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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變法思想的轉變:1860 年之後洋務運動時期

一、上書太平天國

發生在南方太平天國亂事,與王韜人生歷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更有可能 是影響王韜一生最重要一次事件。1850 年從清朝最南方起事的太平天國,到了 1853 年已經成功佔領南京,建立起地方割據政權,王韜家鄉江蘇也屢遭亂事侵 擾,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處於太平天國政權控制之下。王韜在太平天國起事時 已經來到了墨海書館,但在 1853 年時,上海爆發了小刀會之亂,佔領了上海除 了租界以外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周邊幾個縣市,公開宣稱響應太平天國,願意接受 洪秀全領導,當時身處租界的王韜,生活範圍因此受到了很大限制。王韜對於太 平天國的發展情況相當重視,可以從他與友人往來信件中,看到他常常與友人分 享自身對於太平天國的看法,同時也常表達自身對於清廷在平亂表現上的失望:

〈與醒逋〉

師勞餉竭,上下相蒙,不亟為之圖,後將不可治。吾為天下當去三蟲,一 曰蠹蟲胥吏是也……勸捐勸納,無戶不徵,抽釐加稅無微不至。鑄大錢,

行鈔法,凡可生利者,無不舉行,不可謂無財。然而彈丸小邑,動勞大員,

經畧督撫以得罪者不知凡幾,是在駕馭之無方,節制之無常耳。況乎賊未 至之,先則募勇修埤運,大礮利器械,備之非不至,慮之非不周。迨賊一 至則盡委而去之。則我之所欲用者反為敵用,我之欲用以攻敵者反用以攻 我,此所謂藉寇兵以齎盜糧也。

今賊之守金陵鎮江也,官軍攻之兩載未下。上海偏小之邑耳,兵至二萬,

圍之十有八月而始克。而賊之得我地也,曾不數日,九江至險之門戶,也

一股而踞矣。金陵至堅之城堞也,四日而破矣。凡我所防堵之具守禦之策,

無非為賊經營,我不能有之而賊有之,然後足以守我地,抗我師。74

對王韜來說,朝廷鎮壓太平天國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像是地方官員藉機貪汙,不 戰而逃者的情形,都深深暴露了當時清朝所面臨之危機。1856 年英法聯軍爆發,

1858 年北京一度淪陷,這一場戰事讓王韜對清朝未來感到深深憂慮,他開始積 極向各地官員上書,陳述自己對於時勢的想法,希望能得到重視,但實際功效卻 不大。

另一方面,1860 年太平天國在忠王李秀成的主持下,聲勢又重新鼎盛起來,

對於上海威脅日漸加大;而在太平天國中後期開始掌權的干王洪仁玕,因其過去 在上海的經歷,與傳教士艾約瑟、麥都思皆有來往,因此為了保障上海利益的英 法列強與太平天國雙方之間就在洪仁玕牽線下進行了多次接觸,其中王韜大多皆 有隨行。根據 Cohen 的研究,從王韜日記與傳教士紀錄來看,王韜至少有兩次 與太平天國高層直接接觸,而且他與洪仁玕的認識,更是早在洪仁玕進入太平天 國權力核心以前的 1854 年即有接觸,雙方關係有多密切雖然無法確定,但可以 肯定的是,在基督教會以及英法列強與太平天國的關係尚稱穩定之時,王韜與太 平天國權力高層溝通管道應該是遠比他與清廷地方大員之間的管道來得直接而 且更有影響力。75相較於王韜與太平天國日漸上升的關係,王韜與清廷關係則是 逐漸惡化。前面提過有關王韜向當時清朝地方大員上書情形,其中針對太平天國 部分,王韜主要上書對象是江蘇巡撫徐有壬,分別有〈上徐君青中丞第一書〉、〈上 徐君青中丞第二書〉、〈上徐君青中丞第二書〉、〈與某當事書〉、〈上當事書〉、〈條 陳管見十四條〉、〈畧陳管見十條〉、〈續陳管見十條〉,範圍涵蓋了如何應對太平 軍、如何防守上海,甚至納入了他跟隨傳教士從太平天國佔領區回上海後,對太 平天國情況的分析。也因為王韜對太平天國的熟悉,他所提出策略大多能切中時

74 王韜,《弢園尺牘》,頁83-84。

75 Paul Cohen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頁35。

弊且具有一定之可行性,因此獲得了一個「督辦諸鄉團練」的職銜。76但這樣關 係並沒有維持多久,1860 年 5、6 月,清軍為了扳回對太平軍的劣勢,江蘇巡撫 徐有壬要求上海道台吳煦向外國軍借兵,甚至有不惜代價之議。77王韜在這個提 議中扮演著很重要角色,因為王韜受雇於外國人的背景,使得他成為徐有壬心目 中最好的橋樑人選,但這與王韜向來意見有所衝突。前面提到王韜在中外事務上,

對西方列強一直是抱有強烈警戒意識存在,所以王韜很反對借外國軍隊來平定太 平天國,他認為這會使得西方列強勢力在中國進一步擴大。在前面曾經提到 1859 年時寫給周騰虎的信件中即有明確的表達出來:

