯繫，確定隔天早上六點多有直升機進來，帶受困民眾出去。我說我們發燒，裝成病患，當時頭髮比你這小女生還長，很狼狽。被載到台南機場後，消防局派了三輛救護車來接，一上車馬上被識破，因為開車的剛好是我朋友。」

說到這兒，黃佳琳大笑。他是自由時報駐高雄的地方記者，和他抱在一起的不是女友，而是蘋果日報的同業。畢竟，記者本不該佔用救難資源採訪，他們為了縮短下山時程趕發稿，於是臨時想出喬裝生病災民，搭「便機」下山的主意。

聽來像是諜報片才有的情節，卻是莫拉克風災期間的真實經歷。

所謂「挺進」，指的就是黃佳琳這樣的新聞工作者，為取得第一手資訊，深入環境嚴峻的事發現場；無論手邊資源多少，都盡力走到最遠。

面對災區種種路斷、水淹、山崩的險境，記者如何以「非常的」管道，抵達這些「非常的」地點？且讓我們回到一年前的八月，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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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牢籠還糟的「流籠」

對岸隱隱傳來災民的呼救，放眼望去，前方三十公尺一片蒼茫，高雄縣六龜鄉新發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途徑──新開橋──已不復見。站在斷裂的橋頭往下看，巴斯蘭溪水勢洶湧，村內村外的交通，幾乎完全中斷。

生死兩茫茫，村內和村外此刻僅存的連結，只剩民間救難隊以電纜權充鋼索架設的簡易流籠。

「完整」的流籠，是以木板、藤條等較堅韌的材料，製成方形或圓形的籠子，

再用滑輪吊掛於粗鋼索和另一麻繩上，藉以飛渡山谷或溪流。¹然而新發村的「流籠」，根本沒有「籠子」，更別提鋼索；一切全仗一條細細的纜繩支撐，纜繩的寬度，只有小拇指一半粗。

路透記者莊璧綺當時腰部套著套索，雙腳凌空吊掛，由對岸的人拉過河。雖被告誡不許亂動，她途中仍舊忍不住探頭下望，不敢相信自己真懸在十層樓高的天空。

由於流籠一次只能承載一人，趕時間的記者於是學山地青年，將身體往大型垃圾袋裡一套，就這麼雙手拉著袋口，溯溪而過。在岸邊排隊等候流籠的中國時報記者朱真楷看得目瞪口呆：「我覺得他們根本在玩命！」

不過，他搭流籠進入新開部落後，遇到斷橋，這回連吊掛的流籠都沒得坐，

仍舊得徒步走過急流。當時，就在眼前，一個救難隊女隊員差點被沖走；沖力大到那女生落水後，隊員拉住她的背包，結果背帶整個斷掉，讓一旁的朱真楷嚇出一身冷汗。

1 定義詳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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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人員吊掛流籠，試圖進入新開部落蘋果日報林振義／提供

白浪滔滔我不怕

除了新發，六龜的寶來村一樣災情慘重，暴漲的寶來溪和荖濃溪淹沒了聯外道路，知名的溫泉區全「泡了湯」，六百多人受困斷糧。華視記者謝安安前往採訪，

橋斷了，開橡皮艇載她進災區的，是當地兼營民宿的泛舟業者。據她的說法，當時沒有他台記者，自己是最早挺進寶來溫泉區的。

謝安安表示，進去前一天，才有救難隊員因橡皮艇翻覆而喪生，也難怪業者起初不肯載人，「可是我是女生，我ㄋㄞ（撒嬌拜託）他啊。」

等到花了一小時拍完畫面，準備下山，才發現橡皮艇竟然已經在放氣。原來下午四點之後開始漲潮，水位太高，載人太危險；業者不想冒險，建議他們乾脆在災區住一晚，隔天再來接。謝安安無奈的說，如果留宿，當天無新聞可發，無法向長官交代，不就白忙一場？還是央求業者開橡皮艇送她出來，趕晚間新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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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為了捕捉最前線這些僅此一次的鏡頭，付出的代價，小則受傷，大至危及性命。路透的莊璧綺搭著竹筏，深入屏東佳冬的淹水區採訪時，就不慎在水裡劃傷了手；黃濁的髒水中，動物屍體、死人、冰箱、排泄物忽現忽隱，如今回想起來，還是膽戰心驚：「那種情況，誰知道一個小傷口可能會怎樣？說不定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就死掉啦，這很難講。」

藍波的試煉：咬著牙，也要走

當時在聯合報擔任高雄駐地記者（後來轉任蘋果日報台南駐地）的李恩慈笑著說：「感覺自己很像藍波！」

的確，她有資格誇口：跟著搜救隊員前進六龜中興村草南部落，開車只要十分鐘的路程，她足足走了七小時。途中地貌劇烈改變，歷經垂降百餘公尺深谷、

緊貼山壁行走、躲避堰塞湖潰堤、攀爬六十度陡坡等不可能的任務，靠的全是一雙不服輸的腿。

實在很難想像，今年不過二十六歲，皮膚白皙、身型纖細的李恩慈，怎麼辦得到？她說那時沒空害怕，一心只盼一切趕快結束。

個兒嬌小，身高一百五十公分的中天記者任以芳，同樣稱得上女中豪傑。她跟著返鄉的原住民青年軍，走從前打獵的古道，深入屏東大社部落，在樹林裡鑽來鑽去，還真像魯凱族傳說中「雲豹的子孫」，進去一趟就是八小時，走到「鐵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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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八八風災一周年前夕，小林村仍像無人的溪谷，河床上巨石遍布。

研究者／攝於2010 年 5 月 9 日

有採訪車開很方便，但一般轎車一旦遇上顛簸山路，底盤很容易受損，也不可能適應所有的地形。這時候，為了機動性，記者寧可不開車，選擇用走的。

自由時報的黃佳琳，是最早跟著家屬徒步十幾公里，進入小林村的記者之一。

聊起當時的路況，他並不覺得危險，還語出驚人的說：「只經過兩個斷崖而已。」

不過當時天候不佳，雨下不停，走得全身又溼又悶，很不舒服。家屬又心急如焚，

不斷趕路，為了避免跟丟，他也只好埋頭快走。在這種情境下，只看得見「辛苦」，

哪裡顧慮得到「危險」？

後來黃佳琳獨自前往六龜合興部落探勘，由於連接甲仙和六龜的台二十線國道已斷，只好改走南橫，但走了五公里就折返。他解釋，道路坍方，路面全是爛泥，人一走進去，就陷到腰部，不得不宣告任務失敗。消防署隨後拜託傘兵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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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搜救部落裡失聯的七、八十戶人家，深入七公里之後，也選擇回頭。可見，

