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人類文化的演變與傳承，不太可能是完全萌發於自身，而往往會受到外在因 素的刺激；而任一文化對外在因素刺激的受容程度，在某方面也顯示了其自身文 化的能動性。就早期的世界文化體系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性是有目共睹，

但中國歷史進程中一直不乏與異文化有所交流的經驗，也說明中國文化面對外來 因素刺激時，一直能保有相當程度的能動性。然而，這樣的歷史進程似乎在晚清 時期出現了變化。回顧歷史，晚清所遇到西方文化之衝擊，遠超乎所有過往歷史 經驗，也是當時傳統士人完全無法想像，而紛紛以前所未有的「變局」加以形容。

在晚清民初之際，中西方之間背景環境差異與過去完全不同，所以晚清知識分子 在面對西方時，也必然會產生多面向態度。歧視、排斥者有之，理性正視、進而 改變者也有之。終究不能否認的是，在晚清歷史進程中，「如何面對西方」成為 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而這個課題所牽涉到之規模與面向，可能超越中國歷史上曾 經有過的異文化交流，甚至可能延續到今日，都還相當重要的課題。事實上「西 方」作為一個重要「他者」的角色，的確從晚清末到現今，依舊是中國文化乃至 於整個東亞文化圈都不得不重視的。

王韜在晚清思想史的重要性

王韜在晚清思想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脈絡中，佔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在過去研究中，王韜即被視為是橫跨中西之間的重要人物。但除此之 外，綜觀王韜一生的經歷，就中國內部來看，王韜更屬於橫跨體制內外的重要思 想家；他一方面較少受到體制內保守勢力的箝制，一方面又能對制度的變遷產生 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此時期的變法思想家中，王韜其人與經歷具有非常重要地位與相當突出的 特殊性。1828 年生於蘇州府長洲縣甫里村(今甪直鎮)的王韜，出身書香門第，其 父王昌桂以通經著名，但無功名在身，僅能以教授私塾為業。王韜自小被父親賦 予厚望，從父讀書打下深厚的中學基礎。1845 年，17 歲的王韜以童試第一名的 成績，考中秀才嶄露頭角，被認為功名在望，但卻在隔年南京省試中落榜，給予 王韜重大打擊。¹1849 年王韜父親去世，迫使王韜接下家中經濟重擔，只有秀才 功名的他無法進入仕途。早前他已經與父親一樣，以授業私塾為生，但此時的他 也無法負擔全家的經濟重擔。這時候一位傳教士捎來了邀請函，原來因父親在上 海開館授徒而結識的外國傳教士麥都思，正在主持墨海書館的翻譯作業，需要一 位中文助手。受到麥都思邀請的王韜，因為經濟因素，決定接下此項工作，進入 墨海書館從事譯書工作。²1845 年到 1850 年這短短的五年，王韜經歷了落第、喪 父與西方傳教士共事三個人生最重要的事件。落第，讓他從此絕緣於官方仕途之 外，成為一個體制外的改革者；因為喪父而加重的經濟負擔，促使王韜遷居上海，

開啟了他接觸西方文化的歷程；透過墨海書館的工作，王韜得以在後來上書太平 軍事件中存活，並再度遷居到香港進一步接受西方文化薰陶，並且有了後來前往 歐洲遊歷生活的機會。王韜的特殊生活經驗，造就了他能夠有超越其所身處時代 的改革思想，如美國學者 Paul Cohen 對於王韜其人有一段相當貼切描述：

人類從得到火車到擁有飛機的時間並不太長，但為了得到火車卻費了幾 千年之久。相對於這個意義而言，由於王韜這一代一隻腳還站在革命前 的中國，其更新的程度就比孫中山更大。因為王韜這一代，也只有這一 代，才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從無火車到有火車的巨大邁進。這些也同樣 適用於王韜和孫中山個人。雖然孫中山代表了革命進程的稍晚階段，在 這個意義上他比王韜要新。但若就他們個人一生所包括的文化變化容量

1 Paul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江蘇：人民 出版社，2003），頁5-6。

2 Paul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頁7-9。

而言，從代際變化的相對觀點（而非累積或展望的觀點）來看，王韜卻 比孫中山要新。³

觀察王韜一生，可以說是由一位中國傳統士人逐漸轉型為近代知識分子的過 程。⁴其思想的起點與他所處時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他前往上海，於墨海 書館與洋人共事逾十年後，王韜本人對於中西文化的交流，依舊表現出了相當保 守的態度。等到他前往香港避難後，他的思想開啟了轉折的歷程。隨著與西方文 化接觸越來越深入，王韜開始表現出了相當積極向西方學習的態度。⁵在他前往 歐洲遊歷回來，親身體驗西方生活後，他的思想有了明顯轉變。他企圖跳脫出傳 統「中體西用論」的限制與矛盾，對中西文化交流，呈現出一種更加積極且進取 的心態。但王韜並沒有因此就拋棄中國傳統文化，反而透過辦報紙與投身教育事 業的方式，希望減少「中學」與「西學」之間的隔閡。比起同時期其他思想家來 說，王韜對於民間的影響力透過他所從事的文化事業而大大的加強了。因此我們 可以說，王韜在「面對西方」這個課題上，相較於同時代的傳統士人或知識分子，

