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體西用論的意義與侷限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討論了王韜人生不同階段歷程的思想轉變，便且與同時 期的變法思想相對照，我們也可以知道「中體西用論」在王韜各階段的思想依舊 是重要的因素。那如果我們將「中體西用論」放到 1860 年代的歷史環境來看，
便可以更加清楚理解「中體西用論」會在當時興起的原因，以及其可能存在的侷 限性，而王韜也就是在這樣的侷限性下，有著特殊的地位。
在政治上，1861 年辛酉政變後，清廷政治架構中出現了兩股新興勢力，在 中央是以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弈訢合作後取得政權主導地位的政治集團；在地方則 是因為征討太平天國而逐漸崛起的地方督撫，像是曾國藩、李鴻章與左宗棠等湘 淮軍勢力。這兩股勢力的共同點就是，他們皆因為戰爭緣故而與西方勢力有所往 來，對西方國家在戰爭技術上的領先有直接認識與體會。而當時的中國正經歷了 英法聯軍以及太平天國的內外交攻，極需要進行改革來擺脫目前的困境。在推行 政治改革與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上這兩個大前提下，向西方學習就成為了一條很 適合的路線，也因此魏源的口號「師夷長技以制夷」便被搬上了檯面成為洋務運 動的指導方針。但這樣的改革勢必會衝擊到舊有政治勢力，也因此出現了對學習 西方改革理念進行抨擊的理論，認為中國自身學術文化便能有效的面對當前政治 困境，因而拒絕向西方學習。因此做為一種調和論述的「中體西用論」，在政治 上便能有效的回應並緩和守舊派的抨擊，保持著「學習西方」的大目標。
在思想上，早在鴉片戰爭前，即有人注意到西方勢力在中國活動有可能產生 的影響，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也曾上奏朝廷，認為應該注意西人於數、理科學之 成就，121而西方傳教士也扮演著將西方知識與思想傳入中國的重要角色，所以早
121 汪榮祖，〈論晚清變法思想之淵源與發展〉，收入氏著，《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臺北：聯經 出版，1983），頁77。
在 1860 年代前就可看到西方知識文化對於中國已經帶來一定的衝擊。而晚清學 人在試圖理解西方的同時，其理解的出發點也勢必是以中國傳統知識為基準點來 解釋西方知識文化，在這樣的彼此匯通轉化的過程中，事實上是同時帶有創新與 保守的雙重性的。也就是說晚清學人在面對當下中國的困境時，一方面希望透過 西方知識與技術的引入來解決問題；但另一方面，中國自古以來在整個亞洲東部 一直是屬於在各方面皆高度成熟發展的國家，斷不可能因為西方國家勢力的進入 就完全朝著西化目標前進，所以晚清學人在面對西方知識文化進入的同時，也依 舊希望保持著自身文化在過往所具有的優勢地位。所以為了呼應這樣的趨勢，「中 體西用論」在思想上的合理性也得到確立。王爾敏在〈清季知識分子的中體西用 論〉中認為，「中體西用論」不僅代表著時代意義，也代表著當時的知識分子對 於西方在認識上的改變，更代表著中國士人對西方態度的一種開新階段，承認西 學的學術地位，並視為足資以傅翼中學，也是當時候的知識分子，重新提出接受 西化的方法。122
而「中體西用論」的價值則是展現在於它幾乎可以包容晚清學人所有對西方 文化差異性理解，同時也透過對「中體」絕對性的鞏固，給予了持傳統論者一定 程度上的保護。孫廣德在《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中認為「中體西用論」一方 面承認西方也有學術可以學，一方面又把目標從對付洋人轉到整頓中國上來，顯 示著對西方以及西化問題的進步。同時也是當時一條比較合乎中庸之道的西化途 徑。除了激進的改革者外，大多數人是能接受的。123而且因為前述「體用關係」
之間能動性存在，不管是維護傳統者還是倡導西化者都能透過「中體西用論」來 支持自身理念；而在兩者之間保持中庸態度的人，更是能透過「中體西用論」作 為其不變的指導思想；薛化元在《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 定意識形態的西化理論》中的研究便清楚的說明了，作為洋務運動時期代表主要 改革理論依據的「中體西用論」，到了甲午戰後便因為康梁所提出的變法、新政
122 王爾敏，〈清季知識分子的中體西用論〉，收入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 版社，1976），頁67。
123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頁 171-172。
和學說，已對張之洞的「正統主義」構成挑戰，反而又成為了抗拒西化的理論，
也展現了「中體西用論」的二元特性，一面成為引進西用的理論基礎，另一面則 與進一步引進西方政教的變法派對抗。124但這二元特性同時也成為了「中體西用 論」作為一種調和性的論述必然存在的侷限，而且做為中學與西學之間平衡者角 色的「中體西用論」，如果不能加以突破，勢必會隨著歷史進程而受到淘汰。