任務實在艱難，連專業人士都可能被迫放棄。

但黃佳琳不甘心，跟著另一批救難人員再次挑戰，走了三天，終於抵達目的地。沒經驗的他，想不到會走這麼久，除了攝影器材，只帶了一雙雨鞋，幾乎沒準備什麼糧食，一路吃足苦頭。

按黃佳琳的說法，山難救援不得不各顧各的，他只能從救難隊員那兒分得一兩片餅乾，渴的話就接泉水喝，看到路邊有竹筍就現剖。一年後聊起，他輕鬆調侃自己：「我那一陣子，真的瘦好多。」

停車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即使是藍波，李恩慈也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她回想挺進六龜的經過，在報導中這麼寫：「當時沿著荖濃溪走了一個多小時，不巧溪水暴漲，過不了河，還好遇見一輛挖土機，我們請司機協助，他二話不說，讓七個人擠在鏟斗裡渡河。」

中國時報記者朱真楷也曾走著走著，在往災區的路上大手一揮，攔下整排軍用卡車想搭便車，一千多人的部隊全都「剉咧等」。長官不但沒有不耐煩，還熱情邀他上車，一同前往災區勘察。

東森電視台新聞部總監孫嘉蕊附和，風災期間的確常有民眾主動引導記者前往災區。經歷過災民帶路的東森記者彭光偉說，他從台北下去，人生地不熟，碰上那樣不成路的路，非拜託當地人開車不可。

除了挖土機、軍用卡車，記者們還搭過什麼樣的便車？蘋果日報的林振義，

到新開部落的時候，搭的是鄉公所的「資源回收車」。林振義解釋，蘋果雖有四輪傳動的採訪車，仍未能應付慘到極點的路況；資源回收車底盤特別高，剛好。路透記者莊璧綺則遇上一位由村外買了瓦斯，準備回家煮飯的先生，就順道搭了人家的老爺吉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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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的採訪任務，和升斗小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在這樣的場合交會；這般浪漫邂逅，多少有些荒謬。記者時時稱呼組織為「家裡」，然而，於交付任務、逼近災難第一現場的同時，這個「家」究竟提供了什麼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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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困境浮上檯面

前一個章節，藉由回顧記者的「冒險故事」，揭曉了他們如何挺進災區的謎底。

然而，這些故事背後隱藏了什麼寓意？我們學到的第一課是，記者的勞動困境，

部分得歸咎於組織：由於組織的壓力與限制，他們往往在採訪的實際過程、個人權益的爭取中，處於相對弱勢。以下便根據訪談十餘位記者的結果，將他們面臨的勞動困境分為設備支援、人力動員、新聞室生態、勞工意識四個面向來討論。

這些問題絕非只在莫拉克風災期間發生，不過，此次風災的不可預期和大規模，

卻是檢視以上問題很好的切入點。

困境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從「象腿雨鞋」和「青蛙裝」談起

資歷七年、年年跑風災的中天文字記者任以芳，颱風天的好夥伴除了防水「青蛙裝」，便是在南部雨具店挖到的寶貝「象腿雨鞋」：近一百公分的長筒設計，妥貼保護記者的腿。任以芳個兒小，雨鞋可以一路包到大腿，水淹得再深，裡面的褲子、鞋襪都不會溼。

這些實用設備，多數媒體採實報實銷，並不統一採購。比方TVBS 僅提供輕便雨衣和雨鞋，至於青蛙裝，全公司只有四、五件；風災期間記者需要什麼先墊，

再向公司報帳。法新社則不定期為專案採訪任務編列預算：攝影記者葉陶軒採訪冬季奧運的時候，公司給了他們每人三百塊美金，選購羽絨衣和雪褲。

至於報社，則多採「無為而治」。向來予人大手筆印象的蘋果日報，對於雨衣、

雨鞋這些個人必需品，也沒有補助。

這類小事看似瑣碎，卻是記者挺進的重要後盾，食宿也是一例。中視攝影記者江長銘在嘉義的第一晚情況混亂，他跑完新聞回到市區，飯店早就客滿；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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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部採訪中心副主任黃乃琦事後解釋，可能是地方特派員協助安排的時候忙中有錯。不過，當天江長銘只能住汽車旅館，要等情侶「辦完事」才能進去；記者的尷尬，可想而知。

路透莊璧綺觀察到，有些媒體可能一天只給記者八百元台幣的住宿費，為了省錢，許多同業連晚上睡覺都要好幾個人擠一間。她坦言，國際通訊社在滿足個人生活層次的需求上，無疑大方得多，路透的每日住宿預算沒有上限：「因為以我們的標準，台灣沒有貴到不能住的飯店。」

小記者的大夢

以下故事，百分之百真實。

某平面攝影記者帶電腦進災區，不巧第二天故障了，於是託同事帶來備用機應急，結果竟然拿來一台有十年歷史的古董。路透莊璧綺目睹同業處境，相當同情：「那裡面連基本的照片處理軟體photoshop 都沒裝，你說一個攝影記者要怎麼辦？」

每個小記者，心中也許都懷抱著這樣一個美麗的通訊夢：不用擔心網路在偏遠山區突然斷線、手機突然失聯，總有最新的設備，可以上山下海，窮盡所有好新聞。

夢想一：衛星電話

高雄縣旗山國中的操場旁，一群記者忙著用3.5G 網卡連線，卻總是連不上。

「叫中華電信多拉幾個基地台過來啊，」大家七嘴八舌。連說過「3.5G 就是我們的SNG」的莊璧綺，也不由得緊張。畢竟，連和災區有段距離的旗山國中收訊都如此不良，又怎麼進山區採訪？

網卡的不穩定性連帶拉長在災區現場和發稿地點間往返的時程，挺進距離因而受限。中國時報的朱真楷每天花兩小時從山上到山下，就只為發稿，之後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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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小時回山上，繼續採訪；揣想來回四小時可能錯失的災情變化，直說「很可惜」。回憶當時 CNN 記者站在土石流旁直接用衛星電話傳畫面的場景，他臉上流露羨慕神情。

圖三：衛星電話，國外救難人員正在使用資料來源：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Satellite_phone.jpg

那，沒有衛星電話，是因為太貴嗎？一支基本型的Iridium9555，號稱支援衛星多，接通率高，要價52000 元，且可儲值，沒有使用期限的限制。然而，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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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美聯等國際通訊社，國內媒體沒有一家提供這樣的設備。