說者又謂此迂論也,赭寇之罪,上通於天,假手西人以剪滅之,正可同洩 普天之憤耳。此言實未深觀大勢而熟察全局者也。……西人以其同教,方 且喜之,何肯遽加以兵?果爾入城通問節約,和好而返,此後各國通商番 舶往還,豈無齎送盜糧而以槍炮鉛丸售之者乎?事固必然之勢也,韜方憂 之。即如滬城搆亂十有八月,西人不惟坐視不救,且為寇賊籌畫。78

王韜反對原因除了上述理由以外,還很有可能是因為他明白知道西方列強正透過 教會的管道與太平天國高層進行接觸,希望能確保自身利益,特別是在 1859 年 洪仁玕被任命為干王,雙方溝通管道逐漸確立後,79所以對於太平天國的態度還 保持在中立情況,應當不會同意清朝聯盟要求。80因此王韜拒絕了徐有壬提議,

接下來借兵之事也確實失敗了,隨後太平軍攻陷蘇州,這使得這些地方大員對王 韜有了很大成見,認為王韜阻礙了平亂行動。再加上王韜曾經與太平天國高層有 所接觸之經驗,便開始對王韜與太平天國之間關係有所質疑,對於依舊抱有很高 期望,希望可以在仕途上一展長才的王滔,不啻是一個沉重打擊。

76 析平,《王韜評傳》,頁57。張志春,《王韜年譜》,頁56。

77 析平,《王韜評傳》,頁57。張志春,《王韜年譜》,頁57。

78 王韜著,錢鍾書編,《弢園文新編》,頁192。

79 Paul Cohen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頁34。

80 張志春,《王韜年譜》,頁49。

1862 年春天,清軍在一次戰役獲勝後,搜到了一封署名黃畹的信件,是寫 給太平天國蘇福省官員劉肇鈞,並希望劉再轉交給忠王李秀成。信件內容是有關 於如何在與西方各國保持良好關係下,佔領上海的具體步驟。這封信最後被認為 是由王韜所寫,因此上海官員便著手準備捉拿王韜,而王韜在英國領事麥華陀(麥 都思之子)幫助下,最終成功躲避了清廷追捕,逃到了香港。對於這封信是否為 王韜所寫,學界曾經有過一番爭議。但目前學界公認的答案是肯定的,王韜應該 就是化名黃畹的上書人,至於王韜動機為何?學界也有不同說法,但就先前所述,

比較王韜與清廷及太平天國關係的消長後,對於自己在清廷這方的道路逐漸渺茫,

我們可以合理相信王韜具有動機來寫這封信件,轉向太平天國,實踐他心中改革 理念的可能性存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國政權終究是由中國人所建立,與王韜之 前所表現出來保守意識並沒有直接衝突,而王韜與太平天國之間的共通性可能更 高,因為雙方都帶有部分基督教背景。81所以對王韜來說,太平天國除了並非外 國人建立的政權以外,其所具有的基督教基礎可以讓王韜在墨海書館的工作經歷 與對西方文化見識不再是他的阻礙,反而變成是一大助力。在太平天國的政權下,

王韜看到了發展的可能性,所以在歷經將近十年掙扎後,轉向太平天國政權的決 定,也就不那麼讓人意外了。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王韜自身對於改革理念的決 心,是強大到讓他願意用一生的前途去換取成功的任何可能性。

太平天國上書事件對王韜人生經歷是一重大轉折點,或許比起傭書於墨海書 館更加重要。王韜在墨海書館工作期間的矛盾與掙扎,起源於他雖然遭到傳統官 僚體制排除,但心中卻一直未曾放棄回到體制的可能。而上書太平天國則是一個 相當大的賭注,畢竟一旦事發,便很有可能成為階下囚抑或是生命危險,或許可 以據此看出王韜對自己改革理念及抱負帶有多強烈的使命感。但王韜最終還是失 敗了,雖然免於一死,卻必須遠遁香江,一度甚至拋棄家人,對王韜來說,傳統

81 王韜是否受洗成為基督徒也曾是學界上有爭議的地方,根據Paul Cohen與張海林的研究來 看,王韜應該是基督徒並且有明確參與宗教活動的紀錄存在,但王韜是否為一個虔誠的基督 徒則無法肯定。請參見Paul Cohen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頁21-23。

張海林,《王韜評傳(附容閎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36。

官僚體制的大門已經關上了,在中國境內,王韜從今而後成為了一個被通緝之人,

連過往遊走在體制邊緣的文人身分都無法維持,只能逃難到香港。接下來他必須 在一個異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異文化環境生存下去。對過去面對中西 文化交流事務總保持著保守態度,並且展現出強烈警戒意識的王韜而言,恰恰也 是一個新機會來重新認識西方。

二、流亡香港

王韜在香港生活的安定勢必要歸功於理雅各這位倫敦會傳教士。早在王韜到 達香港之前,理雅各便已經著手於翻譯四書五經等儒家重要經典的工作,而理雅

王韜在香港生活的安定勢必要歸功於理雅各這位倫敦會傳教士。早在王韜到 達香港之前,理雅各便已經著手於翻譯四書五經等儒家重要經典的工作,而理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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