在前輩學者對「中體西用論」的研究當中，基本上都同意「中體西用論」存 在著幾個主要的大前提。薛化元認為「中體西用」思想乃是主張在中體不變的前 提下，在用的範疇，也止於用的範疇接受西學，其基本型態是體不變而用可變。
125鄭海麟在《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化運動》中認為，所謂的「中學為體」就是以 清王朝為首的封建主義統治秩序為體。所謂的「西學為用」，就是學習和運用西 方的科學技術來維持這個體。126兩者也都同意「中體西用論」存在著不同派別，
其中一派就是以曾國藩、李鴻章等清朝大臣所代表的洋務派；另一派則是以王韜、
鄭觀應等人為代表的非洋務派（鄭海麟以早期改良派稱之），兩派主要的差異點 在於「中體」的界定範圍以及對「西用」的擴張程度。所以我們可以歸納出「中 體西用論」的幾個重點，首先就是主張「中體」的絕對性不得動搖，以及對「西 用」的採納必須是用來維護「中體」的持續存在等基本前提。但是在隨著對西學 接觸日漸深入後，在「中體」與「西用」的範圍認知上，開始出現了分歧的路線 存在，洋務派偏向在引進「西用」的同時注重對「中體」絕對性的保障；而非洋 務派則是偏向在擴大「西用」時，將「中體」的範圍持續的縮小。這樣的分歧事 實上要追尋到由「理氣論」所延伸出來的「體用關係」本來就不存在著絕對僵化 固定不變的關係，薛化元在《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 ──官定 意識形態的西化理論》中認為雖然「中體西用」思考的基本型態是體不變而用可 變，但並未因此賦予體與用僵化不變的範疇，就採納西學的內涵來看，隨著對西 方認識的深入，認知到西方富強的因素不獨有在船堅礮利上，西方社會的工商業、
124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定意識形態的西化理論》，頁203。
125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定意識形態的西化理論》，頁223-224。
126 鄭海麟，《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化運動》，頁26。
法律與政治制度也是重要原因時，一旦擴大西用的採納範疇，便有可能導致中體 絕對性的範圍產生動搖。127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影響「中體西用論」發展的關鍵 性因素便是「體」與「用」之間所存在的主從關係，就理論的成立來看，透過「中 體」絕對性的確立，給予了當時支持變法論者一個支持學習西方的理論基礎；但 就理論的向下開展來看，「中體」的絕對性也給予一個框架，限制了學習西方的 廣度與深度。但「中體西用論」終究是支持學習西方的理論基礎，因此在晚清的 改革過程中，「西用」的層面必然會因為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加深而持續的擴大，
進而對「中體」的絕對性產生衝擊，這必然矛盾關係的展現在甲午戰後有了明顯 的發展，也就是以康梁為主的維新變法派的出現。雖然歷史進程的走向是如此，
但在晚清階段，除了康、梁以外的變法思想家，對於「中體」與「西用」之間的 矛盾是否存在著其他可能的發展途徑，依舊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而王韜的人 生經歷與思想轉變的歷程，則或許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二、王韜思想轉折對於「中體西用論」的呼應
王韜的人生經歷與他思想發展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很大的原因來自於他所 經歷過不同文化背景環境之間的巨大差異性，很有可能是遠遠超過於那些與他同 時代的晚清學人，也因此成就了王韜在思想史脈絡上的特殊地位。而在晚清的改 革運動上，王韜更被視為是具有承先啟後地位的思想家，羅香林在《香港與中西 文化之交流》中便認為王韜是康、梁維新派與孫中山革命派等人的重要啟發者：
無王氏於同光之際，致力於中西文化之交流與變法自強之論議，斯未必即 有光緒中葉以還，康梁諸氏變法維新之運動也。無晚清以還國父孫中山之 鼓吹民權與建立民國，亦未必即有四十年來中國之所謂民主與科學之新文 化運動也。128
127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定意識形態的西化理論》，頁224。
128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頁86。
王爾敏也在〈王韜在近代中國之思想先驅地位〉中，分別就「時代變局之覺識」、
「列強現勢與四鄰交親之體認」、「應變方術與世運前瞻」等三方面，來論述王韜 在近代思想史上所具有的先驅性意義。129目前學界的研究也大多肯認王韜在晚清 變法思想史上具有著重要的過渡性意義，就王韜所處的時代來看，「中體西用論」
「列強現勢與四鄰交親之體認」、「應變方術與世運前瞻」等三方面，來論述王韜 在近代思想史上所具有的先驅性意義。129目前學界的研究也大多肯認王韜在晚清 變法思想史上具有著重要的過渡性意義，就王韜所處的時代來看，「中體西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