蘋果日報攝影中心副總林俊安回應，報社從前買過衛星電話，之所以未再添購，是因為衛星電話會「過期」。由於得透過衛星撥接，一旦仰賴的衛星壽命結束，

電話壽命也就跟著告終。幾年前報社買的電話，如今紛紛失效，因此現在記者多半仍使用3.5G 網卡上網。

衛星電話大小近似 A4 紙張，有個收發碟，必須和筆電連結，才能傳輸檔案或當一般電話撥打。單機重量比筆電略重，且需要調整角度才能收發訊號，美聯社攝影記者賴魯慈之前到阿富汗採訪美伊戰爭，就用它在沙漠發稿。

雖然衛星電話既笨重，上手也需要技巧，卻真能減輕發稿的時間壓力：一旦有好東西，隨時就地傳輸，不必趕著離開現場，挺進的距離也就可以拉得更遠。

夢想二：SNG 車

平面記者有網路便能發稿；對需要大量畫面與影片的電子媒體來說，SNG 車才是王道。中國時報的朱真楷便將跑莫拉克新聞時，同業拆解 SNG 車的神奇過程，寫成一條新聞：東森電視台的工程人員擔心路況不佳，SNG 車上不了山，於是把裝備從車上卸下，用四輪傳動車運上去，一堆零件散在地上，就開始連線。

災難事出突然、發展難料，往往需要即時連線，才能傳達現場的震撼。因此，

掌握操控器械的專業固然重要，組織能夠提供足夠的SNG 車更重要。以下讓數字說話，看看有線和無線新聞台的陣仗，真的差很大。值得說明的是，給人資源充沛印象的國際通訊社（路透／法新／美聯），在台灣都沒有SNG 車；主因是台灣分部幾乎只耕耘平面，並無影音傳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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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新聞台SNG 車數量比較表 媒體名稱風災期間調

動SNG 車數目

媒體名稱風災期間調動SNG 車數目無

線

公視 3 有

線

東森 7

華視 4 三立 8

中視 4 中天 10

資料來源：訪談內容、銘報即時新聞綜合整理研究者／製表註：樣本為研究者能取得精確數量者

總括來說，無線新聞台SNG 車數量不及有線台的一半，一旦出動多組人馬採訪，只能將車輛停放於災區中間點，供記者輪流使用。無線台新聞時段少，新聞到手不但要跟有線台比賽誰播出得早，自家記者並要相互卡位，爭奪SNG 車的使用機會，以免當天業績掛零。

舉例來說，公視的三輛SNG 車，風災期間分別停放在甲仙、旗山和屏東。記者林靜梅由於災區和 SNG 距離太遠，常放棄在中午發稿，因為來回不符時間效益，自然也不可能任記者依意願無止境的挺進。這一來一往，擁有較多SNG 車的有線台，便有更豐沛的本錢深入災區。

華視記者謝安安說，莫拉克颱風期間的狀況是「誰先到誰先剪，剪好就傳回去，很刺激，很緊張，沒有來不及這回事，都要來得及」。SNG 車數量短缺，的確讓原本緊繃的發稿壓力直線攀升；至少，就記者角度而言的確如此。

公視的 SNG 車不僅數量少，機型還很老舊，外貌長得像 OB(Outside Broadcasting Van，戶外轉播車)，體積是一般 SNG 車的兩到三倍。其他電視台的 SNG 輕便靈活，早已開到半山腰，公視卻因車體過於龐大，卡在半路，根本沒法上山。

關於無線台SNG 車普遍短缺的現象，風災時任公視採編中心副主任的林曉慧回應，風災後公視已開始積極採購，2010 年底前至少有一、兩輛新型的 SNG 車會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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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公視的老式SNG 車，體型龐大，車長達一般轎車的三倍，車寬也近兩倍。研究者／攝影

夢想三：採訪車

電子媒體多和租車公司簽約，由租車公司提供採訪車跟司機，按月計費，價碼隨車種而異：有線電視台某位負責車輛調度的小姐表示，一般轎車月租約一萬三，底盤較高的吉普車則為一萬五，該台用的就這兩種。另外還有性能更好的車子，月租費達一萬九，電視台就沒有選用。

各家有線、無線電視台裡，民視資源豐厚：公司不但有多達二十輛自家的採訪車，還有編制內的司機，車上印有電視台logo，甚至能將採訪車作為「宣傳車」，

「沒事就把『娘家』或『夜市人生』掛在外面，增加自家戲劇曝光率，」民視攝影記者沈建宏說。

平面記者缺了公司的資源挹注，比較可憐，得開自己的車。某報平面記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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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聽說同事的車在六龜撞壞底盤後，報社只補貼一萬修理，於是南下高雄期間，

一定將愛車停在美濃，無論路況如何，絕不駛越雷池一步。相較之下，聯合報攝影記者侯永全就幸運些，當時報社派了一輛採訪車送他下災區。可惜聯合報遷到汐止之後，採訪車制度也走入歷史。

說來說去，一切都來自成本考量。當時負責調度的前中國時報都會中心主任

（後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陳賡堯表示，平面媒體經營困難，沒有餘力提供採訪車，能夠補助的部分，報社會盡量做。

記者為了避免自己的車輛損壞，開車自然謹慎，對挺進災區的程度也就多所保留。一位記者說得沉痛：「報社該給的資源要給，實報實銷，感受就不一樣，你會比較賣力挺進。今天我的車進去，被砸、被埋，會有補助嗎？未定。那我為什麼要？把底盤刮壞了，又不會賠。」

蘋果日報是目前唯一配有採訪車的報社。莫拉克風災期間，攝影中心的四輛採訪車全數出動，其中兩輛為四輪傳動。遇上不足的時候，報社也臨時租用小轎車。即使記者平日在市區開自己的車採訪，油錢也可以實報實銷。無怪乎挺進災區現場時，蘋果記者往往衝在最前面，走到最裡面──長官要求嚴格固然是重要因素，然而在高要求的同時，組織也給予記者高規格的支持。

表二：國內外媒體採訪車支援情形比較表媒體名稱採訪車

支援狀況

媒體名稱採訪車支援狀況

國內

媒體

聯合報無，地方記者視轄區大小，補貼油錢。李恩慈負責的高雄縣面積最大，

每月油貼五千。

國外

媒體

法新社無，租車／叫車

費用公司全包。

平時有油資補助，一公里貼十元。

自由時報無，油錢包在薪水裡，未另外補貼（月薪約五萬。）

路透無，租車／叫車

費用公司全包，

任何支出實報實蘋果日報台北攝影中心、台銷。

中、高雄都會中心各備有採訪車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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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輛，其他縣市則無；加油使用公司卡片全額支付。

