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與災後文化重建

「災難」最早被視為不正常的社會狀態，S.Fritz 指災難是發生在特定時空 的社會事件，造成人員或物資損壞，破壞社會功能運作（臧國仁、鍾蔚文，2000）。 災難分成自然或人為事件。自然事件包括颱風、地震、火災、洪災等；人為 事件包括戰爭、恐怖行動等（翁德怡、石富元，2002）。亦可能發生複合型災難，

譬如日本 311 地震。

初始的災難研究朝向災後如何重建以恢復正常，以及研究災後創傷影響。不 過此假設是災前社會無任何缺陷，但其他研究開始質疑此看法，認為災難不僅因 發生災難事件，而是災前社會早已存在漏洞，讓某些人容易在災難受傷，此類研 究主張原先社會已存在「社會脆弱性」（vulnerability），才會發生災難。

Frank Furedi（2007）認為「社會脆弱性」非災後才出現，是災前既存問題。

「社會脆弱性」提供社會思考，為何天災威脅時，某些團體總是特別容易受傷？

Cutter（1996）說「社會脆弱性」影響受災的機率包含階級、族群、性別等，

此外脆弱性也指災後生活的衝擊程度（張宜君、林宗弘，2012）。災後重建不只 需要思考如何讓災區恢復正常，也須考量災區的社會地位，是否促成此地區存在

「社會脆弱性」，進而重建時，事先預防此風險，以防災難來臨時再次促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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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美國卡崔娜風災後的重建研究中，證實既有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不平 等時，將影響災前逃出和災後重建的速度。以紐奧良市為例，居民以黑人居多，

比起白人而言，黑人擁有的社會或經濟資本較少，不僅災難時較難逃出，重建速 度也較緩慢（John Barnshaw & Joseph Trainor,2010）。並曾以維護環境為由，

限制部分黑人居民重返家園，此舉恐影響黑人文化延續，被抨擊滅絕種族

（Marla、Renia & Shirley，2007）。

八八災區多在原鄉，有研究指出原住民在此災難中，傷亡人數比漢人較高（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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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全球原住民議會中明白指出原住民與土地之關聯，「除了直接射殺我 們之外，最有效消滅原住民的方式便是將我們和我們的土地分開。」未思考原住 民族與山林保育是否衝突時，受災的原鄉幾乎都迫遷至永久屋。從文化面來說，

原住民族遷至永久屋後，生活習慣脫離既有環境後，在狩獵、祭儀、信仰、語言 及價值觀上都有所改變（歐蜜‧偉浪，2009）。

要如何兼顧國土保育下，防止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式微？在災後重建政策中，

應將原住民的文化權納入思考，具體落實原住民的文化權。

Margalit、Halbertal（2004）認為文化權的實踐由淺至深，分成「維持生 活方式的權利」、「一般社會大眾的承認」、「政府出面支持」。總體而言，文化權 至少包含自我認同、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資產等三方面的概念（施正鋒，2008）。

此次引發原住民族激烈抗議，即因《莫拉克重建條例中》首度將「強制遷村」、

「遷居」納入災後重建（謝志誠，2009），問題是以原住民族的觀點來看，維護 國土保育，不只有遷村、遷居一途，許多族人為維護家園、文化，而留居原鄉重 建。在來義部落中，仍有三分之一的族人選擇留在原鄉重建。

四年了，留居原鄉重建的族人，緩慢地從家園重建中穩定腳步，下一步要進 行文化重建，該如何與政府及外來團體合作？而又不與傳統文化衝突？

三、 遷村災後文化重建──文化接觸和文化適 應的衝擊？

原住民族皆曾因政策，被迫從原居地遷居；九二一震災發生時，也曾考量國 土保育，希望部分受災部落遷居他處，讓環境休養。八八災後，災區集中在原鄉，

環境、遷村與文化的議題更被凸顯。

Erica-Irene A. Daes（2001）在「原住民族及其與土地之關係」的研究報 告中，作了以下歸納：（轉引自蔡志偉，2009）

（一） 原住民族與其土地、領域，以及自然資源有著深厚密切的關係。

（二） 這種關係具有社會、文化、心靈、經濟，以及政治面向。

（三） 這些關係具有重要的集體意義。

（四） 這些關係的世代傳遞攸關著原住民族的認同、生存，以及文化命脈。

因原住民族與土地，不僅居住而已，土地亦提供打獵耕田、文化祭儀等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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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field 、Linton and Herskovits（1936）定義文化適應為「由個體所組 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兩個群體之間，發生持續的、直接的文化接觸，導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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