王韜具有非常明顯地「由舊到新」的傾向。

過去學界對王韜思想的研究中，普遍認同王韜是晚清思想中，洋務派向維新 派轉向的過渡性人物，不過似乎對於王韜過渡性地位的定義仍有爭論。有些研究 認為，王韜依舊沒有脫離「中體西用論」的侷限，王韜所提倡的改革依舊沒有針 對中學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所謂「道」的層次。但也有研究認為王韜的改革已經 論及到根本的部分。⁶王韜在中學與西學之間到底採取了甚麼樣的定位？或許仍 然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中體西用論」在英法聯軍到甲午戰後這段期間，作 為早期變法思想的主要立論基礎，同時也是洋務運動推行的一個重要指導性方針，

3 Paul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頁3。

4 林啟彥，〈王韜的中西文化觀〉，收入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 育圖書公司，2000），頁93。

5 林啟彥，〈王韜的中西文化觀〉，頁95-98。

6 在薛化元、汪榮祖兩位學者的研究中，都有類似前者的論點。而張海林與林啟彥兩位學者的 研究則是傾向後者。

所以不可否認的是「中體西用論」帶有非常強烈的官方色彩。而王韜少年失意於 科舉後，便被排除於仕途之外，雖然他曾經想利用上書方式取得官方的重視，但 依舊沒有結果，所以王韜一生可以說是完全處於官方體制之外的社會。但王韜卻 未因此與官方完全斷絕往來，反而隨著著作流傳，王韜在變法派官僚中，一直能 保有一定名聲，李鴻章與曾國藩都有招募他為自身幕僚的意願，說明了王韜的改 革理念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⁷再者，王韜一生從江蘇少年時期開始，到後來的 上海墨海書館工作時期，再到流亡香港並且遊歷歐洲、日本時期，以及最後回到 上海度過餘生，對應了他對西方理解的由淺到深以及對中西文化交流的態度變化，

也說明他是從「中體西用論」為基礎出發，但又能跨越「中體西用論」內在脈絡 制約與矛盾的思想家。

在王韜所身處的晚清時期，王韜游離於體制外，卻又與體制內保持一定聯繫，

又是一位從認識西方到直接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知識分子。這樣特殊的個人經歷，

是王韜能突出於當時知識分子的主因，王韜的特殊性也因此彰顯。所以王韜思想 的轉折，如何呼應並且嘗試解決「中體西用論」內在脈絡的矛盾，在晚清思想史 中便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也對於晚清後期的知識分子在思想脈絡以及面對西方 的態度上，如何從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繼續發展演變到後來的不同分支，如維 新派、革命派等，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此即為本論文主要問題意識所在。

王韜所處時代的思想背景

「中體西用論」的發展與晚清知識分子面對西方的態度演變有密切之關聯性 存在。在 1840 年代鴉片戰爭後，清朝與西方國家的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清朝 官方對於西方國家依舊保持著相當排斥的態度，但隨著條約確立後，以英國為先 鋒的西歐國家，陸陸續續進入中國。面對這樣的情況，早有知識分子注意到天下 大勢正在轉變，必須增進對西方國家的認識，譬如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

7 高美芸，〈王韜及其史學思想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

頁72。

《海國圖志》與徐繼畬的《瀛環志略》等著作，⁸即是在這樣背景下所產生。但 這樣積極的態度卻是屬於少數。對當時清朝來說，鴉片戰爭來得太急也太短，影 響層面限於沿海幾個港口，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並沒有因此而動搖，當然也不會 因此而覺醒，鴉片戰爭的失敗僅僅被視為官員處置不當而已。⁹等到二十年後，

經過英法聯軍與太平天國的內外交攻，清朝才開始意識到當時中國所面臨的艱難 處境，洋務運動得以展開，也是晚清變法的起源。

洋務運動的核心概念，表面上是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提到的「師夷長技 以制夷」。就字面上的意思來看，是學習西方技術，代表著部分知識分子已經意

洋務運動的核心概念，表面上是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提到的「師夷長技 以制夷」。就字面上的意思來看，是學習西方技術，代表著部分知識分子已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