中國時報無，油資另外補貼，每人每月七千。

資料來源：訪談內容整理研究者／製表

困境二：人力調度吃緊

「我們應該是全世界（所有曾自力報導八八風災的媒體裡）cover 這條新聞最少人的媒體，」某記者語出驚人。這聽來像在開玩笑，因為，她所屬的公司名號響噹噹，絕非一般人印象中營運窘迫、沒有明天的企業。

你猜，所謂的「世界第一少人」有多少？答案是，就一個。她的名字叫莊璧綺，這家人手「拮据」的媒體，叫路透。

這個例子過於極端，不過莫拉克風災期間，無論平面或電子、台灣本地媒體或國際通訊社，動員起來都相當困難。面對散布在屏東、嘉義、台東、高雄、台南、南投的災區，怎麼派人好像都不夠。

即使同為電子媒體，有線台和無線台的陣仗仍然「差很大」。就算同屬中時集團，中天有動員上百名記者的實力，中視連同地方記者，人數卻只有五十人。八八風災時，華視在高雄縣市派出三組人馬，東森則至少有七、八組，人力相差一倍有餘；時任公視採編中心副主任（後卸下行政職，專任記者）的林曉慧便無奈表示，台內文字記者實在太少，所有災區現場，只靠五至七組記者負責，無法像 cable 台一樣接力挺進。人手短缺的結果，阻礙了深入災區。

天無絕人之路：有錢好辦事

不過，人少有人少的辦法，莊璧綺的劣勢在風災期間反而成為優勢。一方面，

彼此沒有競爭關係，同業知道她孤軍奮戰，多半願意「呷好逗相報」，告訴她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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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災情；另一方面，如果真漏了什麼精彩照片，也可以向其他拍到的記者「借用」

來應急，俗稱「調片」。一般媒體記者之間要調片，純粹套交情；國際通訊社的「調片」，每張公定價 1500。這個價碼有多優厚？自由時報每張照片「刊出」的稿酬不過100 元，記者蘇福男自嘲「連貼車錢都不夠」。

美聯、法新等國際通訊社也採相同作法，舒緩不少挺進壓力。畢竟美聯社當時的四名記者有三位是外國人，聯絡只能仰賴台灣籍的賴魯慈，四個人行動被迫綁在一起，難以發揮最大效益。法新社即使由香港緊急調派人手支援，總共也只有五名記者，和動輒百人的電視台相較，實在「滄海一粟」。如果組織不具雄厚財力，可以藉調片彌補人力的不足，跑起新聞來真會左支右絀。

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

報社財力遜於國際通訊社，人手也沒有寬裕多少。中國時報前都會中心主任陳賡堯直言，莫拉克風災是中時於2008 年六一八裁員之後面臨的第一波大挑戰，

南部僅有以往三分之一的人員可運用。從前高雄縣有七、八位地方記者，現在只剩三人。其他各報此次動員規模則在十五至三十人之間，蘋果日報光高雄都會中心就出動九位攝影，七位文字；自由時報在高雄縣市也有二十名記者輪值。然而和動輒百人的有線台相較，還是少得可憐，因此報社記者多半單兵作戰，隻身挺進災區，比較辛苦也比較孤單。

不過，兩人一組跑災難新聞真的比較好嗎？如果無法克服彼此的歧見，反而可能影響挺進的程度。中天的任以芳就聽說，有文字同事為了是否繼續挺進災區，

當場和攝影撕破臉。

有你，真好：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那麼，採訪夥伴是否真有存在必要？

路透的莊璧綺享受獨自工作的自由，但也坦承公司派專人開車是很大的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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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讓她在移動間也能發稿或稍事休息。中國時報的朱真楷雖說一人顧一條線很單純，遇上落單的年代電視台攝影還是相互扶持，一起攀岩、爬坡。中天記者任以芳已經有了搭檔的攝影大哥，在前往屏東三地門伊拉部落採訪搜救直升機墜毀的新聞時，還是跟TVBS 駐地、台視記者以及蘋果記者等三人同行。這一切其實都是基於人身安全考量。

中視攝影記者江長銘打趣，同伴的重要性就是「當其中一人被大水沖走，另一個可以打電話救命」。雖是玩笑話，倒也是事實。

困境三：新聞室內和室外的斷裂

坐辦公桌的上級和在外闖蕩的記者，對新聞的想像恐怕難以一致，前聯合報地方記者李恩慈坦言，台北長官有自己的觀點：「即使看了我拍的照片、錄的影音、

寫的文字，還是無法親身感受那種震撼，還是會覺得，台北無風無雨，沒什麼。」

路透莊璧綺平時和部門主管兩人分擔採訪，工作量沒那麼大；然而風災期間，主管不巧在西藏休假，不清楚實際災情規模和災區範圍，得知美聯、法新並未加派記者，便也沒有派出人力支援，重擔就全落在她一個人身上。

這樣的斷裂，無論肇因於時空阻隔引發的資訊不對稱，還是長官個人的成見，

對第一線記者都相當不利：一方面主管難以百分之百同理在前線打仗的記者，準備資源多少會有所保留；一方面也可能自己想像災難新聞的形貌，甚而對記者做出不合理的要求，譬如希望他們挺進、挺進、再挺進。

想像與現實的戰爭：誰來掌舵？

當「想像」和「現實」間出現落差，該由誰作主？在階級運作根深柢固的新聞室，主管的意見還是擁有壓倒性優勢。華視的謝安安前往六龜不老溫泉採訪，

一路跟著國軍，拍攝一系列阿兵哥扛米、扛瓦斯的驚險鏡頭，甚至還一手拉繩攀岩，一手拿麥克風搏命演出。拍完之後，長官竟然告訴她「這條新聞從頭到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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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出現國軍」，原因是當天已有國軍聞屍體的報導作頭條，長官不希望題材重複，她就這樣被當頭澆了好大一盆冷水。

中天的任以芳到屏東縣三地門鄉採訪救援直升機墜機，跑完新聞已經下午一點，山上下起傾盆大雨，大家都趕著撤退，友台竟有一組記者還繼續往深山部落挺進，只因為長官要一條女婿拿鏟子、徒手營救遭活埋老丈人的新聞。任以芳想起同業冒雨涉險、獨行的背影，不禁為他們抱屈，「應該不是自願的，我看他們臉很臭。」

