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於中國傳統文化體制的王韜，在根本上繼承了傳統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 化的信仰，也繼承了清中期以來因社會矛盾激發而興起的經世思想，而對於晚清 社會現狀有所不滿，並且也冀望透過傳統學而優則仕的途徑，進入傳統官僚體制 來發揮自身所長。然而科舉應試失敗與父親逝世後的經濟重擔，讓王韜的人生走 上一條與同時代大多數人皆相異的道路，也讓他與西方文化結下了密切的緣分。
來到上海的王韜雖然不斷努力透過各種方式，希望可以回到傳統他所熟悉的體系 中。但在諸多嘗試後皆失敗的王韜，最終選擇用自己人生為賭注的方式，上書太 平天國，也使得他最終必須流亡到香港，進而開啟了前往歐洲的契機。
王韜的思想轉變與他人生經歷有密切關聯性存在，也因此展現了不同面向的 多元性甚至是矛盾性。在上海時期的王韜一方面表現出對中西交流相當保守態度，
一方面也因個人工作因素而與西學有密切接觸，也親身體驗到西方在火藥、醫療 技術上的優勢。此時期的王韜展現了晚清變法思想家的二元性，也就是一方面對 於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信心，同時也對西方技術所展現出的效用與優勢而認 為具有可學習之必要。然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從衝突面展開的，鴉片戰爭的 失敗，使得以魏源為代表的變法思想家，開始警覺到中國需要更積極的改革，也 因此提出了學習西方的口號，但伴隨著學習西方而來，就是要如何看待傳統中學 與西學之間關係的難題。因為與政治秩序密切結合而具有優勢地位的中學與新興 的西學，這兩者的衝突雖然一度透過自馮桂芬而開展出來的「中體西用論」找到 了一個暫時性的平衡點。但雙方的矛盾終究會隨著交流日漸深入而浮上檯面，在 兩者的矛盾當中，王韜以其個人經歷的特殊性所展現出來的思想轉折歷程，或許 找到了一條可能的道路。曾經表現出與「中體西用論」相仿論述的王韜，在上海 時期雖然在中學與西學間展現出互相矛盾的態度，但他對「中體」絕對性的重視 是相當明確的。隨後流亡香港的王韜，雖然被排除在傳統中國之外，但同時也因 此少了更多維護傳統的束縛；香港的發展與進步讓王韜改變了過去對於西學的保
守態度，並開始認為應當積極面對西方國家進入中國的現況。接下來的歐遊經歷 讓王韜對於歐洲國家的社會制度有了最直接的體會，也讓他開始將西學背後所代 表的西方文化視為一個高度成熟的文化體系來看待，也讓他不再堅持「中體」的 絕對性，而是用一種更高的角度來看待中學與西學。從魏源、馮桂芬以及諸多洋 務派的變法思想家，其學習西方的出發點皆是為了解決中國在當時面臨的困境，
也是因為這個前提，使得他們無法繞開「中體西用論」的內在侷限，但王韜改從
「天下大同」的角度來看待學習西方，認為中西之間終究會走向大同，學習西方 不會使得中國自身的傳統消失，王韜試圖透過「天下大同觀」的概念來統合他理 解下的「道」，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來做為他積極提倡學習西方的依據，一 定程度上消解了「中體西用論」中為了維持「中體」的絕對性而產生對於學習西 方的侷限。
我們可以說王韜對西方文化的認識與開放態度是同時代知識分子的佼佼者，
但同時也必須理解到作為先驅者的侷限性在王韜身上也是存在著，王韜雖然具有 在西方社會環境生活的經驗，但他對西方文化的理解也停留在個人生活經驗上，
他體會到西方的進步，卻無法意識到進步的背後存在著那些重要因素，王韜認為 中國只要願意以積極開放的態度來學習西方制度，勢必可以在未來世界大同的局 面中，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這是王韜的侷限所在，但他的人生經歷對於他思想 變化的影響，是我們在觀察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時，一個很重要的個案。
參考書目
黃克武，《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S.Y.Teng and John K.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93-192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二）學位論文
段懷清，〈對異邦文化的不同態度：理雅各[James Legge]與王韜〉，《二十一世 紀》，91 期，台北，2005.10，頁 58-68。
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報》第 64 期（臺 北，2006），頁 131-171。
潘光哲，〈晚清中國士人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創造與轉化──以 蔣敦復與王韜為中心〉，《新史學》第 22 卷第 3 期（臺北，2011），頁 113-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