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理性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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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理性行為理論
理性行為理論由集體行動演進而來，起源於以自利為假設前提之集體 行動理論，以「個體之思考和行為皆係目標理性，唯一試圖獲得的經濟好 處就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之自利主義為假設前提。近期隨著社會資本 各要素概念之融入，以自利主義為假設前提之集體行動理論及理性行為理 論，逐漸由以信任為導向之各派理論取代，透過各種社會資本要素作為突 破集體行動困境之手段。
本研究以理性行為理論、信任理論及互惠理論著手，進行相關文獻之 回顧。藉掌握近期所發展理性行為理論之核心價值，以理行行為由自利假 設進而納入社會資本概念之觀點，探討都市更新集體行動困境之突破。隨 後並回顧信任理論及互惠理論之相關文獻，藉由過往學者所提出之各派論 點，作為本研究實證模型假設之設置或修正依據。
一、 理性行動理論之演進
（一） 自利假設
欲探討都市更新之集體行動困境，須由理性選擇理論著手，理性選擇 之自利假設前提為造成集體行動困境之重要因素。Olson（1965）提出集體 行動的邏輯，將行動者視為獨立、自私的個體，以「個體之思考和行為皆 係目標理性，唯一試圖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為假設 前提。由 Olson（1965）所致力之集體行動研究觀之，認為個體理性無法產 生集體理性的結果，是一種市場失靈的現象，因為個體的貢獻可以被忽略，
而利益是公共的，不論貢獻與否皆可享受該利益，而對於不參與集體行動 之個體，群體卻無法對其利益採取扣留行為，理性、自利（self-interest）的 個體因而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做貢獻，亦不參與集體行動，策略性的理性 使其採取搭便車之行為（free-r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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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選擇模型中的自利，可說是人類最自然真實的描述（Frank, 2003）。
Frank（2003）把人類行為分為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自利模型，個體會為利 益努力，且較願意參與其有決定權及影響力的事務；第二種是當前目標
（present-aim）模型，人們在當下有效率的追逐某個目標，在這模型中，有 些人可能不只為自我利益或回報而付出，而僅為熱情或善心或其他因素；
第三種是適當理性模型（adaptive rationality），假設個體選擇有效率的方式，
去達成他們的目標。Frank（2003）所提出之自利假設，已包含了非利益導
在近代學術界中，囚犯的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是最知名的社會困 境。在囚犯的困境中，對個體而言較好的策略即是反對。如果兩人都採取 合作行為，比兩人都採取反對行為獲利更多，但若自己反對，則不論其他 人反對與否，自己的獲利皆較高。因此造成理性思考下，個體決定採取反 對行為的結果，而導致集體行動的困境。
集體行動理論亦可解釋公共政策之推行困境，Burstein 和 Sausner（2005）
主張與 Olson（1965）相同之理性個體之觀點，透過對集體行動與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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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情況時常不然。集體行動理論起源於上述搭便車行為（Olson , 1965）
及共有資源悲劇（tragedy of commons）（Hardin, 1968），因集體利益之公 共財特性，使個體採取搭便車的行為，而造成了集體行動的困境。都市更 難度（North, 1920），並以社會資本具有「藉由促進協調以提高社會效率 之信任、規範和網絡」功能之觀點，提出以社會資本突破集體行動困境之 各種理論，認為透過與他人不斷聯繫，產生社會網絡、社會關係和信任，
從而形成社會資本（Putnan, 1996；Coleman, 1989），而所形成之社會資本 與「制度」結合，即為 Coleman（1989）所主張之理性選擇理論，這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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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共政策分析以「理性個體因無法將自身由無誘因或懲罰之情況抽離，
而陷於社會困境」為基礎；及民眾間之關係結構已對民主政體之長期發展 產生影響。
由自利導向演進至社會資本（包括信任、規範、互惠…等）導向之集 體行動理論，為集體行動困境突破之重要里程碑，為共有地的悲劇提出解 決之道，亦使理論與現實社會愈趨相近，爾後之相關集體行動之研究，乃 由此觀點延伸，認為信任、互惠、規範…等社會資本因素，將促使集體行 動之達成率漸趨增長。
二、 行為模式
Ostrom（1998）總結過去相關文獻探討之互惠關係（Fehr, Fischbacher and Gichter, 2001）、規範（Aguirre, Wenger and Vigo, 1998）、信任（Berg J.,Dickhaut J. and Mccabe K., 1995；Kahan, 2002）…等議題，提出了第二代 理性行為理論，以社會資本的觀點，探討「名譽」、「信任」及「互惠」
對「合作」之影響（如圖 2-1）：
圖 2-1 第二代理性行為模型架構 資料來源：Ostrom,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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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第一代理性行為理論，第二代理性行為理論與第二代集體行動 理論同樣對於前一代之自利假設提出質疑，並亦以提出社會資本突破集體 行動困境之概念。
第一代集體行動理論以完全理性選擇理論為基礎，人們依自身期望做 出最利之策略決擇；而集體行動理論之後續演進，逐漸將利他、道德感、
信任…等社會資本因素納入考量，這一波學術風潮下，Ostrom（1998）提 出第二代理性行為理論，主張組織和集體選擇規則如何影響利益分配，與 互惠合作之可能性息息相關，而隨後發展之第二代集體行動理論，乃由第 二代理性行為模型演變而來，近期之集體行動理論發展，亦與 Ostrom 所主 張之理性行為模型內涵密不可分，因此，本研究將以該理性行為理論主張 之概念為研究架構基礎，探討都市更新過程之互惠關係促進集體行動合作 之相關議題。
第二代理性行為模型（Ostrom , 1998）探討個體如何藉由建立「名譽」、
「信任」及「互惠」，以幫助克服強烈的短期自利誘因，獲得比理性選擇 更好的結果，並討論如何逐漸灌輸行為規範及設計規則，以支持集體行動，
達成公共利益，並避免共有悲劇。其解釋核心係透過「個體對其他人的信 任」和「其他人在可信賴名譽上的投資」之間的連結，探討「名譽」、「信 任」及「互惠」對合作程度及淨利益之因果關係（如圖 2-1），若最初合作 程度高，個體將更願意相信其他人，且更可能採取互動規範，如此一來，
值得信賴之名譽、信任及互惠關係程度都將會增加。Ostrom（1998）所提 架構為一互惠關聯之因果理論，認為互換約定、增加信任、創造並執行規 範，及發展群體認同，得使溝通更有效率，進而達到促進合作之成果。都 市更新之互動過程中，名譽、信任等因素對雙方互惠關係影響甚鉅，透過 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不斷接觸、溝通，有助於促成互惠互信之結構關係，
進而提升集體行動之達成，基於此觀點，本文後續以 Ostrom（1998）所提 出之第二代理性行為理論，探討都市更新互惠合作之因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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