不過，並非所有媒體主管都如此不近人情；新聞室內和室外的斷裂，不是沒有可能透過溝通來彌補。中視攝影記者江長銘表示，2004 年平宗正事件²過後，

長官特別叮嚀記者量力而為，注意安全。他有次在宜蘭採訪風災，拍到大水突然暴漲，港區警衛逃跑生死一瞬間的精采畫面，可是現場所在的山區，電線桿倒成一片，路面不時冒出火花，他被困在山洞裡，不敢出去。溝通過後，長官要他不用急，等了半個多小時，直到風雨平息，確定高壓電斷電了，SNG 車才進來帶人。

信賴關係與新聞產製

主管願意「放手」，視情況給記者主導權，其實就是信任記者。聯合報攝影記者黃義書引用「哪有吃燒餅不掉芝麻」的新聞圈老話，大方的說「掉一兩顆無傷大雅」，認為偶爾漏新聞不要緊，重要的是主管得信任記者的能力。

任以芳便有這樣的經驗。莫拉克期間，她深夜偶然看到叩應節目，從中發掘線索，隔天向上級報告，就跟著原住民青年軍挺進了屏東三地門，探查失聯的大社部落，來回整整花了十六個小時，還在山裡過了一夜。主管知道這則新聞無法立刻播出，卻充分授權，放手讓她去跑。任以芳說，之所以敢賭這一把，是因為她確定沒人帶路根本不可能進得了現場，只要進得去，一定是獨家，事後長官也

2 2004 年 10 月 25 日，台視攝影記者平宗正在納坦颱風期間，為採訪基隆河員山子分洪隧道開挖新聞，不幸落水身亡，當時右手仍緊抓攝影機不放。新聞圈內一般認為，平宗正是擔心賠不起手上昂貴的攝影機，不敢鬆手，終致犧牲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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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認可她的表現。

組織的動員考量，除了地緣關係（地方記者優先）、體能狀況（中視地方記者宋德威為特種部隊出身，被派往六龜山區），更考慮記者的「即戰力」；比方棒球選手，一上場馬上就要能打下分數。聯合報攝影中心生活組組長楊光昇指出，跑災難新聞的記者，最要緊的就是臨場反應快、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千萬不能派那種「平常表現好，可是一遇到大事，整個人都變了，開始慌張、碎碎念」的人。

主管的信任，記者必須靠一次又一次大場面中的好表現掙得；然而，所謂的

「好表現」、「獨家」，又往往得以身犯險「挺進」，方有可能換來。這因果關係，

透露著奇異的弔詭。

困境四：沉睡的勞工意識

一年前的溽暑，大水夾雜土石，肆無忌憚漫上甲仙大街；一年後，即使街上麥當勞一樓的玻璃外牆上泥漬仍依稀可見，小鎮卻已恢復平靜；甲仙的冰店裡，

午後涼風吹拂。自由時報高雄駐地記者蘇福男邊吃冰，邊提起自己之所以不向公司爭取衛星電話跑莫拉克風災新聞，是覺得爭取沒有用，事後往往不了了之。綿密的芋冰，在口中慢慢化開，嚐來竟有幾分苦澀。

公視記者林靜梅也感嘆，記者常為不公不義的事發聲，自身遭不公不義的對待時卻只敢隱忍，做這一行，似乎非得耐操、讓自己很疲累不可。

低落的勞工意識，也使得工時、休假、保險等基本勞動權益長年不受重視。

平時如此，災難期間更是變本加厲。

沒錢拿，沒假休，沒關係

以下表格整理幾位記者於莫拉克風災期間的工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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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莫拉克風災期間記者工作時間表媒體名稱記者姓名每日工作時間（隨救難隊出發時

間而異，每天略有調整）

連續工作天數

公視林靜梅 6 a.m. ~9 p.m. 9 天

中視江長銘 6 a.m. ~8 p.m. 9 天

中天任以芳第一天5 a.m.~

隔日3 a.m.，之後多是當日下午到隔日凌晨

14 天

TVBS 許甫 6 a.m. ~8 p.m. 7 天

聯合報侯永全 8 a.m. ~11 p.m. 4 天，隔週再下去 4 天中國時報朱真楷 7 a.m. ~11 p.m. 10 天

自由時報蘇福男（地方記者）

9 a.m. ~12 p.m. 2 個月

蘋果日報林振義（地方記者）

分早晚班，但仍會超時早班：8 a.m. ~6 p.m.

晚班：2 p.m. ~12 p.m.

正常休假，週休二日。

路透莊璧綺 7 a.m. ~ 12 p.m.（含調片） 7 天法新社葉陶軒 7 a.m. ~ 12 p.m. 14 天

資料來源：訪談內容研究者／製表

根據勞基法第30 條，勞工每日正常工時不得超過八小時，且每兩週總工時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指出，媒體既未向主管機關申請加入責任制³，就適用勞基法對一般行業的相關規定。根據上表，掐指一算，即使每日表訂工時最短的蘋果日報，也有十小時左右。加上莫拉克風災期間，記者

3 勞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對責任制有如下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列工作者，得由勞雇雙方另行約定，工作時間、例假、休假、女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不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六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理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參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不得損及勞工之健康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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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超過一星期沒有休假，其實早已違反勞基法。

聯合報攝影中心生活組組長楊光昇直言，執勤五、六天是小case，記者這時候剛好才要進入狀況，在熟門熟路的時候把人叫回來，等於前功盡棄。

為了路線經營的效率，組織拉長個人連續值班天數可以理解，只是，風災採訪結束後，該休的假、該領的加班費，有沒有如實補休、補領？連續兩週沒休息的任以芳事後只休三天，因為休太多「不好意思」。她認為，同事彼此體諒，不會去計較休假日數，「就共體時艱嘛。」

將休假與否和共體時艱綁在一起，很容易予人若休假太過頻繁，會增加同事負擔的聯想。同事間的人情壓力──這種「大家都沒休，我也不該休」的觀念─

─讓記者就算從災區回來了，在享受應得利益時，仍舊無法百分之百擺脫罪惡和虧欠感。

假如，不休假便是共體時艱，那麼在人力最吃緊的國際通訊社，記者豈不是 7-11，全年無休？事實不然。法新社攝影記者葉陶軒從沒領過加班費，假卻不曾少休。他表示，公司絕不汙假，萬一兩位攝影同時休假，甚至願意花錢請國外記者代班。可是如果記者堅持不休，公司一毛加班費都不會給，美聯、路透的情形也是如此。

公視是台灣目前少見，「確實」發放加班費的媒體，此制度於2009 年開始實施，表訂可以請領的時段，是早上八點半前或晚上七點半後。「不過在幾點之後下班必須真的是因為工作，而不是故意東摸摸西摸摸，」前採編中心副主任林曉慧笑著補充。

許多媒體其實都有補休、發放加班費的規定，實際運作卻形同具文：可能准許補休，但因同事未必有空代班而休不得；加班費也往往在長官明示暗示下，幾乎沒有記者「敢」申請。

不夠保險的保險

八八風災初期的那一天，在災區奔忙的某位記者突然接到公司打來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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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索取個人資料，要為第一線的他加保意外險，讓他好感動。回來後才得知，

期限只有短短三天；第三天後的徒步挺進、坐橡皮艇、流籠渡溪，都沒保險。

訪問當天，他抱怨老闆草菅人命，身邊的太太勉強地開著玩笑：「意思是我如果當了寡婦，有一千萬可以領。」他憤憤地接話，挖苦道：「對啊，時機還要抓準，

只有前三天才有。」

跑災難新聞期間，許多記者並不清楚工作單位的投保情形。前資深記者、現任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的林照真就說，她從前出國採訪，多自己在機場買保險；事後有沒有向公司報帳、出發前公司有無加保，早已記不得了。

原則上，國內媒體在莫拉克風災期間替記者加保的模式，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是不再額外投保，直接沿用入行時的人身意外險，金額在一、兩百萬元左右，

中天、TVBS 都是如此。有些媒體除了一般意外險，再針對出差記者提高保額，

金額可達上千萬，比方中視、東森、聯合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

國際通訊社除了勞基法規定雇主必保的「勞保」，倒沒有為記者加保意外險。

法新社的做法是，發給每位記者一張「救命卡」，如果需要援助，可以打上面的電話。法新社記者葉陶軒表示，1999 年東帝汶通過獨立公投，卻也引發民間暴動、

印尼政府武力掃蕩的慘劇，法新社得以留守到最後一刻才撤離，就是因為保險公司不計代價動用小飛機，將受困記者平安救出。要是採訪時受了傷，救命卡也能確保記者在醫學進步的環境接受治療。倘若兩相比較，這樣的即時援助，顯然比無法立刻派上用場的保險金，管用得多。

使命感──自我閹割的雙面刃

2009 年八月十一日，八八風災後幾天，前聯合報記者李恩慈跟著救難隊，進入荖濃溪山區採訪，夜裡卻遭遇堰塞湖潰堤；砰砰砰的巨大聲響，陡然間由遠而近快速襲來，據說當時水流的時速，高達兩百公里。大水在他們避難的山洞外越淹越高，一行人幾乎是坐以待斃。聽見身旁一位消防隊員打電話向老婆交代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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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讓她覺得自己真的「快死掉了」。

經歷那麼多挺進災區的辛酸，以及未被組織珍惜善待的心酸，記者下次若遇到類似狀況，是否還會奮不顧身？多麼意外，得到的答案，說「是」的幾乎一面倒。平安歸來後的李恩慈說，既然走過這最恐怖的一段，還有什麼好怕？路透的莊璧綺也表示，有沒有加班費都無所謂，公司讓她以記者的身份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已經是一種 “privilege”（特別的恩典），一種 “reward”（獎賞）。

為了這份使命感，記者可以發揮潛力，又拼又衝，不怕危險。挑戰越艱困，

帶來的成就感越大，也因此他們往往懷抱某種程度的英雄主義心理，期許自己為常人所不能為、忍常人所不能忍。當任務結束，回到現實世界，這才驚覺自己也許能征服災難，卻仍對勞動困境無能為力。現任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的許瓊文，

有五年電視記者經驗；她的評論，一針見血：「記者常覺得自己是 somebody，等到權益被侵犯，才發現怎麼突然就變成了nobody。」

多數記者即使發現權益受損，還是選擇默默承受。公視記者林靜梅在莫拉克風災期間連待災區九天，這麼長的工作時間不是第一次；2008 年她採訪北京奧運，連續工作一個月沒有休息，照理說可以提出中途換班的請求，「但沒有人會那麼不上道，」使命感反而成為記者沉重的枷鎖。

革命不輟的勇氣

採訪風災後，不少記者坦承對組織的生態失望；最直接的，便是曾經給上級許多建議，卻一再因為成本考量被打回票。老闆凡事以撙節開銷為依歸的心理，

或許也能夠解釋，為什麼當記者們要求添購衛星電話等器材，報社會置若罔聞。

然而，公視令人稱羨的加班費，就是記者多年努力的成果，透過不斷衝撞和溝通，原本不敢夢想的制度，終於在2009 年實現。還有，許瓊文在中視任職的時候，颱風天上班不能補休，直到有同事向勞委會告狀，才忽然可以補假。

使命感和勞動意識並不衝突；但革命要成功，憑一己之力太單薄。台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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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協會會長楊偉中主張，無論薪資待遇、採訪器材，或安全設備、勞工教育，

其實都應該由工會出面，跟資方談清楚。個別記者即使發現權益受損，也常因為害怕被指責為麻煩份子而選擇噤聲，如果有工會，「今天就不是我個人愛計較，而是大家基本勞工權益的問題。」

然而，單一媒體組織的工會，人數有限，也容易受資方要脅利誘。2008 年，

有二十年歷史的中國時報工會之所以主動解散，據工會顧問鄭村棋的說法，有部分原因就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願讓工會幹部與資方一搭一唱，犧牲基層勞工利益。因此，如果可能，組織跨媒體工會向資方聯合施壓，成功的機率相對而言也會提高。

2010 年六月通過的工會法最新修訂版本裡，籌組工會的單位限制已然放寬。楊偉中建議，媒體從業人員可以籌組「北區大眾傳播業工會」一類的跨公司產業工會，

不限單一媒體、也不限記者入會，統一向資方爭取權益，力量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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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挺進與否的理性與感性

來自組織的壓力，固然對記者勞動條件形成不利影響；不過，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關於「要不要挺進」、「挺進到哪裡」這些更細緻的操作問題，在上級概略性的方針之下，仍存在個人斟酌的空間。當然，經判定「具備一定新聞價值」

的事件，才有挺進的必要；在此前提下，根據受訪記者的自述，可將他們決定挺進距離時所拿捏的變項，初步歸納為截稿時間、成名代價與生命價值的兩難、救災情形、天候狀況與地理環境等四類，其中有理性的分析，也不乏情感的考量。

截稿時間的緊箍咒

華視記者謝安安被困在寶來溫泉區，等待橡皮艇接送的時候，內心突發奇想：

要是國軍直升機可以幫忙，把拍好的帶子空投出去發稿，該有多好。

她深切感受到截稿時間壓力的例子，還不只這一樁。不過一天前，她才在屏東林邊和位於高雄市區的華視南部地方中心間三次來回：第一次為了午間新聞，

第二次為了晚間七點的時段，至於第三次，則是因為主播李四端有個晚間十點的新聞節目，所以又回現場補拍。來回一趟路程，得花一小時以上；三趟，便是三小時跑不掉。

為了及時趕上發稿，記者挺進必須謹慎估算往返時程，不可能毫無顧忌。蘋果日報攝影記者林振義在六龜新開部落拍完照已經下午四點多，由於拍完趕到發稿地點還得輾轉一、兩個鐘頭，他當時拍到不錯的畫面便馬上回頭，搶搭流籠回去，無奈碰上災民排隊等待救援，內心很掙扎。一路捱到六點多，才厚著臉皮，

拜託前面的災民讓一讓。

倘若未在截稿時間和挺進距離間取得平衡，為了趕發稿，記者很可能在災區路況不佳的情形下，還要賭命飛車。過來人公視記者林靜梅坦言，她做新聞工作這麼多年，已經不像剛入行時那麼「俠」，「比如從小林村到甲仙明明要花一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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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不可能趕著二十分鐘、三十分鐘下來，因為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命，還有攝影、駕駛的命。」在這樣的緊要關頭，採訪車、SNG 車等硬體設備夠好，對第一線新聞工作者而言格外珍貴：只有後勤支援夠水準，車子夠好開，截稿壓力才有可能只因為新聞本身而存在。

要名，還是要命？

記者這行，挖到獨家固然很好，如果搶不到獨家，至少不想要「獨漏」，也因此即使環境再艱難，只要聽說哪家媒體挺進災區，其他記者硬著頭皮也得跟。只不過，攝影記者小沈的故事，有些不一樣。

八月十五日，他前往比高雄新開部落更深山的好茶村採訪，雖然希望能跑出獨家，但為了安全起見，仍和幾位同業結伴渡河進入。當時水位只到腰部，水勢卻異常兇猛，背著七公斤機具的他，一個沒踩穩就跌入水中，足足漂流了二十多公尺，才被帶路的原住民救回。尷尬的是，這麼「精采」的畫面，由於自己落水，

只有自家沒拍到，同行的東森、年代、TVBS 通通全程錄影。他上岸後打電話告訴擔任文字記者、同在災區跑新聞的女友，自己成了新聞的主角，女友還不相信。

「想不到她回飯店後，哇賽，51 到 55 台全都是我，包含主播後面那個背板，

都是我，後來又發現連 CNN 也把我放第二條，」小沈說。那一陣子，他連續五天不敢看新聞，也坦承曾經想把新聞「搓掉」，而且覺得「不公平」。

他表示，其實落水意外常發生，更嚇人的故事所在多有，偏偏曝光的就只有他。後來有位東森文字記者，在新開部落搭流籠的時候，繩索忽然斷裂，直接墜入河中。這麼千鈞一髮的「事蹟」，外頭卻沒有人知道，「因為沒人拍、沒人報啊。」

小沈透露，自己出事後，同業抱怨上級開始有意無意的要求，說如果可能，

最好單獨挺進。原因是，就算「不幸」落水，新聞也不會流出去，成為「人家」

的「獨家」，「家裡長官會說，你看那個誰『玩成這樣』，你今天要不要也（向他看齊）……。我覺得，這是很不正常的，誰願意落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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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單獨挺進，取得獨家，甚至冒著被大水沖走的風險「成為獨家，一舉成名」；或與同業「相互扶持」，即便落水也有旁觀者伸出援手，至少留下紀錄？生命價值與新聞價值的抉擇，又是記者艱難的考題。

救災皇帝大

眼前是暗潮洶湧的佳冬大水，橫越了之後，前方便是沒有記者到過的災區，

大可輕易跑出獨家。一艘救難橡皮艇，擺在面前，你坐不坐？

美聯社賴魯慈當時的答案是：No！因為同行的有四人，一上船就占了四個座位。他認為，這些位子，留給災民用更有價值。半年後問他，他的回答依舊斬釘截鐵，“No！”

搭流籠、坐小艇、搭怪手，記者挺進災區的方式無奇不有，也給人為了獨家、

不擇手段的印象。不過，一旦遇上救災，人命關天，他們往往心軟，認為一切應以大局為重。

中天的任以芳是另一個好例子：在步行八小時進入屏東大社部落之後，她並未貪快貪便宜，跟著體弱的災民上直升機，寧可再走八小時的路回去，堅持「只要還有腿，就一定用走的」。除了不願影響救災，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希望引發輿論壓力，讓外界認為「記者耍特權」。

不佔用橡皮艇、直升機等救難資源跑新聞，人人都會同意。然而，當記者跟著救難隊挺進，無意間影響了救災進度，其實也是某種形式的資源佔用。

前聯合報記者李恩慈沒遇過這麼大規模的風災，天真的穿了布鞋就想上山，

最後消防隊員看不過去，給了她一雙雨鞋。堰塞湖潰堤的夜裡，大水漫上他們避難的山洞，隊員擔心她的安危，把唯一一件救生衣往她身上披。她坦言，一路上都很不好意思，因為自己不曾受過爬山、攀岩的相關訓練，又怕延誤救災，因此從頭到尾都「很巴結」，即使累了也不敢喊著要休息。最慘的是當天碰上生理期，

身體其實很不舒服，只是一旦跟了，就要跟到底，不可能中途退出。她事後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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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真的不想連累救難隊，不過還是拖累了進度。

順天而行，量力而為

俗語說：天有不測風雲。不過，對一部分身經百戰的記者而言，颱風天的狀況，多少可以預料。到了深山，觀察雲靄和天色的變幻決定撤退時機，更是風災採訪必備的知識。任以芳從七年的親身經歷中學會，颱風來襲的前幾天，山區雨下不停；風災後期，天氣型態則轉為早上天晴，下午驟雨，且降雨強度、雨勢均大，所以只要碰上午後的採訪，她都提早離開。

自由時報的黃佳琳則提到，當時之所以偽裝成小林村災民搭直升機下山，除了希望盡快向報社回報消息，一方面也是由於天候狀況不佳，路面隨時可能崩塌，

考量到自身安全，於是放棄順原路慢慢走回的念頭。

萬一採訪經驗不足，不清楚什麼樣的天候或地理狀況才安全，參酌當地居民的意見再決定是否挺進，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這也是自由時報地方記者蘇福男在風災期間一貫的策略。年資二十年的他「身經百戰」，表示自己遇到重大災難，

除了克服萬難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採訪，對自身的安全防護也會更加注意，不再像菜鳥記者那麼魯莽、衝動，畢竟「一旦有什麼閃失，報社的撫卹並不足以保障妻小生計。」

這樣的行事哲學背後，有個心酸的故事。幾年前，有位年輕記者開完編輯會議，吃了宵夜，結果回家途中遇上死亡車禍。報社某長官竟認為「不吃宵夜就沒事」，不願賠償，幾經波折，才勉強以「因公殉職」的名義，撫卹一百萬。組織固然是「依法行事」，但就員工感受而言，不免心寒。

退一步想，如同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所說，記者能具備「勞工意識」

固然很好，但至少要先有「安全意識」；就算未曾懷抱轟轟烈烈爭取勞動權益的願景，至少，也要懂得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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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進可以更安全

面臨組織能提供條件有限的「外患」，和個人心態調整的「內憂」，記者該如何挺進災區，又能全身而退？

尋求災難報導的其他可能

在第一時間挺進現場，即使冒著風險，畢竟是記者的使命；然而要創造獨家，

除了搶快、比遠，還有其他可能。

林靜梅並非首位進入小林村的記者，卻因長期關注環保、農業議題，而和村民熟稔。小林滅村消息一出，她幾乎難以置信，因為她認為居民對山很了解，即使土石流來襲，也多有辦法避開。在訪問倖存者和學者之後，她大膽提出越域引水的推論：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的鑽炸，可能導致小林村附近的獻肚山土石鬆動，一遇大雨便全盤滑落，掩埋村莊。

風災滿周年後的今天，高雄地檢署簽結滅村是天災造成，認定小林村山崩時，

降雨量達1856 毫米，高於山坡穩定臨界值的 1700 毫米，因此和越域引水、獻肚山濫墾沒有直接關係。此最終拍板和林靜梅的論點不同，某種程度上雖反映了記者畢竟不是專家，另闢蹊徑報導新聞之不易；然而去年這則新聞一出，的確促使環評團體和政府介入調查，重新反省國家的土地開發政策。

同樣和小林村有關，自由時報地方記者蘇福男的另一則報導，名為「慈濟永久屋誤蓋文化遺址上」，指出政府選定的永久屋預定地，竟是「新象遺址」的所在，屬於鐵器時代蔦松文化分支；高雄縣文化局卻因安置災民的呼聲高漲，礙於外界壓力不敢反對，導致石器、紅陶片等文物遭破壞。這則新聞並非因為第一時間挺進災區而獲得，卻同樣暴露政府決策過程的粗糙，其價值非一句獨家與否可涵蓋。

公視記者林靜梅認為，新聞發展初期勇於挺進，著重描繪災區慘況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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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災難議題還有眾多面向需要關注；記者可以期許自己進一步觀察現象、理出頭緒、發掘問題。譬如小林滅村事件，不少媒體會報導某村民家中死了十幾個人，

多麼可憐、多麼心酸，可是這只是很重要的新聞「之一」。關鍵在於，事件背後的機制出了什麼毛病，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遭到活埋：比方，政府有土石流警示的警戒機制，為什麼當時沒有啟動？有疏散的演練，為什麼沒有行動？

「要一層一層挖，從事件中得到教訓，不是只告訴大家賺人熱淚的故事，」

她如此認為。

這些好新聞的誕生，並非一蹴可幾。蘇福男一直對人類學感興趣，小林村的發展史，他熟得就像是自己的家族故事：從日治時代的樟腦產業，到村落的平埔和客家族群，都能侃侃而談；林靜梅跑生態新聞已經九年，這次莫拉克風災，她還在台北的時候，就觀察到小林村出現單日1403 毫米的驚人雨量，進而做了氣候極端的報導。

有「備」無患：安全裝備的重要

記者執行採訪任務，需要組織提供可靠的安全裝備。政大廣電系副教授許瓊文將安全裝備定義為「在特定情境中，能夠保護你，讓你安全的器材」，也就是說，

裝備必須因時因地制宜。如果要上山，就得全副武裝，穿戴專用的安全帽、登山鞋、攀岩器材，才算合格。

蘋果日報台北攝影中心配有品質優良、輕便堅固的安全帽，甚至還有採訪槍戰需要的防彈衣。然而，在勞委會公佈的〈新聞採訪人員衛生安全指引〉⁴中提到，

颱風天須為記者準備的救生衣，蘋果就沒有。

即使媒體備有安全裝備，也因新聞事件常為突發而未必「用得到」。前聯合報地方記者李恩慈就感嘆，救生衣和安全帽只在地方特派員辦公室才找得到，突然要用根本來不及拿。莫拉克風災過後，她建議報社直接發放緊急背包給外勤記者，

4可參考勞委會〈新聞採訪人員安全衛生指引〉中的「高風險新聞事件採訪安全注意事項參考表」，

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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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一發生就可以帶著馬上走，「就等等看今年會不會發吧，」她不敢太樂觀。

不過，有些記者不喜歡帶著安全器材趴趴走，理由很簡單：帶得越多，行動越困難。試想一台七、八公斤重的攝影機，加上筆電和衛星電話，起碼二十公斤。

要身負如此重擔，又要穿戴安全裝備，記者怎能不嫌麻煩？也有人覺得，每回災難情境都不同，準備的器材很可能派不上用場，乾脆就不帶了。

只是，組織不能以此為藉口，在安全裝備上打馬虎眼。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舉工地的例子，說明建商不能因為砸在工人頭上的，可能是一顆安全帽無法承受的巨石，就不為他們準備安全帽；同理，媒體也不能因此不為記者準備該有的裝備。

「如果建商有這種事，一定被媒體譴責到死。那為什麼媒體本身發生這樣的事，沒有人譴責？」他直言，相較於攝影機這類媒體認為「必要」的昂貴設備，

安全裝備的支出根本不算什麼。簡單試算一下，一台新式攝影機如果要價一百萬，

安全帽、救生衣、雨衣、雨鞋這些東西加總，怎麼也不可能超過。

安全訓練還是隨機應變？

李恩慈在莫拉克風災期間，攀岩、高空垂降樣樣來，覺得自己像藍波，甚至向主管建議，以後要進聯合報當記者，得先通過「消防隊員甄選」。這固然是玩笑話，卻也顯示災難採訪需要極高的體力和智慧，才能全身而退。如果災難的特性正是無法預期，那麼，安全教育課程能提供的幫助還可以有多少？或者，只要臨場反應夠快夠靈敏，便足以應付各種情境？

考古題讓你更有 sense

「安全課程就像考古題，到現場採訪則像考試。你當然不可能做遍所有題庫，

考場上的題目也不會相同，但經過一再的練習，做起來就比較得心應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如此認定安全課程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